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评级机构对投资者来说非常重要，不是因为它们履行的信息职能，而是因为市场参与者相信信用评级机构给出的数据有重大意义，也就是，他们认为这些数据会影响到其他投资者的投资行为。公众对信用评级机构的期望在于其对一些资金流动和信誉“真相”的揭示，而这其实是错误地站在了对市场行为的理性认识上。当考察市场的运作方式时，相比实证分析，金融参与者显然会更容易受到他们对其他市场参与者反应期望的影响。凯恩斯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首次提出的这种内生观点意味着，市场参与者集中于预测其他交易者可能做什么，以便从预见的行动和随后的市场变化中获得利润。市场通常对找到好的或者更好的投资并不感兴趣。它们对区分事实和谣言显得漠不关心。如果市场认为会有一定量的投资者相信某种谣言，这种谣言就足以变成事实，并会以此来转变投资计划，出售股票或债券。金融市场的社会和心理驱动因素，比方说一时的狂热、从众心理和集体非理性的其他特征，显然颠覆了完全自我调节的有效市场的假设，有助于解释日益频繁出现的非理性情况。这就是凯恩斯所说的“动物精神”，正是这种人类本能自然地引发了周期性的金融危机。诺贝尔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认为，信用评级机构的评级促进了市场的非理性，就其本身而论，为了达到市场监管的目的，信用评级应该被摒弃。他认为，政策制定者不应依赖市场机构进行自我调控，而应该建立可靠的规则和指导机制，以避免市场失灵。许多专家和顾问（包括衍生品行业的分析师）都支持取消评级的观点，认为这种做法能使“投资者和监管者戒除对评级如上瘾药物一般的依赖”。自由市场智库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也主张政策制定者不应为监管目的而使用评级，以致承认了该行业“事实上的寡头垄断”。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表示，“评级往往是有黏性的，它滞后于市场，且容易在市场真正发生变化时反应过度”，这会加剧金融危机，使其蔓延到整个国家。例如，在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中，评级机构总在拖延而非主导事件，在关键阶段的过度反应加剧了繁荣与萧条的循环趋势，从而延长了危机周期。人们还研究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墨西哥金融危机期间信用评级机构的作用。研究表明，大型机构对主权信用评级的负面公告显著提高了债券收益率和股市波动性，从而导致了不稳定的国际资本流动。正如我们看到的，降级通常会导致想购买政府债券的投资人变少，这会转而导致政府债券更高的收益率。这种上涨之后会反映在每次国债拍卖的更高利率上，使得借贷成本更高，从而导致预算赤字增加，再造成进一步的降级，以此又开始了新的循环。
根据这些机构的说法，评级调整的滞后性是为了提供长期观点，而不是即时评估。这一策略意味着信用评级机构总是会有延迟，它们认为，任何特定的改革都不仅仅是可逆周期的初始部分，而是一段持续过程的开始。因此，比方说一个国家意图为改善财政状况做出努力，但可能会受到其偿债能力的持续消极前景（即使是错误的）的长期破坏。这种情况强化了这样一种观点，即信用评级机构呈现的数据并不能真正地提供任何信息增值，而只是单方面地影响投资者，遏制国家从负面冲击中恢复的能力，迫使它采取紧缩措施，这种措施对市场复苏的影响有限，同时还会给人口带来相当大的负担。
在过去，只有不到1%的AAA评级投资经历了彻底的违约。但在美国房地产泡沫破裂之后，“有大量AAA评级证券遭受了重大损失；一些证券公司甚至彻底破产了。”在2005年至2007年间，被标准普尔评为AAA级的担保债务凭证中，约有80%在美国房地产危机的动荡中被降至投资级以下。
美国参议院调查小组得出的结论是，过度乐观的评级支持了市场的猛涨，而后“突然的大幅下调……会立刻引发金融危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首席经济学家宣布，信用评级机构“做出的判断会加快正在进行中的趋势”，他总结道，“这就像是推了一下已经站在悬崖边上的人。”
尽管公共监管机构已经明显认识到了信用评级机制的负面影响力，它们仍然会在制定遏制全球金融危机的政策时依赖于评级。美联储的定期资产抵押证券贷款工具为纳税人购买几万亿新证券提供了资金，这些新证券发行可以维持经济状况，而要获得这些贷款的条件就是资产抵押证券获得AAA评级。此外，美联储同意“当债务信用至少相当于A-1评级，即短期信贷的第二高评级时”，可以直接从商业票据发行公司购买商业票据，以此来为市场提供流动性。这些决定再次把信用评级机构置于了金融市场监管的中心，据估计，在2009年，三巨头可能会从纳税人的钱中获得高达4亿美元的收益。而在2008年经济崩溃期间，穆迪一家的营收为17.6亿美元，利润率为41%。
