渭北三镇：兴衰记

在距今156年以前，也就是在清代康乾盛世的130 多年中，渭南县（今渭南市临渭区）渭河以北一带兴起了三个新的集镇，这就是巴邑、定通和永乐三镇。

这三个村子，其实都很古老，当时能发展成集镇，有其历史原因。据明代南大吉《渭南志》记载，洪武十四年，也就是公元1381年，当时渭南县渭河以北已有“永乐里”这个名称了。明嘉靖元年（1522）的《渭南县乡里图》上，村镇标有“巴邑镇”“定通”字样。

1987年出版的《渭南县志》记载，清朝初年，因大量圈占土地，人民逃亡，土地荒芜，生产受到破坏。康熙年间，朝廷下诏停止圈地，摊丁入亩，生产又得到恢复发展，到雍正十年，也就是1732年，由于社会相对稳定，人口激增，渭南县人口较明嘉靖时期增加了10 万余人，渭南县集镇由原来的21 个增加到32 个，其中永乐（刁刘）、定通（同）和巴邑，就是新兴起的集镇。全县贸易市场发展为33 个，其中集6 个，集会并存27 个。巴邑、永乐和定通均有集市贸易，以集镇面貌出现就开始于这个时候，或者更早一些时候。

再经过乾隆、嘉庆，到道光七年（1827）的将近一百年的发展过程，渭南县人口已经达到29 万多人，是本县封建社会时期的人口最高峰。也就是说，这个时期也是渭南县封建社会经济繁荣和贸易市场最活跃的时期，比巴邑、定通、永乐历史悠久的古老集镇故市和孝义，自然成为渭北工商业中心和集市贸易的领头羊。

当时的渭北三镇——巴邑、定通、永乐的贸易发展到怎样的一种繁荣程度呢？

20世纪80年代，定通村四组村民梁西乾在新庄基（原来的村小学旧址）取土时，挖出了一块乾隆六十年的石碑。该石碑为“定通镇重修真武祠碑记”。碑记记载“真武祠创自有明，至雍正二年重修”，乾隆“五十八年，殿复倾圮，合社同力重新修复”。乾隆六十年三月竣工后，合社人立碑，将捐银的商号和人名刻其上。募化人和捐银人以刘、邓两大姓为主，有“恒生元号”“兴恒顺号”“新兴合号”“兴大盛号”“新丰公号”“义盛益号”“正兴慧号”“永兴生号”“肖元顺号”“震发生号”“新兴王号”“源益和号”“复元和号”“恒生顺号”“永茂春号”“永顺磨坊”“正顺隆号”“永有号”“木洞盐店”“万兴张号”“乾一生号”“元盛魁号”“恒升钱甫”“宏升当”“永兴和号”“正恒蔼号”共30 余家店号。文字从侧面反映了当时该镇商品贸易的繁荣景象。村里老人一直给年轻人讲述定通镇过去的兴盛。老人还讲，定通镇过去有四大辽斜路，东北通下邽，西南通渭南，东南连接孝义和华县，东北通官路和大荔。过去人们的交通工具是车运马拉，人们赶集，用大车运送货物，为节省时间，都走在这四大辽斜路上。当然，村子当中还有连接交斜镇和故市镇的东西大公路，也是人们去渭南和大荔必经之大道，即如今已经发展成四车道的108 国道。可以想象，在156年前，定通镇的街道两边，不仅店铺林立，有杂货铺，有酒馆，有饭馆，有当铺，有油坊、戏楼……还有车马大店、茶馆，供过往行人歇宿。在20世纪60 和70年代，村中间还有一刘一邓两个老汉各自开着茶馆，为公路上过往行人提供方便。定通五队在村东头还开着一个大店，也就是今天说的旅馆，那里经常有骡马车辆出出进进。

定通村郭、刘、邓三姓是主户。据刘姓家谱传，刘姓是明朝洪武年间由山东东部移民过来的。当时分两支，一支落户定通，一支落户蔺店镇东五里的红花店。清代渭南钱帮在四川做生意，定通刘姓不少人去四川当学徒创业，后来还做了掌柜。清代到民国，郭、邓两大户也有在四川、甘肃等地做生意成为财东，“文革”时期红卫兵曾挖出财东的石墓。村外曾有防土匪骚扰和袭击而修筑的寨堡，俗称老堡子，周边有护城河（20世纪90年代夷为平地）。村东还有东堡子和戏楼，村西有观音庙、关老爷庙、真武祠等十多处庙堂，还有修了东西城门而未完工的一段城墙，有不知树龄的两个几搂粗的老槐树。村中过去常出土麻钱，多数是“开元通宝”，还带月亮图案，还发现过五珠钱和宋代麻钱。如今的定通村属于三高行政村的一个自然村。

另外，1930年上海出版的《中国地名大辞典》里，有“巴邑”词条，解释说是“渭南县北三十里处一镇，附近有永乐，定通等镇”，这说明，巴邑镇的影响本来就超过定通和永乐（刁刘）。

