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门事件：揭露气候数据扭曲真相

从《京都议定书》通过到全球经济危机爆发的这些年，气候变化在国际政治中始终处于中心地位。尽管怀疑论者试图说服大众，科学并不具有决定性，全球各国政府和政治领导人仍为此召开了一系列高级别峰会，并不断作出相关承诺。2007年，IPCC与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Al Gore）共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他当时是积极改善全球变暖危机的行动者之一。由环保联盟发起全球运动激励了各大洲的数百万人。奥巴马的成功当选，加之国会两院中的绝大多数民主党人，似乎在向全世界保证，在美国近二十年反对任何形式的国际合作后，终于准备好承诺缔结一项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条约。与此同时，世界各国正在对一项新的条约进行谈判，以取代《京都议定书》，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准备2009年12月将在哥本哈根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然后，就发生了“气候门”事件，它为气候科学家证明地球变暖提出的一些数据是否成立蒙上了一层阴影。由于大多数政策和经济分析（包括“斯特恩报告”）都依赖于气候科学家提供的数据，这无疑给怀疑论者提供了一个极佳的途径来抹黑所有预测的来源并引起公众注意。

在菲尔·琼斯（Phil Jones）学术生涯的大部分时间中，他都是一位高产但无名的气候科学家。自1998年来，他一直担任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气候研究中心主任。琼斯与英国国家气象局密切合作，从全球数以千计的气象站收集信息。他负责所谓的仪器温度记录，也就是几百年来全球陆地表面和海洋温度波动的时间序列。2001年，他对地球温度的研究在IPCC第三次评估报告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之后在2007年，他的工作对第四次评估报告的结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该报告指出，“气候系统的变暖是非常明确的”，以及“自20世纪中叶以来，全球平均气温升高的大部分原因来自于由人类活动引起的温室气体浓度增大”。

几乎是一夜之间，琼斯本来平静的生活被一场全球性的丑闻压垮了。2009年11月，气候研究小组的服务器遭到黑客攻击，数千封电子邮件和文件被盗。被黑客窃取的信息被发送到了一些气候怀疑论者的网站，其中包括“气候监测”网（Climate Audit）。它可以说是气候领域最著名的持不同观点的博客之一，由加拿大数学家、前矿业顾问史蒂夫·麦金太尔（Steve McIntyre）建立。麦金太尔与竞争企业协会——一个长期以来对官方全球温度数据的有效性提出质疑的智库——有密切联系。随后，琼斯的私人通信被仔细检查，并在互联网上广泛传播。在数以千计的网站和社交网络上都可以看到文件内容，最后，媒体宣布了这一消息。

不夸张地说，琼斯的电子邮件显得十分尴尬。在一些邮件中，他经常要求合作者和同事避免把他们的数据公开，以免被对手利用。这显然违反了科学的开放性和英国的信息自由法，而设置该法律本来是为了给热爱科学的人提供研究机会。琼斯为麦金太尔和其合作者，经济学家罗斯·麦基特里克（Ross McKitrick）多年来对他数据的关注而感到痛心，“如果他们知道现在英国有信息自由法，我想我会删除这些文件，不会发给任何人”。其他信息还显示了气候科学家的合谋，他们“向发表质疑气候科学共识文章的期刊编辑施压”，会在IPCC官方报告中剔除一些更重要的分析，“即使我们因此必须重新定义同行评审”。琼斯的副手基思·布里法（Keith Briffa）在一封电子邮件中承认，他“一直在努力平衡科学与IPCC的需求，而这些需求并不总是相同的”。

当皇家气象学会要求所有期刊作者公布数据时，他们对其展开了投诉。琼斯威胁道，不会再向“任何皇家气象学会的期刊投递论文”。在2009年1月3日的一封电子邮件中，气候研究所的迈克·麦克拉肯（Mike McCracken）提出担忧，认为有关地球温度升高的预测可能是错误的。他建议考虑提出一个备用计划，比方说，提出硫酸盐会导致全球降温，“否则，怀疑论者的言论将压倒我们——世界真的正在变冷，我们的模型一点儿都不好，等等。而美国正准备严肃对待这个问题”。

