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怀疑论与成本效益分析的兴起

历史学家内奥米·奥利斯克斯和埃里克·M·康韦在《贩卖怀疑的商人》一书中特别以美国为例，详细分析了一些工业游说团体、保守派“智库”、私人基金会和所谓的环境怀疑论者之间的联系。他们在书中呈现了这个“否认行业”的触手可及，以及它对美国政治制度的影响。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这个行业的策略就是在达成科学共识的领域（著名的例子是对癌症和吸烟之间关系的研究）引发争议并制造疑虑。他们“反科学”的总体目标是反对政府在各个领域的监管，保障稳定的工业利益，尤其是在矿物燃料和军工领域。比如，他们曾为里根总统的战略防御倡议（亦称“星球大战计划”）提供科学报道支持。在烟草研究所的支持下，这一战略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一直被用来阻碍改革发展，其中涉及了酸雨、臭氧层空洞和气候变化等领域。这种观点的主要推动者是强势的科学家，比如在“二战”期间参与曼哈顿计划的物理学家威廉·尼伦贝格（William Nierenberg），美国国家科学院前主席、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顾问弗雷德里克·塞茨（Fredrick Seitz），美国海军科学家西格弗里德·弗雷德·辛格（Siegfried Fred Singer）和自由主义卡托研究所的研究员、《消融：科学家、政客及媒体对全球变暖的失实预测》一书作者、气候学家帕特里克·迈克尔斯（Patrick Michaels）。他们都以不同方式与化石燃料行业游说团体或军工企业联系在一起，并在里根政府（1981—1989年）时期和乔治·H·布什任期（1989—1993年）内，在通报环境政策制定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尼伦贝格和塞茨共同创办了乔治·C·马歇尔研究所，这是一个强大的保守派智库，成立于1984年，旨在支持里根的核防御计划，反对对忧思科学家联盟等组织的批评。在接下来的几年中，研究所开始资助“替代性”研究，对吸烟（包括被动吸烟）的致癌性质、产生酸雨的原因和后果以及臭氧层的损耗进行争论。弗雷德·辛格曾为埃克森美孚和壳牌石油公司以及洛克希德马丁等军工企业提供咨询服务。之后，他成为弗吉尼亚大学教授，组建了科学与环境政策项目，这是一个就环境问题的主流科学共识进行争论的倡导性团体。帕特里克·迈克尔斯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主持人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的采访时承认，他的收入和研究经费中大约有“40%”来自石油行业。这一说法引起了美国政策制定者的指责，他们认为迈克尔斯在2009年美国国会能源和商业委员会举行之前的证词“误导”了国会。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大量的基金会和智库一直在积极支持美国的环境怀疑论者，他们的争议立场被自满的媒体进一步放大，其中一些媒体故意赞扬了非正统的观点，另一些则简单地采用了所谓的“一视同仁原则”，这是一种建立于1949年电视行业崛起时的准则，要求广播记者在对公众关注的争议性问题报道中，给予争论双方同等的播出时间。社会学家赖利·邓拉普（Riley Dunlap）和艾伦·麦克里特（Aaron McCright）撰写了2011年《牛津气候变化与社会手册》的一个主题单元，他们认为，“否认气候变化的组织”围绕着少数几个商业集团（包括化石燃料巨头埃克森美孚公司、美国石油学会、西方燃料协会，以及自然资源组织，如美国国家矿业协会和美国林业及纸业协会），这些组织为乔治·C·马歇尔研究所、美国企业研究所、卡托研究所、竞争企业协会以及传统基金会等智库提供了系统资金。他们在过去几十年的游说和研究工作成功地为气候变化及其原因和影响的科学共识制造了一种“怀疑”的气氛。在少数情况下，他们也成功发起了比较流行的运动，比如已经解散的全球气候联盟（一个反对温室气体减少的商业运动）和美国清洁煤电联盟。

虽然怀疑论者的观点已经被科学界无数次地反驳过，但他们最重要的（也是最持久的）成功就是对功利主义推理的普及，这是处理环境治理决策的最好方式。他们与里根政府的亲密关系使他们不仅能够影响总统对于环境问题的观点，还能影响他解决问题的想法，在做出商业利益与生态问题之间任何潜在的权衡时，总统会倾向于采取以市场为基础的方法。这些学者有助于使决策者（如今仍然拥有权势）达成广泛的共识，他们容易达成这样一种观点，即环境保护（和保存）不应被视为促进人类福祉的基本价值观，而应看做经济发展的障碍。他们还认为，可持续性的三个要素（经济、社会、环境）是无法相互补充的，三者只能通过不断取舍，使人们基于效用的标准来运用和指导决策。例如，弗雷德·辛格本人，就是第一批支持在处理环境问题时使用成本效益分析的人。成本效益分析是一种对成本和收益进行的比较性衡量，通常与特定的决策、项目或政府政策相关，如今已经成为大多数国家环境政策事前评估中的普遍做法。要使成本和收益能够被比较，它们必须以货币形式表示，并且要调整到特定的时间范围。由于成本和收益经常出现在不同的时间点，特别是在环境保护等领域（这一代人承担成本，未来才能享受大部分收益），经济学家只能将贴现率应用于未来的收益中：理论上，这样做能消除时间差，并估计出整体收益是否超过了总体成本（即所谓的“净现值”）。当成本大于收益（以市场价格来衡量）时，经济合理性就要求人们不采取行动：不做任何事情才会有经济意义。美国米特里公司是美国军事装备的主导力量，在1979年由其委托制定的空气污染控制成本和效益的报告中，辛格正是站在了这样的立场上，他赞成“保守的空气污染控制方法”，并提出了替代方案来“降低国家成本”。1982年，他因在环境评估领域应用成本效益方法做出贡献而获奖，并被邀请加入里根总统的酸雨同行评审专家组，该小组由他的朋友、同样是怀疑论者的威廉·尼伦贝格担任主席。

