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成为干扰源：重点解决方案

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和补偿机制都表明，现实情况与支撑市场政策的数据大不相同。与之照映的是，信用评级机构、权力地位、信息不对称和利益冲突方面这种情况的例子在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强大的公司利益影响游戏规则的能力是社会其他部门无法比拟的，无论是公共利益团体还是非政府组织。可再生能源公司的崛起也还没有改变化石燃料行业的市场主导地位。据“透明国际”组织透露，2009年美国石油和天然气公司的游说投资超过了清洁能源行业八倍。在欧盟，企业集团的政策立场重要性大大超过了环保集团。就像金融部门一样，新的碳市场也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差错，包括欺诈和犯罪活动。一些分析师估计，到2020年，减缓全球气候变化的总投资将达到7000亿美元的惊人数值，预计每年的公共投资至少为2500亿美元。在这样一个巨大的金融市场上，也会包含非常高的违法风险，特别是由于“许多气候问题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和新颖性”，包括当“测量碳补偿环境保全的工具相对未经检验”时，“对森林的界定或者对额外性的确定”都有很大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和新颖性。

带动气候变化否认主义的各种角色已经由各种动机激发。可以说，化石燃料工业的主要目标是通过指导政策议程来抓住权力。通过向政策制定者提供及时的反证，石油和煤炭联合企业在为大部分竞选活动提供资金的同时，实际上已经挟持了美国的政治制度，同时将其触手伸向世界其他地区。如今，从中国到俄罗斯，到巴西，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免于化石燃料产业带来的巨大压力。对于这个强大的企业联合体来说，任何对环境法规的延迟（或阻碍）都意味着长期的特权和优势。对于持怀疑态度的科学家来说，在资金和声望方面他们已经获得了回报。当关于气候问题的争议随时间不断增多，这些非正统的“专家”大部分都享有了前所未有的媒体曝光度。他们的论文、书籍和电影[例如电影纪录片《冷静一点》（Cool It），包含了隆伯格的大量观点]开始受到广泛的受众群体的欢迎。当你得到世界上最强大和最富有的公司的支持时，反对主流变成了一件非常值得做的事情。气候变化的倡导者在集体科学研究的海洋中畅游，因为他们的个人贡献只是一个巨大拼图中的一小块，这使得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并不为人所知，而反对派人士却能在一个逆向宣传的小池塘中享受舒适的位置。在一个正常的世界里，怀疑主义应该被放逐到文化古玩店，就像曾经的神创论和“否认大屠杀”一样。但是，当期刊、报纸和电视都开始陷入争议陷阱时，池塘升格成了海洋。两派人士拥有着相同的曝光时长和接近公众的机会。这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利益，曝光度可以转化为薪金支票、演讲费和版税。并且，在市场化的学术界，名声能直接让你拥有一份顶尖大学的工作。

邓拉普和麦克里特坚持认为，不要在意这些团体和个人背后的各种动机，“是对政府监管力量的共同反对，将他们团结在了一起”。虽然反对派科学家的主张总是会随着时间演变，但“不需要监管”的主旨始终保持不变：“对自由市场的坚定保证和对政府监管的鄙夷，反映出保守的政治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在否认气候变化的团体里几乎是普遍的”。

功利主义推理一直是他们最有力的武器。尽管他们的科学主张（例如气候变化是一种骗局，它不是由人类造成的，对地球来说可能并不是那么糟糕）一次又一次被证明是错误的，他们的计量经济模型仍然成为气候变化经济学的主流。成本效益分析和基于市场的方法手段现在是环境政策制定的奠基支柱；贴现是公认的边际效用货币化方法；碳交易被广泛认为是对气候变化最具成本效益的回应。环境会计已经成为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新兴产业，补偿计划在越来越多的工业化国家迅速兴起。数以千计的公司（以及数百万善意的人）每天都会购买和出售碳信用额度。谁是这些新兴金融市场的主要受益者？主要是化石燃料公司和银行，这些为全球气候和金融危机负责的机构。污染工业通过排污权交易（主要在“主张进步的”欧洲）获得了意外收益，而投资和商业银行负责了大多数（如果并非全部）现有交易设施的设计。与此同时，当全球的公共机构处于前所未有的财务困境时，碳信用额暴跌至离谱的价格，给政府带来了巨大的税收损失，并产生了对额外公共资源的需求（达到一种“碳救助”的形式）。