从负责更新研究小组数据集的研究员、程序员伊恩·哈里斯（Ian Harris）保存的期刊中检索到的内容更让人吃惊。哈里斯在所谓的“自述文件”中指出，有些弱化统计相关性的案例存在缺失：“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好吧，没有‘假设’，我可以自己弥补。简直完美”。他还哀叹了“数据库令人绝望的状态”，其中“没有统一的数据完整性，它只是一个人们一发现了论点就往里添加的论点目录”。他总结道：

你无法想象这会让我付出多大的代价——事实上，我是在让运营者分配虚假的世界气象组织（WMO）代码！！但在这种情况下还会发生什么呢？他们会特别处理可疑出处的“主”数据库（呃，他们都是，而且会一直这样做）。

然而，让步意图最明显的信息，是由琼斯自己发出的。迈克尔·曼（Michael Mann）、雷蒙德·布拉德利（Raymond Bradley）和马尔科姆·休斯（Malcolm Hughes）三人于1998年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分析全球温度模式的论文。在琼斯与三人的交谈中，他自夸了对一些方法性“技巧”的使用，以掩盖前五十年的温度下降。琼斯、曼和同事们都认为，这些陈述脱离了上下文背景，在很大程度上被曲解了。然而，琼斯的坦白引起了人们对气候变化辩论中最受欢迎的标志的怀疑，即所谓的“曲棍球杆曲线”。由曼和他的同事们研究得出的“曲棍球杆曲线”显示了过去六个世纪地球的平均气温，他们通过仪器收集数据并绘制图线，反对基于古树年轮宽度产生的图像重构，以代表过去的温度变化史。根据他们的计算，在19世纪末之前，全球气温几乎没有变化。然后，在20世纪，气温数据开始上升，这也导致了图线的急剧上升，就像曲棍球球棍面一般。对于许多人，不仅仅是科学界人士来说，这张曲线图都能非常直观地表明，自从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确实已经改变了曾经稳定的气候模式。

这正是气候怀疑论者一直在等待的。在他们看来，这证明了气候学家一直在修补他们的数据，以显示地球气温的上升，众多批评者对此结果展开了大量争论。其中就包括怀疑论者大本营乔治·C·马歇尔研究所的创始主席，颇具影响力的弗雷德里克·塞茨。他在1996年的《华尔街日报》社论中严厉批评了IPCC的报告，并断言，“我在美国科学界的六十多年中，从未目睹过同行评审出现如此令人恐慌的舞弊现象”。怀疑论者认为，所谓的“黑客”其实是一位内部人士，他对研究小组采用的方法感到不满，决定揭发这一切。麦金太尔和麦基特里克写了大量论文质疑曲棍球杆曲线和“20世纪地球历经了惊人高温”结论的正确性，因为“气候门”事件的发生，他们更觉得自己的质疑是有据可循的。(www.xing528.com)

几天之后，琼斯的邮箱遭到了辱骂性邮件的猛攻，其中有一些甚至威胁了他和他家人的生活。在窘迫和烦扰中，琼斯辞去了研究中心的工作。在接受《星期日泰晤士报》的采访时，他承认，自己曾考虑过自杀。调查小组启动了几次官方调查。其中最重要的是由英国下议院科学与技术委员会进行的，该调查得出的结论为，对琼斯及其团队的指控是不成立的。这个科学家小组采取了一种容易引起争议的交流方式，但调查组并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表明科学家遗漏或是篡改了数据。2010年，进一步的调查发现，琼斯及其合作者们在“作为科学家的严谨和诚实”上并没有错误，因此琼斯得以在其学术岗位上复职，只是变更了职称。然而，气候研究小组确实没有达到人们对科学家普遍期望的开放精神，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对信息和数据的共享感到抗拒。迈克尔·曼，作为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地球系统科学中心主任，也受到了校方的调查。审查其案件的小组得出的结论是，没有证据证明数据是伪造的或遭到了破坏，曼也没有滥用特权和机密信息。然而，科学家们是否“偏离了学术界的公认做法”仍然有待考量。