成本效益分析存在许多概念性的和方法上的问题，这些问题常常会导致在运用分析时，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和无尽的争议。我们可以用缓解全球变暖问题中的成本效益分析来举例。根据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尼古拉斯·斯特恩（Nicholas Stern）2006年为英国政府所做的气候变化经济学的著名评论文章，强有力的早期行动对气候变化的好处远远大于不采取行动的代价。报告中指出，气候变化每年将造成国内生产总值5%至10%的损失，而采取行动避免大部分影响的成本只占全球收入的1%。然而，其他经济学家，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等做出的另一种计算，则得到了相反的结果。卡托研究所进行的一项研究把门槛抬得更高，该研究表明，只有当气候变化每年对国内生产总值造成至少10%的损耗时，减排才是值得的。耶鲁大学教授罗伯特·门德尔松（Robert Mendelsohn）遵循诺德豪斯的理论，认为社会应该将边际减排成本与边际损失平衡起来，他认为，“现在承担的代价比未来产生的代价更加沉重”，由此得出结论，当代人只应投资于部分减缓气候变化政策，这部分政策需要能获得“与无数市场部门替代方案中的竞争性投资相同的回报率”。有趣的是，在斯特恩2008年4月发表的一篇论文中，他通过指出环境怀疑论者所使用的传统武器来反驳他的批评者，即“不确定性和将来解决某些问题的前景，常常被作为拖延行动的理由”。他补充道，2007年IPCC“第三次评估报告”的结果证明，他此前宣称的尽快进行大胆改革是正确的。他还强调，尽管经济学家似乎愿意承担高风险，但将后果落于子孙后代的做法，“大多数人都会觉得不道德”。他承认他之前的评论文章可能有些错误，但从谨慎的想法考虑：“我们低估了风险……低估了气温上升带来的破坏……以及温度升高的可能性”。(www.xing528.com)

成本效益分析这个概念所依据的贴现率，最终是由研究人员做出的个人价值判断。一般来说，经济学家喜欢把未来产生的收益赋予一个较低的价值，因为他们认为那时候的收入会更高，这考虑到了边际效用递减的原则，使后代更容易承担成本较低的消费。他们还认为，技术进步将会产生更有效的方法来解决环境问题。此外，他们的模式优先考虑生活在当下的人，因此会排斥代际连带和长期可持续性等价值观。正如伯克利经济学家、美国财政部前助理副部长布拉德·德朗（Brad Delong）所说的那样，我们的“推理存在根本性的缺陷”，因为我们总是“更急于现在和不久之后能获取的价值，远胜于遥远的未来”，并认为“一鸟在手，胜于二鸟在林”。事实上，无论成本效益模型看起来多么“精致”，事实仍然是，没有人能知道我们的后代将如何评判我们如今所做决定的价值，或者换句话说，我们如何估量因为现在承担了成本而给未来的子孙带来多少收益。

由于所有这些假设，辛格在酸雨同行评审专家组1984年的报告中得出结论，要量化控制空气污染的成本和收益是非常困难的（他实际上采用了声名狼藉的粗略估计“用十亿美元的方案来解决一百万美元的问题”，却没有提供任何有关他如何计算出这些数据的信息）。而在1979年，白宫环境质量委员会已经估计出，清洁空气的经济效益约为每年214亿美元。辛格建议采取基于市场的可转让排放额度制度，政府只需要设置最高限额（如今我们称之为“上限”），然后将这些权利出售给公司，公司就会通过使用或交易这项权利来取得经济收益。这正是布什政府在最后采取的方法。根据辛格的建议，美国政府于1990年启动了世界上第一个大规模交易计划，旨在遏制形成酸雨的气体二氧化硫的排放。2003年，美国环境保护署量化了过去十年酸雨预防措施的总体成本，每年约为88亿美元，而估计的收益则是该数据的十倍以上（每年1010亿美元到1090亿美元），从而驳斥了辛格的早期分析。尽管辛格的方法有众多缺陷，它最终还是会在环境治理理念的战斗中取得胜利。事实上，自《京都议定书》通过以来，排放交易计划的迅速扩散证实了怀疑论者主要论点的全球吸引力：无论如何都要避免监管，让市场进行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