如何科学证明方案的有效性？

许多援助行业的批评者指出了一些方法论方面的解决途径，包括应用实验工具评估干预措施的效力。在科学知识中，实验处于中心地位已经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现代科学的奠基者，意大利人伽利略·伽利莱（Galileo Galilei）支持了实验方法的使用，并且将调查的科学方法重新定义为归纳探究，而非推理证明。1849年，物理学家迈克尔·法拉第（Michael Faraday）写道：“世间万物但凡遵循自然法则，那么即便它们再美好也都是实在的，实验能够最好地测试对自然法则的遵循。”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也强调了实验科技在农业与生物领域中的重要性。在生物医学领域也是一样，实验方法已经成为评估药物、方案与治疗方法效力的常用手段。该领域内最常见的试验方法是随机对照实验（RCT），这是一种通过在干预组内随机挑选参与者以避免潜在的因果关系的评估方法，干预组包含接受“治疗”的个体，而作为对照，所谓的控制组则不受干预。由于捐助者及其顾问对于使用多种经济手段进行“因果”推理很有兴趣，所以随机实验在发展领域以及更常见的经济、社会研究中应用已经如火如荼。

尽管如今一大批随机对照实验专家在国际发展组织进行实验操作，但最出色的经济学家还是在麻省理工学院。2003年，贾米尔贫困行动实验室（J-PAL）在这里落成，该实验室“汇集了全球抗击贫困行动中使用随机评估来回答批判性政策问题的调查者们”，实验室的领导人是阿巴吉特·维纳雅克·班纳吉（Abhijit Vinayak Banerjee）与埃丝特·迪弗洛（Esther Duflo）——两位终身致力于随机实验与发展影响评估相结合的发展经济学家。他们的著作《贫穷经济学》获得了《金融时报》暨高盛年度商业图书奖，成为被引用次数最高的随机控制实验类文献。该书概括了15年来从全球实施的随机控制实验中产生的证据，强调了发展理论的必要性，这些理论必须“使我们理解穷人有能力实现什么，以及他们在哪些方面需要我们的支持”。诚然，贾米尔贫困行动实验室的调查者们认为“发展政策通常是基于潮流制定的，而随机评估能够使它的制定基础变为实证”。

带着“用硬数据抗击全球贫困”的目标，他们鼓励系统地应用随机控制实验以“产生对该领域内项目或政策真实影响的客观评估”，这样，便能够打破以往的悖论——发展项目每天都在消耗庞大的资源，而我们“仍然无法找到有效抗击贫困的方法”。对于贾米尔贫困行动实验室的调查者们，贫困是不理性行为、不理想经济决策的后果，《贫穷经济学》阐述了“日生活费用低于1美元的生活如何迫使穷人做出值得怀疑的决定——助长而非抗击贫困的决定”，在这方面，调查者主要负责研究贫困人口行为、他们犯的错误以及怎样的援助能够矫正这些错误。

与贾米尔贫困行动实验室密切合作的是智库“扶贫创新行动”（IPA），该智库领先地系统使用随机评估以“确定不同项目的实际影响与成本效益”。不同的是，贾米尔贫困行动实验室更具学术性质，而“扶贫创新行动”在科技援助方面强调实践方法，并且旨在将经验“传递给全球的政策制定者、实践者、投资人与捐赠者”。他们所说的也很大胆，在报告中，他们表示要“资助有效方案”、发掘“高成本效益”解决办法以及进行“精密的评估”。有趣的是，他们指出了一个完美的例子——微型贷款，“人们在发现这个概念奏效的证据前，它就已经激发了巨大的热情与支持力度”，即使这个结论是“基于评价高息债务有用性的双重标准预测得的”。他们基于实证，科学地审视非传统型方案，以确认这些方案是否证实我们预想的概念与期望。

