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自然价值的数据化衡量演变

2007年，八国集团首脑会议在德国的海利根达姆举行。其中，他们签署了环境部长提交的一项提案，即“启动分析生物多样性的全球经济利益、生物多样性损失的代价以及不采取保护措施与有效保护的成本之间的对比”。他们希望通过无可争辩的数据，对环境治理目标进行清晰、合理的成本效益分析，以反映出准确的价格。不是概念，不是通用的目标，而是以市场价值形式出现的粗略统计数据，将会更容易融入经济计划，并引起社会对经济增长的广泛关注。这一举措促成了欧盟委员会和德国政府就“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经济学”（通常被简称为TEEB）的协调研究，对货币估值技术进行了整理，以便定义一个通用的政策应用框架。项目报告在介绍中承认了研究任务的复杂性和重要性：

我们仍然在努力寻找“自然的价值”。对于我们来说，自然每天都能创造出无数价值，但它们大多绕过市场，躲开定价，不被估量。我们渐渐发现，这种估值不足是造成生态系统退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根本原因。

随着对自然资本估值兴趣的增加，有更多机构加入进来。2010年，世界银行发起制定了一项合作机制“财富核算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WAVES），这是一项全球性伙伴关系，旨在就衡量自然资源经济价值的一般方法达成共识。该机制的主要目标是“确保自然资源纳入用于衡量和规划经济增长的国民经济核算的发展规划，以促进可持续发展”。它特别着重于建立公共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协同关系，将对自然资本的估量纳入企业领域的战略选择。世界银行对自然资本的核算建立在其长达十年对“总财富值”的新测算上，这些新方法受到了“古典经济学家观点”的启发，“他们将土地、劳动力和生产性资本视为生产的主要因素”。这些研究中使用的关键指标之一就是所谓的调整后净储蓄，更被广泛称为真实储蓄，它通过考察国家提供的未来资源，来测定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联合国提出的包容性财富指数等财富总指标能够区分生产资本（包括机械、设备、基础设施和城市用地）、自然资本（包括土地资源、森林和地下资产）以及无形资本（包括人力资本、机构质量与治理等一系列资产）。在题为《国家财富在哪里？衡量21世纪的资本》的报告中，世界银行宣称，“在较贫穷的国家，自然资本比生产资本更重要”，因此，他们认为对自然资源的细心管理应该成为发展战略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特别是，这些国家中最贫穷家庭往往最依赖自然资源”。然而，必须强调的是，这些类型的指标采用的是“弱”可持续性方法，这种方法认为，自然资源的消耗可以通过其他领域的等效投资抵消。因此，为建造幼儿园而拆除一个公园会产生“完美的平衡”，这对可持续发展没有负面影响，或者说，在经济方面，这么做对于后代的净机会成本等于零。在这种核算模式中，我们从自然中拿走的东西会由我们在人类发展中的投资而重新平衡。

然而，直到2012年，联合国统计委员会才通过了第一个自然资本估值的国际标准：环境经济核算体系（SEEA）。SEEA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国民账户体系的修订，当时世界政治和经济舞台上的历史性变化（从冷战结束到全球化市场的增长）使联合国对会计准则进行了重要修订，并于1993年发布了新准则。当时，联合国审查人员拒绝了彻底修改国内生产总值的要求，因为他们不愿在国民账户中增加更多估算数据。他们批评环保倡导者试图将“规范性措施”强加于经济表现的计算中。同时，他们也坚持认为，由于自然资源并不是从大自然“购买”的，无论其估价如何，都难免是武断的，且具有争议性。因此，不做估值反而比扭曲地估值更好。他们将自然资源损耗与人造资产贬值进行了区分：和前者不同，后者指的商品消费，其生产已经在体系中做出充分考虑。联合国统计人员并不承认自然是生产的一个要素（符合主流的新古典主义经济思想），因此传统的国民账户不适合进行环境核算。出于同样的原因，2008年的下一轮改革放弃了将自然资本损耗纳入国民账户考虑的可能性。这次修订过程再次肯定了这样一个原则，即将一项活动视为生产活动的“必要条件”是“它必须在一些机构的授权、控制和负责的基础上进行，而这些机构对其生产的产品拥有所有权”。例如，由于没有专有机构管理公海鱼类的自然生长过程，鱼也不属于任何组织或公司，所以不受国际配额限制的公海鱼类生长不算作生产。相比之下，养鱼场鱼类的增长则视为一个生产过程，会加入国内生产总值的计算中。另外，“野生、未开垦的森林、野果或浆果的自然生长”也被排除在生产之外，而“作为作物、木材或其他用途的树木”，其计算方式与一年生作物的生长相同。同样，“对野生森林中树木的蓄意砍伐”以及“野果、浆果或木材的采集”都被视为生产。按照相同的逻辑，“降雨和水沿天然河道的流动”不是生产过程，而“在水库或水坝中蓄水，以及将水源从某地输送或运送至另一个地方”都会对国民收入构成正增长。