尽管调查组并没有发现研究人员渎职的证据，尽管研究人员已经按计划恢复了工作，最重要的是，尽管国际社会已经肯定了他们对全球变暖研究贡献中的科学有效性，但是这次风波还是造成了对气候学术界的破坏。由于媒体已经见风使舵地转为“气候变化抨击者”，本来的一个小的公共关系问题，成为诽谤抹黑数十年的科学研究的历史性机会。例如，IPCC被指责在第四次报告中隐去了关键章节。尽管IPCC对此进行了否认，但其发表的文章中确实包含了一些错误，这也使得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要求对其进行独立审查。鉴于美国科学家参与了可疑的电子邮件通信，美国国会的共和党议员要求由司法部进行刑事调查。他们认为，该事件涉及的气候学家一直在“操纵数据，故意使用有缺陷的气候模式达成先入为主的结论”，因此，IPCC的共识“人类生产活动的排放不可逆转地导致了环境灾难”也同样被连累了。他们还呼吁美国环境保护署重新审视其与温室气体相关的风险立场，认为所谓的危害性发现，即工业和汽车排放会威胁到当代和后代的公共健康和福利，“应该被否认”。

正如《自然》杂志评论的那样，“（该事件）对气候科学的声誉造成了巨大的损害，对整个科学体系来说也是如此”。被媒体广泛采用来形容这一事件的“气候门”这个名字，无疑有助于创造一种怀疑和操纵的气氛，就像是气候科学家一直在黑暗的高校环境和实验室中策划一个恐怖的计划，以控制环境治理政策的制定。和预想的一样，阴谋论确实大量存在。科学与公共政策研究所（SPPI）是一个反对“为微不足道的利益作出大量经济或政治牺牲”的智库，其发布的一份报告被大量下载，报告中指出，气候小组“曾图谋对什么是同行评审科学进行重新定义”。报告认为这些“气候犯罪分子”应该“因为他们欺骗性地篡改科学数据，并压制与他们观点不相符的结果而被囚禁”，还总结道，“应该把他们制造出的不成问题的‘全球变暖’议题立刻搁置，今后不应再为此提出任何公共政策措施”。这份报告的作者，英国评论员克里斯托弗·蒙克顿（Christopher Monckton）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是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的科学顾问，他曾因为对艾滋病的看法而臭名昭著，他建议“定期对全体人口进行筛查，隔离所有病毒携带者”以避免艾滋病传播。在看似对主流科学研究结果的协同攻击中，SPPI发起了一系列诽谤运动，包括公开呼吁打压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和逮捕阿尔·戈尔。在另一家怀疑论者机构——二氧化碳和全球变化研究中心的支持下，他们从其宣称的40多个国家，600多家机构的1000多名科学家那里搜集了证据，以显示IPCC关于全球气温变化趋势的共识确实如他们的认识一般，是错误的。他们发行的书籍也由此被命名为《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升高的诸多益处》。

对于怀疑论者和他们所代表的游说者来说，“气候门”的时机实在不能更有利了。就在黑客入侵几个星期后，世界各国领导人在哥本哈根会面，共同商议《京都议定书》的后续方案。环境保护主义者和关注环境问题的公民对第17次缔约方会议（通常被称为COP17）非常失望。不仅国际社会拒绝了达成共同长期协议的可能性，而且从那以后，所有国际峰会都被当作推迟解决环境问题的“昂贵”机会。美国这个环境怀疑主义的大本营也看到了公众对气候变化关注度的急剧下降。在2008年，有71%的美国公民认为全球变暖正在发生。但是，到2010年，这个数据已经下降到57%（不相信气候变化的公民比例从2008年的10%提高到了20%，而对此表示不确定的人增加到了23%）。然而，在那些相信气候变化的人当中，只有59%的人是“非常”或者“极其确定”气候变化正在发生的，这比2008年下降了13%。同样，只有约半数美国人对气候变化“感到担忧”，而在2008年，持有相同观点的人有63%。