在欧洲，2009年的一项法规强制要求信用评级机构完成在欧洲证券监管委员会的注册，才能在欧盟市场运营。主要的附加条款包括禁止评级机构提供咨询服务，若没有足够的高质量信息就禁止它们对金融工具进行评级，强制要求机构对其评级模型、方法和主要评级假设进行披露。正如彭博社指出的那样，公共机构已经采取了许多方法试图摆脱近年来最严重的衰退现象。然而，“没有人采取措施来对已经破碎的评级体系进行实质上的修复”。
彼得·费希尔（Peter Fischer）曾是美国最大的上市投资管理公司、位于纽约的贝莱德集团（BlackRock）的常务董事兼固定收益部的主管。他认为，评级机构完全应该被取代。在二十世纪初，股票被认为是复杂的，债券则被认为是简单的，为了告诉大家应该购买哪种债券而建立评级机构，看起来是有道理的，“但是，转到如今对信用的划分上，这就是一个非常奇怪的概念了”。在他看来，整个授权过程都是有缺陷的，因为它使市场和规则完全被少数公司掌控。评级机构变得就像是股票分析师，投资者直接为他们提出的意见而付费。
利用经济思维能完全理解风险的概念。事实上，风险是可以量化的：它可以被衡量，因此能被控制。能够控制风险的人便能预测未来，而能够预测未来的人会成为新的统治者。相反地，不确定意味着主观性。这处于猜测的领域，在指导决策时仅能运用常识和经验法则两个“参数”。不确定性可以被定义为纯粹的可能性而不能被数据化。没有传达权威意识的数据，就没有政治影响。在不确定性和主观性的领域里，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信奉自由市场的芝加哥学派的创始人弗兰克·奈特（Frank Knight）认为，不确定的条件使人们无法分配概率并预测未来进程。而对于奈特的对手之一约翰·凯恩斯（John Keynes）来说，不确定性消除了数据的力量，因为它阻止了对价格、战争或未来利率等的预测。尽管奈特和凯恩斯在政治经济学上持相反的观点，但他们都认同不确定性是经济活动中恒定的东西，它提供了人们获取利润的机会，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让市场面临着亏损的可能性。这种开放式的企业经营，以不可预见的可能性为标志，评级机构试图通过借助隐蔽统计方法的复杂计算“驯服”它。它们宣称，将通过数学明显的客观性，把不确定性转化为风险。毫无疑问的是，计算技术确实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使它们能够扩大不确定性的边际，将更多的偶然事件转化为统计概率。(www.xing528.com)
在经济学中，风险通常与最优均衡相关。它是一种设想的模型，能让你的成果在同行评审的期刊上发表，也能让你被数十亿美元的对冲基金公司聘用。不确定性只是未知的风险。就其本身而言，它们永远无法带你到达任何地方。风险管理人员会受到尊重，给予报酬。而不确定性专家，就像是巫师一样，只存在于童话里。
评级过程是风险社会的核心。通过数据（或评级中的字母数据字符）显然的科学中立性，它传达了一种错误的控制和可预测性。穆迪也承认，“信用评级本质上是主观的”且“任何将信用评级简化为公式化方法的尝试都是误导性的，会导致严重的错误”。同样，标准普尔前总裁认为，评级过分地陷入了监管框架中。他恳请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在监管中避免提及评级公司，他觉得，“过度应用和不当应用都会带来非常大的风险”。
最后，可能有人会认为信用评级机构仅仅是社会用来处理难以忍受的不确定性的产品。信用评级机构的繁荣发展是因为它们能够非常狡猾地应用“经济和金融分析的客观化外衣”。它们隐匿于数据背后，“这样会比做出一个真正的困难判断要容易得多”。这些机构通过抓人眼球的计算来隐藏数据收集的基本概念，从而提出了一个使企业、政治家和投资者在传统上感觉非常舒适的现实观念。通过评级，信用评级机构实际上提供了一种虚假的自信心，它正对决策者的胃口，并能最终解释他们用所拥有的前所未有的权力来满足投资的渴望。然而，社会政治事件并不适合以数据概率的形式被解释。这就是为什么危机的出现能够揭开风险管理基本假设的不足，并让社会意识到竞争领域的不确定性，其难以靠风险管理来避免。
在政治表现上，信用评级机构的评级也曾一度因一种短视的叙述而兴起：过时和功能失调的市场将被胜利和有效的资本市场所取代。由评级架构起来的世界在金融危机的非理性状态下会迅速崩溃，在这个世界中，是数据政治而非公民政治，决定着如何治理我们的社会。最终，评级制度拥有了民主贫乏下的治理力量。
正如我们在前一章中谈到的那样，对数据的操纵不仅使治理过程有所偏向，同样也影响了测量结果和测量者之间的内在信任。在许多方面，评级机构都能完美地体现我们社会对于数据的信任和审计行业蓬勃发展的力量。在下一章中，我们将从金融世界转向气候变化中的政治和经济学。在这些领域，数据为气候科学家和所谓的怀疑论者之间的激烈争论提供了武器，最终，通过采用基于狭义的成本和收益概念的政策来回报市场力量。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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