巴邑镇在清代乾嘉年间有多繁华，我们不得而知，如果没有回民起义这场战火焚毁，巴邑镇后来的发展有可能和故市比肩。回民起义爆发时，一支回民起义军奉命攻击故市镇，故市人雷瑞天主动将自己家的五间房屋点燃，让这支起义军回去交了差，保全了这座千年古镇。光绪八年，故市群众给雷瑞天送了一副刻有“曲全我里”的大匾，表彰他的事迹。

北魏登国元年（386），因避道武帝拓跋珪名讳，将下邽县改为夏封县，迁治于今之巴邑村，称雄霸城。南北朝时期，北周在渭河以北设立延寿郡，辖夏封、莲勺两县，郡治设在雄霸城。仅设立了九年，就被隋文帝撤掉。(www.xing528.com)

渭南解放前，巴邑镇有土筑城池，东西南北共开四门，每门各建城楼一座，东曰“望旭门”，西曰“金辉门”，南曰“丽秦门”，北曰“瞻斗门”。街道东西有气势宏伟的青石牌坊各一座，为飞檐翘角的仿木重檐式，造型精美绝伦。两侧还悬挂着小巧玲珑的鸟笼子，皆石料做成，笼内石鸟栩栩如生。这些精美的建筑后来毁于烧制石灰的铁锤之下。

巴邑古镇的城中间有一座大型排水涝池，常年碧波荡漾，垂柳丝丝。涝池以碌碡条石作基础，四周环绕青石栏杆，以供东西南北各街巷排水之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诸多古迹相继拆除，涝池因修建十字道路而被推土机填平。今天，巴邑村依旧是巷陌纵深，一个自然村有5 个村民小组，古镇昔日的风韵犹存。

历史上的永乐（刁刘村）镇有多繁荣呢？

久远的年代我们不得而知，据刁刘村老人回忆，民国年间他们小的时候，清明节刘姓氏族男性大人小孩，都要到村东刘氏祖坟上坟。坟前有石牌楼、石旗杆、石拱桌。村有东庙、南庙，村西头有石涝池，村北地有石羊、石马，很多石头动物，但不知是谁修建，何时修建。老人的描述让人想起古老而繁华的孝义镇。孝义有赵家、严家等财东捐款修建的街道和石涝池，那些财东家的坟上有石牌坊和石羊石马。由此可见，永乐镇昔日的富裕不输孝义，其繁华并非虚名。今天人们看到的村中央横贯东西的大路，曾经是一条石板路，与村东胡同路相接。村东胡同路四通八达，系当时的交通要道，不仅串联起周围镇点村庄的贸易往来，就是周边大荔（同州）、蒲城、下邽和渭南等地车马行人，也都穿梭在这条大路上。

据老人回忆，民国时期石板路的两旁，铁匠铺、木匠铺、杂货店、骡马店、酒肆饭庄等店铺林立。当地人在拆除老房子时，还从地下挖出很多酒海、酒杯、酒盅，大多有残损，破旧不堪。那应是先辈人开酒堂的见证。他家祖上是开酒堂出身，老早就听父辈们常常谈起过。

刁刘村现有八个村民小组，路南是一至四组，由东而西；路北是五到八组，从西到东，整个形成一个回环。这样的排列齐整，分明是集镇规模，就像故市镇和仓渡镇。看村里民房的布局，巷道走向，都能看出这村子原来就是一个古镇。

清同治元年，即1862年，渭南和华县当地回汉杂居地区，因多年回汉群众的矛盾冲突，讼事不断，由于官府处事不公，终于酿成了大规模的回民起义。战事很快波及整个关中，朝廷震惊，接连派员率兵镇压。从此战火连天，关中大地陷入剧烈的战争阵痛之中，成千上万的无辜百姓四处逃难，流离失所，无数人成了这场突如其来的战争的牺牲品。这场战争在西北持续了整整11年，关中平原满目疮痍，一座座村庄尽成灰烬。巴邑、定通和永乐三镇就是被焚毁于这场战乱之中，从此一蹶不振，逐步衰落！ 那场战乱结束后，到1889年，渭南人口仅剩10 万。这是战乱结束16年后的统计数字，起义结束后比之前（1862）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二。可想战争期间，老百姓死的死，逃的逃，战后的创伤要愈合，经济要恢复起来是多么地艰难！ 三镇的衰落也与附近的故市、交斜、官路的兴起有关，和交斜、故市优越的交通位置也有关系，但最主要原因应该是战乱造成的毁灭性打击。

一百年前的光绪年间，渭北三镇经济贸易逐渐恢复战乱前的集市日，但繁荣活跃程度已大不如前。民国以来，巴邑、定通、刁刘（永乐），平时的会集日逐渐消失，到新中国成立后，仅仅流传下来腊月和正月的几个古会。定通是腊月十七、二十一、二十五会，20世纪70年代中期受当时“社会主义大集”（所有集镇都是周日有会）影响，骤然消失。巴邑是腊月十九、二十七（俗称“肉会”）和过年后初七古会（俗称“灯笼会”），也和定通命运一样。唯有刁刘，地处偏僻，距离交斜、故市和蔺店较远，腊月十八、二十六，过年后初十（灯笼会）的古会至今依然存在着。

（撰稿：刘世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