哥本哈根共识中心（CCC）是从“气候门”争议中获利最大的智库之一。它在2002年，由“持怀疑态度的环保主义者”比约恩·隆伯格（Bjørn Lomborg）创立，包含了一小部分的研究人员和广泛的合作者网络，其中包括数名诺贝尔经济学家。哥本哈根共识中心的使命是“增长知识，在既定的问题中给出研究和真相的概述，这意味着优化措施始终基于证据”。“证据”这一提法当然非常有力，但他们却没有进一步说明，这些证据是由什么组成的。该中心的目的是回避意识形态和政治议程，完全依靠数据和经济推理。通过经常使用成本效益分析，他们将自己塑造为解决全球问题的新前沿。2008年，通过由五位知名经济学家[包括自由市场经济主义者贾格迪什·巴格沃蒂（Jagdish Baghwati）和奥地利经济学家弗农·史密斯（Vernon Smith）等]组成的小组，他们列出了应对气候变化最佳和最坏的方式。结果正如预期，最好的方式大都为非监管性方法，比如技术创新和气候工程，其中包括了碳封存。他们还建议更广泛地推行从工业化国家到工业化程度较低国家的技术转让，并为适应气候变化提供资金——支持那些旨在帮社会做好准备应对恶劣气候的项目，而不是支持那些试图促进变化减缓的法律提案，比方说在富裕国家引入烟尘排放税来应对气候债务。在2009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哥本哈根共识中心抛出了一系列数据来表达观点。其中估计，到2100年，气候变化导致的累积福利损失大概会是收益的几个百分点：“也就是说，一个世纪的气候变化产生的损失约等同于一到两年的经济增长值”。那么为何要自寻烦恼呢？他们的结论是，气候变化不应该成为决策者优先考虑的问题，至少目前是这样。只有当社会成本更容易被接受的时候，才需要提出处理环境问题的具体措施。

哥本哈根共识中心的创始人认为，该组织通过倡导“对环境处理的经济手段”来加强对气候变化的循证思考。因此，他们会优先考虑资源货币化的解决方案。例如，当要在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同时解决粮食短缺问题时，他们会强调通过研究和开发提高农业产量的重要性，“这样就可以用较少的土地提供更多粮食”。他们估计，若每年能为研究投入145亿美元，就有可能使作物的年增长率提高20%，畜牧业的增长率提高40%，从而在未来四十年内减少对自然的压力，保护生物多样性。总的来说，其宣称的获益将达到530亿美元：“每消费1美元，我们就会为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带来7美元左右的利益”。

2012年，哥本哈根共识中心发表新“共识”，概述了未来几年最重要的全球性挑战。他们将气候变化问题排在了靠后的位置，并建议只用花费少量的公共资金（大约10亿美元）来开发气候工程的新领域，如平流层气溶胶注入（造成酸雨的前体物质二氧化硫会被连续注入平流层，形成一层气溶胶以反射阳光）和海洋云增亮技术（将海水混合到大气中，使云层更亮更具反光性）。他们还声称，气候变化对经济产生的影响被严重夸大了。在他们看来，最负面的影响可能会表现于农业和旅游业，“到21世纪中叶，平均每个国家的损失可能会达到GDP的0.5%左右”。但他们也指出，能较好地适应环境变化的人就能避免这些损害。农民会选择种植更适应高温的作物。人们会设计出新型的房子应对气温上升：“考虑到适应性，富裕的国家会适应全球变暖的负面影响，并积极利用气候变化，在全球变暖的积极效应中产生约等于GDP半个百分点的价值”。他们再次表明，全球变暖没有什么大不了。恰恰相反，气候变化可能会为所有人带来经济福祉。

经济推理的应用和其宣称的中立原则，可以变得非常吸引人。事实上，对成本效益分析的依赖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可怕的现象，它过分简化了社会问题的多维性，使权力结构始终反对解决长期存在的全球性问题，而我们对这种持续状态视而不见。在下一部分中，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