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的力量：效力决定真实性

HOW NUMBERS RULE THE WORLD

THE USE AND ABUSE OF STATISTICS IN GLOBAL POLITICS

“新闻、政治和日常生活中，到处都有数据。无论好坏，它们俨然已成了如今最卓越的公共语言——会说这种话的人，便可统治世界。”

——M.布拉斯兰&A.迪尔诺《数据游戏》，2009年

“计数使统计者升级，而使被统计之物降级。”

——罗伯特·钱伯斯《谁的现实有价值？》

古希腊哲学家、数学家毕达哥拉斯出生于萨摩斯岛，他深信数据的力量。他不仅把毕生精力投入了数学学习中（到如今他的定理仍然是几何定理的基本组成部分），还发展了以数据为基础的整个哲学和宗教体系。他在意大利克罗顿建立了“毕达哥拉斯学派”，其信徒在当时颇受欢迎。该学派积极参加政治活动，提出了一些改革，倡导平等的文化观念，包括对妇女和其社会角色非常先进的看法。毕达哥拉斯自己也见证了从哲学家到统治者的角色转换，这一观念后来影响了柏拉图的政治思想，尤其是在他的代表作《理想国》中，他提出了这样一个主张，即“志同道合的思想家结成一个组织严密的公社”，为他们“生活其间的政治组织建立领导，乃至统治”。根据英国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的观点，毕达哥拉斯将数据视为自然背后的推动力，这深刻地影响了柏拉图哲学和大多数的西方哲学思想。毕达哥拉斯也启发了柏拉图哲学的一个中心思想，“数学与一般抽象思维（包括逻辑）不但可以充当近代意义中的哲学基础，而且可以充当科学与伦理学命题的基础。”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都受到了亚里士多德的严厉批判，亚里士多德强调形式（Form）与物质（Matter）之间的重要区别，指出“一项和真理同样重要的谬误是（数据）本身可以建立起有关物质世界的知识”。(www.xing528.com)

虽然毕达哥拉斯生活的细节鲜为人知，但我们知道他在政治目的上对数据的使用主要都基于说服行为。他旨在建立和运行一个完美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冲突和意见多样性被认为不利于社会稳定和维护秩序。他的政治生涯大约持续了二十年，最终结束于革命。考虑到当时不稳定的政治制度，这已经是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在变革中，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活动场所遭到了严重破坏，许多门徒被杀害。毕达哥拉斯本人被迫逃往克罗顿，在流放中身亡。然而，他的遗产对许多秘密组织的传统产生了长久影响，包括中世纪建立的两个秘密组织——共济会和玫瑰十字会。

Validity（效度）的拉丁词根validitas意指“优势与力量”。一个人的效力即是他能够命令别人服从的能力。也就是说，效力就是力量。然而，效度也是统计学的一个基础概念，用以表明一种测量方式能在多大程度上准确符合被测量的事物。在社会研究中，效度的定义有很多种（例如表面效度、效标效度、结构效度等），这表明了测量方式需要尽可能地与它们希望描述的潜在现象相一致，以对现实生活产生有意义的推论。这里的关键假设是统计数据能在我们感受世界和获取知识的过程中产生重要的影响。由此，这些统计数据才得以影响我们的决定，以及我们如何统治作为一个集体的我们自己。于是，效度对于数据的真实性来说至关重要。而与此同时，效度也在说服力上得以体现，就如同在毕达哥拉斯时代展现的那样。

公共统计在维持社会秩序和权力结构方面至关重要。衡量国家财富的初次尝试（可以说是当代国内生产总值的雏形）由经济学家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在1652年做出，它成为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向爱尔兰军队承诺的土地再分配计划的一部分。这项调查旨在为英国政府的利益服务，它的目标是通过征用该国民众（尤其是天主教徒）的生产性土地，并将其变成永久军事占用的一部分收入来源，以解决爱尔兰问题。一些历史学家已经证明，这项统计工作在多大程度上根除了爱尔兰的土著文化，其他一些学者将其描述为“原始积累的庞大实验”。配第的工作也有助于为政府提供新的信息来增加税收，并限制私人拥有的财富，这是一种控制地方自治权的有效智慧，避免了资本集中在潜在的对手手中。18世纪后期，近代化学之父安托万·拉瓦锡（Antoine Lavoisier）试图在法国制定第一个国民账户体制，他成为包税商集团（Ferme générale）的管理者。这是一个外包海关和收税运营的机构，代表国王征收关税，并加强了旧制度下的税收机制。在法国大革命之后，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要求统计机构提供公民的具体信息，以便更有效地征兵，同时加强国家的收税和征用能力，设计更好的战时经济管理方式。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商务部编制的国民收入账户被用来系统性地评估罗斯福总统的《胜利计划》，帮助美国在战争冲突中作出决策。

在当代治理中，国际排名对全球化国家的信誉至关重要。研究表明，诸如世界经济论坛所产生的全球竞争力指数已经加强了新自由主义的做法，这些做法逐渐将政府的角色从公共利益推动者变为了市场扩张的支持者。这一趋势还通过将信用评级纳入国家政策和国际条约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各种类型的善政指标，包括以国家有效性、腐败程度和市场开放为重点的指标，对于定义国家间的全球等级制度和国际“黑名单”都十分重要，而从八国集团、二十国集团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建构，以及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权力分配来看，经济绩效指标（主要通过GDP计算）成为筹划全球治理机构的主要参数。

法国小说家奥诺雷·德·巴尔扎克（Honoré de Balzac）曾经说过，社会是按照统计学家的指示来组织的，他们在权力机构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通过数据，“社会孤立每一个人，为了更好地主宰他们，它能分裂一切、削弱一切。它统治着所有单位，统治着堆积如麦的数据。”无论数据是用来加强制度还是推动改革，它们影响政治的力度可能都是其他任何社会结构无法比拟的。举个例子，如果我们要测量人口，原则上来说，这并非一个不确定的事件，但事实上，人口统计会涉及重要的政治问题，它会影响选举结果，导致资源分配的变化。在美国，为了改变无家可归之人和双重居民身份的公民代表名额不足的情况，人们已经做了各种尝试。然而，由于每次更正都会影响到特定的司法权、种族或族裔类型以及联邦税收的分配，激烈的争论在历史进程中妨碍了这一问题的改善。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在《联邦党人文集》第五十四篇中写道：

极其重要的是，各州要认识到，要尽量少有增加或减少其人口总数的偏向。如果他们的代表份额是受这条规章管理的，他们就会有兴趣多报人口。如果这条规章只决定他们分摊的税额，相反的诱惑就会占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