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量不可测：数据将自然与金融联系起来

HOW NUMBERS RULE THE WORLD

THE USE AND ABUSE OF STATISTICS IN GLOBAL POLITICS

“衡量无法衡量的东西是荒谬的，只不过是一种从先入的概念进而导出预定结论的手段而已。不过，逻辑上的荒谬还不是这种做法的最大缺陷，更严重的和对文明起破坏作用的是妄认为每件东西都有价格，也就是妄认为金钱是一切价值中价值最高的。”

——E.F.舒马赫

《小的是美好的：一本把人当回事的经济学著作》，1973年

“事物唯一的共同衡量标准是金钱。”

——杰里米·边沁(www.xing528.com)

功利主义哲学家、经济学家

经济推理和市场手段的传播并不局限于争议性的减缓气候变化领域。它已经成为我们与整个大自然相处的主导趋势。过去几年里，非市场现象货币化的方法在两个领域里出现了意外而空前的增长：自然资本和生态系统服务。这两个核算领域的区别相当虚假。对它的一种描述是，自然资本核算旨在衡量常规经济过程（以GDP衡量）中环境“资本”的消耗，而生态系统核算试图衡量一般自然服务的经济价值。作为一个经济研究领域，自然资本/生态系统核算已经出现在评估人类经济体系与自然之间复杂相互作用的需要之上，后者经常为人类提供必要服务，却不在产权和市场动力学的架构内。

正如我们在第一章中看到的那样，国内生产总值所依据的国民收入账户忽视了一些非市场商品的经济价值，包括无报酬的工作、礼物经济、各种形式的“产消合一”（即人们生产自己的消费品）以及自然资源。批评者指出，经济表现的官方衡量指标将自然资源视为可支配收入，但它们实际上应该被视为不可再生的资本，如果经济增长的过程继续下去，自然资源必须予以补充。他们的论点是，如果大自然需要被正确地评估，并纳入经济表现的计算中，我们必须认识到其贡献对经济福利起到的决定作用。这种认知会导致完全不同的宏观经济政策，环境保护就会在其中占据中心位置。考虑到这种情况，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绩效指标领域的先驱们一直在研究制定“真正进步”的衡量方式和“绿色”会计制度。他们已经采取了各种方法，来将经济过程中消耗的自然不可再生资源的价值纳入考虑范围，以便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扣除这些数值，就像将资本消耗从国内产品的“净”估值中减去一样。1992年，美国经济分析局开始研究一系列卫星账户^[1]，以捕捉地下矿产资源的经济影响。然而两年后，美国政府停止了这一举措，因为他们的一些发现遭到了采掘业的攻击，他们还被要求进行外部评估。一个由威廉·诺德豪斯担任主席的高级小组对此作出总结，认为衡量自然资源和环境是“一项重要的目标”，该小组由国民收入核算领域一些最著名的专家组成，其中还包括了罗伯特·艾斯纳（Robert Eisner），他曾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总收入”账户制。在该小组1999年发表的题为《自然的数据》的最终报告中，他们建议采取分阶段的方法，主要侧重于建立森林账户，然后转向农业资产、渔业和水资源。尽管如此，他们也认识到了开发这些新账户所涉及的方法性挑战：“该过程将需要解决重要的概念性问题，制定合适的物理测量法，并对相关流量和存量进行估值”。

总的来说，这些核算制度旨在实现双重目标：一方面是考虑到自然资源和其他环境服务的不可持续消耗带来的收入，对国民经济核算的国际体系进行改革；另一方面是要提供关于自然生态系统经济价值的信息，以强调大自然对人类福祉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正如经济学家西蒙·希克斯（Simon Hicks）在20世纪40年代所说的，任何对收入的衡量，测量的都应该是个人（或社会）在不损害未来消费能力的情况下创造财富的能力。但是，如果目前的收入衡量标准主要基于不可再生的生态系统资源的不断消耗，那么从长远来看，这种模式是无法持续的。罗伯特·雷佩托（Robert Repetto）和他的团队在1989年进行了关于如何将自然资源纳入国民收入账户的初步研究，用他们的话来说，“一个国家可能会耗尽矿产资源、砍伐森林、侵蚀土壤、污染地下蓄水层、过度狩猎野生动物、破坏渔业资源，但是，虽然这些资源消失了，对收入的估量却不会受到影响”。根据2013年一项衡量世界真正进步的研究，全球GDP增长与1978年以前人类福利的总体改善息息相关。在那之后，经济增长（总体水平）导致了人类、社会和自然均衡的恶化。

自然资本能体现在人类福祉的很多种方面，而官方GDP统计数据却经常忽略这一点。自然资本产出的物品能在市场上流通，就像农业部门的大多数产品一样。它还产出有助于经济增长和人类福祉的生态服务和便利设施，例如供水、土壤施肥、授粉等，但这些都不是通过市场引导的（例如自然为我们提供水源是完全免费的）。同时，也有经济过程会对人类福利和自然资本都产生负面影响。废物的产生、污染和有害物质富集都是经济增长带来的后果，它们对环境不利，对人体有害。由于人类福利不仅仅只是对经济产品和服务的消费，自然界所发挥的基本作用确实不能忽视。但是，大自然可以被定价吗？定价的过程中会出现哪些固有的方法和概念性问题？会不会有其他的政治议程隐藏在这样一种表面良性，为自然“估价”的尝试中呢？本章着眼于数据如何影响全球关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辩论。我们会讨论到将自然转化为数据的关键方法的历史性演变，并剖析现有方法的优缺点。由于本书主要关注数据在治理中的社会作用，本章认为自然资本核算和生态系统服务领域的这些新趋势有可能会失控。鉴于投资银行、私人审计师和各种各样的咨询公司会对这些新的“市场”产生兴趣，因此存在这样一种严重风险，那就是一开始出于好意的工作（如为自然“定价”以更好地保护它）实际上可能会导致世界自然奇观的金融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