有人认为，这至少会有助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这其中仍然包括了许多疑问，因为会计体系相对粗略，最终容易引起争议。例如，国际能源署（IEA）等国际机构公布的数据是由污染行业（如石油、煤炭和天然气公司，水泥公司，建筑行业，制造业等）收集的，作为其碳排放报告要求的一部分，这会引起大家对最终数据准确性和有效性的怀疑。无论如何，根据全球大气研究排放数据库，过去十年来全球大气变暖的主要原因正是二氧化碳持续增长的排放。在2012年（根据撰写本文时提供的最新报告），全球二氧化碳排放增长了3%，“达到了340亿吨的历史新高”。据估计，目前大气中“由于人类活动累计排放的”二氧化碳总量达到了4200亿吨。(www.xing528.com)

成本效益分析的表面中立性隐藏了一个重要的潜在事实。尽管经济推理倾向于对所有成本做平等分配，但在现实生活中，这并不一定是正确的。成本花费在社会上并不是均匀分布的。一般来说，人们会认为按比例分配成本的决策是公平的。但在某些情况下，将成本只集中在某些类别的费用上可能更合适。在选择负担成本的两种方法时，如何对成本进行分配可能比整体花费量更为重要。例如，社会可以合理地选择一个比较昂贵的治理方案，其花费能进行平均分配（就比例性和功能性而言），而非选择一个便宜但会被认为不公平的方案。如果某些行业从传统意义上和竞争优势中受益更多，那么要求它们承担向低碳（或理想情况下的无碳）经济转化的大部分花费是公平合理的。而相比之下，成本效益分析则统一分摊社会成本，最终更强调采用“最便宜”的替代方案。这种推理模式总会为商业提供更多回报。

就像大多数交易计划一样，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可能是目前最具成本效益的选择。但这种成本效益是对谁而言的呢？当然是化石燃料工业：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该体系导致了公共资源向私营部门的再分配。但是，对于公民来说，该体系是否同样能表现出成本效益呢？可能并不会。因为大多数的能源公司只会向其客户的能源账单收取更高费用，以购买排放许可。虽然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在商业层面产生了相当大优势，却对日常预算产生了负面影响。

在环境治理理念的斗争中，怀疑论者最终获得了胜利。他们的成本效益分析把所有事情都转化为了数据，数据又转变为价格，能对我们的社会产生长期影响。这对国际社会来说是一种危险的干扰，它会导致世界陷入市场霸权和生态崩溃的恶性循环。尽管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就存在人类行为造成气候变化的证据（以及20世纪80年代后期形成的科学共识），世界还是一直在等待。等待经济学的手段，会计师的测量，以及审计师的查证。但是，我们似乎遗忘了，这种情况并不遵循经济模型，而且，更重要的是，并不能在审计师的检查表单内进行批准。

本章集中讨论了数据如何为缓解气候变化的市场化方法铺平道路，我们在下一章中将深入探讨环境治理的另一个关键部分，即自然资本和生态系统服务的估值。这两个方面确实是密切相关的。我们可能会说，如果气候变化的市场化现在已经通过排放权交易和补偿成为现实，那么为保护自然而引入类似的“市场”可能会最终导致自然世界的金融化。与碳市场的一样，数据模型会让我们觉得，可以为任何东西定价。但是在试图为自然定价时，即使我们真正的意图是要保护自然，我们这一代人也正踏上了由投机市场、投资企业和私人审计公司组成的危险地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