当在官方GDP统计数据中减去自然资本消耗的过程遇到来自联合国统计人员的阻力时，更简便的方法是将其纳入卫星账户系统，同时进行一系列计算，其中包括对非正式部门、旅游业（在GDP账户中只进行少量统计）和无偿工作指标的衡量。正是在这个领域，SEEA才被开发为一种互补的账户体系。它为评估的标准化提供了一个总体框架，用以处理经济和环境之间物质和能源的直接物理流动、环境资产的存量，以及与环境有关的经济交易。如图4-1所示，SEEA将自然资本和生态系统视为生产要素，并衡量其对具体经济活动的贡献。环境经济核算体系以其语言、概念框架和方法论，通过将GDP核算延伸至评估自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反映其逻辑性。

(www.xing528.com)

图4-1自然对经济的贡献概念化

资料来源：联合国统计委员会等。

由于SEEA关注的是，直接使用环境资产作为经济的自然投入所带来的物质利益，所以它并不是一个综合的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框架。SEEA仅为国民收入统计资产范围内的可再生和不可再生自然资源以及土地的估值提供“指导”，这些估值也会反映在GDP上。它的目的不是衡量自然资产或是超出传统国民账户体系的相关存量和流量。在撰写本文时，联合国仍然在对生态系统评估方法的制定进行讨论。他们计划发表一份关于“实验性生态系统账户”的报告，该报告将涉及对全人类物质和非物质（以及直接和间接）利益的衡量。然而他们澄清道，这种衡量“并非一种统计标准，但它会对使用系统方法测量生态系统的现状进行连贯一致的概述”。

在SEEA中，估值范围仅限于经济主体。在有明确生产和财产边界的GDP账户基础上，SEEA仅衡量经济所有者获得的收益，经济所有者指“有权通过其所承担的相关风险享有经济活动过程中资产使用带来的利益的机构单位”。就环境资产而言，这种利益以“销售自然资源和培育生物资源的营业盈余”形式记录，租金以“许可使用或开采自然资源”来赚取，或当环境资产被出售（例如出售土地）时，以“净收入”（即不包括交易费用）的形式表现。当这种“交易”不存在市场价格时，价值评估必须基于概念假设和数值模型，SEEA为此提出了一系列建议。一种方法是，只要有可能，就应该通过直接观察在实际市场上交易的资产价格，对未交易的类似资产进行定价。例如，土地、木材和矿物的销售信息可以用于估算尚未销售的类似商品的价值。另一种方法是着眼于重置成本，特别是对于不能或一般不进行交易的自然资产。根据这种方法，自然资产的价值相当于等价新资产的当前收购价格，扣除其折旧。就像二手车的价格相当于新车的成本减去其使用周期和里程中的贬值一样，“可以运用这一方法估算属于固定资产的培育生物资源的存量价值，例如果园的价值”。

当这两种方法都不能使用时（比方说没有相关的市场交易或收购价格），SEEA建议采用一种从数学上看来更复杂（但基本上会规避）的方法，它将自然流量的价格作为未来收益折现值的基础，正如我们在第三章中已经提到的传统成本效益分析一样。未来回报的折现价值通常被称为净现值（NPV），“使用资产将来的预计开采速度和它的预计价格，生成一个预计回报的时间序列”。按照传统的经济思想，即假定现在获得的回报高于将来获得的回报，预期回报流会被折现，以反映“买方准备为当期资产支付的价值”。此外，为了确保估价符合一般市场价格概念，联合国统计人员建议自然资本的审计员使用与生产资产假定回报率相等的市场折现率。对于净现值方法来说，实际上，没有预期回报的资产在经济上就没有价值。然而，由于预期回报在定义上仅仅是由估计和推测得出的，而非实际观察得出，从而使整个论证由统计核算（常常被描述为现有数据的中立性集合）转变为财务分析（这属于价值判断和风险评估领域）。但SEEA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编写的，作者已经意识到，“金融市场可能不够发达，不能提供这些特定回报率的可靠估值”。因此，在看上去更像是基于举例证据而非可靠经济分析的政策建议上，他们建议使用真实回报率，比方说“政府债券利率”。他们认为，拥有自然资源所产生的投资回报应该大致相当于主权债券的回报。显然，该报告一定是在2011年发达经济体经历主权债券降级之前编写的。

除了这些模型的表面中立外，联合国统计委员会也认识到，所有这些方法都是有问题的，并且基本上是主观的。它也承认，该框架有意地避免了用价值计量“今世后代可能获得的所有收益”，所以并不采用“可能被视为环境资产的社会估价的东西”。另外，它关注的是特定的财产边界和对经济的直接投入，而忽略了自然资本对社会更广泛的影响。联合国统计人员认为，更好的方法是在环境资产评估中应用“社会折现率”，而非市场折现率，因为前者反映了“对整个社会广泛的长期价值”，而后者的计算“单纯依赖它们对当下利用者的价值”。因此，他们得出结论，支持使用社会折现率的一个主要观点是，它们“相对来说更重视未来世代的收入”，而使用市场折现率得出的净现值估值“不重视未来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