“扶贫创新行动”提出的影响证明倡议具有更高的利益，这个倡议包含了他们遴选出的能够产生预设成果的发展方法，只有当某种干预措施“在至少一种情况下”被测试过、由“科学的精密方法（随机控制实验）”评估过，以及通过“成本效益测试”，它才能够入选这一倡议，并且，一个遴选委员会负责这些措施的科学审查和遴选过程：被指定为“影响获得证明”的想法将被直接进行推广，无须任何附加的操作调查，而被指定为“有待观察”的想法则需要满足附加标准才能够进行推广。这一倡议甚至还有一个专门基金会，该基金会公布反响良好的援助做法，并鼓励投资者们依照这些做法选择捐助目标。影响证明倡议的资助者迪安·卡兰（Dean Karlan）在他最近出版的《不止于美好愿景：新经济是如何解决全球问题的》一书中回顾了援助成本效益争论中的主要阵营以及他们关于发展援助明显无法调和的批评与支持：“我有预感，到最后即使萨克斯和伊斯特利也会在以下观点上达成一致：援助有时奏效，有时失灵。”对于卡兰，关键的问题是：哪种援助才能奏效？其实答案并不在极端情况下，而是在一般情境下就能够找到——针对某一个困难、提出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然后通过测量来检验它是否奏效：这才是消除贫困上“真实的、可测量的并且有意义的成果”。

尽管影响证明倡议的方法很大胆，但他们证明影响的都是传统领域。尽管谈到自己的想法时他们胸有成竹，但是这些想法本身听起来并不怎么具有革新性，似乎都是合理的建议，但这些想法能够解决世界上最古老的社会不公平现象吗？

卡兰和他的同事认同影响证明倡议结合了传统与行为经济学的方法，他们表示，穷人也像所有人一样，“会做出使自己更穷、病得更厉害以及更不幸福的错误决定”，接着他们又开玩笑似地补充道：“如果他们不是这样的话，那么他们早就在向我们这些剩下的人出售自救课程了。”影响证明倡议同贾米尔贫困行动实验室一起，使用硬数据与科学推理来矫正这些错误。用农业来举个例子，如果化肥和“改良”品种（即转基因品种）能够提升作物产量，“不应该有更多的农民在这上面投资吗？”影响证明倡议的调查者在他们的网站上问道。回答是肯定的，但前提是在正确的时间释放正确的刺激因素。这些经济学家凭借心理学与经济学中的拖延症模式“了解到，许多人相比未来的消费更重视当下，他们倾向于拖延有利可赢的投资——即便他们确定自己有投资意愿”。由于农民的拖延症，他们面临着错过“化肥或其他农业投资在一季中可获得利润的时间”的风险。这种内在不稳定性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投资的真正价值，并且也是“为什么商贩要挨家挨户、在一季的丰收后（这个时候农民有更多的钱）马上推销化肥，推销手段诸如限时折扣与免费配送提前付款的化肥等，这样就抵消了拖延症一类的行为倾向”。影响证明倡议采用这一推理过程，鼓励凭证系统的使用与发放智能补贴以“补贴个体下一阶段的预算，像即将来临的种植季补贴，或者为学生发放的返校季补贴”。

卡兰和他同事的观点与最传统的成本效益分析支持者相比并没有很不同。根据以上方法，唯一能够让个体行为变得理性的便是投资凭证、限时补贴与其他形式的资金劝诱。有趣的是，这些说法却与另一位硬数据支持者——咨询顾问布里奇斯潘的研究结果背道而驰，该研究显示的最优实践来自非营利性组织“直接捐赠”（Give Directly）。这个组织获得了2012年“全球影响力奖”，该奖项是谷歌支持企业非营利性行为的一个项目。通过随机对照实验，“直接捐赠”发现帮助人们的最好方式就是直接给钱。“直接捐赠”组织的“严格的方法”使他们至今都不赞同影响证明倡议与贾米尔贫困行动实验室的做法，他们坚持认为，无附加条件的直接捐赠能够改善健康与未来的经济收益，因为穷人愿意在方方面面投资，从给挨饿的孩子的食物到长期资产包括土地、牲畜与房屋。他们认为，穷人十分理智，他们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以及如何得到这些东西，他们不需要发展顾问来帮助自己理性地行动。到底谁才是对的呢？同样的数据难道可以产生相反的结果吗？

有趣的是，尽管影响证明倡议拒绝采纳简单的经济发展方法，但他们的解决办法与第三章中提到的哥本哈根共识中心所提出的解决办法并没有太大不同。哥本哈根共识中心汇集了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用“科技办法”解决全球问题的科研人才。2008年，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组成的哥本哈根共识中心“梦之队”发现，微量营养素干预——用于增加营养摄入的营养强化和补充手段，是改善发展中国家营养不良最有效的投资项目，该项目能够“通过低廉的价格获得巨大的利润”，也与影响证明倡议的某些方案相契合。2012年，哥本哈根共识中心的调查人员表示，每年只需要不到7亿美元“就可以解决全球饥饿问题”。他们的解决方法与影响证明倡议的相似，包括：“营养干预包、增加全球食品产量，以及通过改善沟通与强化化肥市场的竞争来优化其市场功能”。当然他们也注意到“增加全球食品产量是一个奇怪的想法，因为全球范围内食品总是供大于求”，然而他们坚持，“降低食品价格让更多的人负担得起”，以及“为气候变化的恶劣后果做好缓冲工作”。毫不意外地，他们的结论与食品行业的关键企业利益相符合：通过广泛育种提高产量，增强作物对干旱、高温与盐的耐受力，辨别并传播最优良的作物品种以及确保化肥的最佳使用。他们还建议通过短信息向农民发送市场信息（按月计费）以及让农民更方便地得到化肥，比如上门推销。哥本哈根共识中心的经济学家们表示，这些“创新”能够带来高达成本“8.35倍”的收益。(www.xing528.com)

化肥、转基因种子、短信提醒、上门推销：多亏了硬数据的分析方法，哥本哈根共识中心的宏观经济分析才得出了与影响证明倡议在微观个体行为层面所总结的相似的结论。当然，哥本哈根共识中心的调查人员也认可：由于“少数国家掌握了绝大多数氮、磷肥与钾肥的生产”以及“四家龙头企业掌握着整个国家一半以上的产能”，所以“旨在鼓励可持续化肥使用的政策产生了混合后果”。但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他们需要警告政策制定者避免“强制性打破这一垄断产业”，因为这会对产业造成“严重破坏”，并且会“导致规模经济的消失”，除此之外，还会阻碍行业监管，因为强制打破会造成零收益的寻租行为。相反，调查人员建议对将“用于新产能建设的公共投资转向私人部门”，目标是在亚洲与非洲建立两个大型企业集团，总耗资预计约13亿美元，这两所亚洲与非洲的“孟山都公司”将为当地提供化肥与转基因种子，预计净利润约125亿美元。

影响证明倡议与哥本哈根共识中心忙于计算成本效益比率，却未提到许多调查在过去几十年内阐述的一点：市场驱动的对本地农业的破坏是导致当今世界大部分地区“无法保障食品安全”的原因。

印度就是最好的例子，过去印度农民只能依照自然时节种植作物，好时节带来好收成，当季的粮食和种子盈余就用来减轻恶劣年份造成的影响，男男女女依照着自然规律。这也意味着食品生产只停留在满足生存需求上，农民也不为自己致富，因为他们是规定的“穷人”，但是除非有大型自然灾害降临，一般情况下村庄里都有足够的粮食来维持生计。后来，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印度政府开始听取援助专家、发展经济学家与食品公司的建议，决定利用新兴科技扶贫的潜力，于是，印度引进了转基因（GM）种子，将农业从维持生计的活动向大规模生产转型。自那以后，商贩便挨家挨户推销“改良”种，第一批出售或许是像影响证明倡议专家建议的那样，每逢季末——在农民较为富余的时候打折出售。

大规模的广告宣传让农民相信，他们可以花很少的力气生产出更多的粮食，因此，接下来的几十年，整个印度都将天然的作物种子换成了转基因种子，这些转基因种子的专利所有者和出售商都是全球最大的跨国公司之一——孟山都。印度农民寄希望于这些新种子来抵抗多种寄生虫，包括让人堪忧的水腊虫。因为转基因种子无法自然获得而只能在商品市场上买到，所以农民不得不贷款来提前准备好购买种子所需的资金。而在一个银行都厌恶穷人的社会中，许多农民只能接受高利贷者的条件，这往往要求他们转让自己的土地所有权以防欠款不还。这个时候局面便开始急转直下了，由于转基因种子的效果并不理想，其粮食产量相比自然（零成本）手段带来的粮食产量也没有高出多少。于是，农民的处境便更糟糕了，他们意识到自己的收入无法偿还债务、养活家人，同时也不够买下一年耕种的新种。从短期看，成本始终高于利润。意料之内的是，印度这样一个半数以上人口依靠耕种生活的农业国，因其激增的农民自杀率而变得臭名昭著。大多数对印度农民的自杀人数的估计是每年17000人。根据印度国家犯罪记录局的调查，1997至2008年间印度自杀总人数高达199132人。然而这些数据恐怕无法描述悲剧的规模，因为在一开始，只有拥有明确土地所有权的个体才能被“算作”农民，这也就默认地排除了女性农民和租赁土地的农民，而且“农民”这一概念还包含职业农民与偶尔进行农事活动的个体，因此，“这些数据折磨着我们，它们低估了真实的自杀人数，却高估了真实的‘农民人数’”。

这些农民的自杀原因并不是天气灾害、更恶劣的虫害或气候变化的影响，他们的自杀是被沉重债务夺去尊严后的一种极端反应。雪上加霜的是，他们还失去了获得社会地位与收入的唯一来源：土地。并且，农民人数的减少并不只是由于自杀，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抛弃了村庄而迁移向城市寻找立足之处，沦为印度城区庞大贫民窟的一员。最后，农民自杀、土地剥削与种子商品化都成了公共资产私有化过程的组成部分，而这一过程却被夸大为印度从落后国家转型成为世界引擎的前提条件。

2003年，英国最大的专业工程协会机械工程师学会的报告显示，全球三分之一的食物（约20亿吨）“从未上过人们的餐桌”，这些食物由于“市场与消费浪费”被直接浪费掉了。这一现象在工业化程度较低的国家尤为广泛，在这些国家，当地社区被土地所有权制度与农业商业化夺去了土地和粮食。而在所谓的发达国家，市场导向下的食品浪费非常普遍，大型超市惯例上不接受任何“不符合具体市场标准的——如体积与外形不达标的食用果蔬”。在英国，由于这样的现象，高达30%的食物都被浪费了，而在全球范围内，最大的零售商“以这样的方式每年浪费高达160万吨的食物”。而且，市场策略与营销手段鼓励消费者过度消费，于是便导致了家庭浪费：在发达国家每个消费者会将其购买的30%～50%的商品丢弃掉。机械工程师学会总结道，控制与减少浪费“远超出了个体农民、商贩与消费者的能力范围，因为那是由市场规律决定的”。

于是，不可避免的问题便是：随机实验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显示以上事实？实验方法与成本效益分析又能够多大程度上暴露这一导致贫穷的深刻动态？如果新的经济革命真的能够解决全球问题，那么在一个由权力动态和失败的制度所主导的社会中，问题的解决不应该从调查对象的重新布局开始吗？恰恰相反，强调实证正导致援助行业更加依赖技术治国手段与短期收益。《可怜的数据》一书的作者莫滕·杰尔文（Morten Jerven）指出：“在实验环境下研究这些问题也许会误导学者与政策制定者们，说不定，最重要的其实是政治经济与实验之间的差别而非相似之处。”该书阐述了数据如何误导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制定，以及随机实验无法暴露出社会生活当中的“政治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