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桥常家的商业传承历程

一

清初被称作“川客”下川经商的渭北人，至今难以准确计数。在四川开商号、办典当、挖盐井的渭北商人，在川蜀大地刮起了商品经济的“西北风”，成就了卓著业绩，渭南故市南板桥的常家就是其中之一。常家经过百余年打拼，终于成为渭北焦、常、曹三大富户之一的“盖省财东”。常家现住渭南故市镇板南村一组，祖上是从山西迁来，与山西祁县的常家同为一宗。对于常家的姓氏读音有不同说法，按山西发音读“尚”，按陕西发音读“常”，五音不纯正说明常家确系迁徙户。

明末清初渭南秦商下川经商有一个大的背景，就是陕西盐商放弃两淮盐场另谋新的投资地，此时四川井盐的恢复，为陕西商人“弃淮入川”提供了机遇。这时清廷为恢复川省经济，采取招民入川的垦殖政策，为陕西商人挟资入川提供了契机。为了尽快恢复川省经济培植财税基础，清廷实行了一系列“务从民便”、开放产权、从轻课税、放松管束、轻徭薄赋等特殊政策，为陕商入川一路大开绿灯。从康、雍年间盐业生产恢复，到雍正以后行销到云、贵、湖北八州县，“川盐入滇入黔”，是清廷对川盐管理最成熟之时。渭北著名大商人严、赵、乔家等入川经营盐业发财，资产都在百万以上，渭南故市板桥常家步其后尘，是在清嘉庆、道光间下四川搞金融发家的。

清嘉庆年间，已经成年的常克珍家道贫困，出门学成裁缝手艺，后在下川的洪流中，到四川谋求发展道路。他先在四川金堂县城设裁缝摊营生，后在四川金堂县设估衣铺。清朝时，估衣铺是典当的附属产业，投当人所抵押的衣物，如果不能按期赎回，叫作“死当”，当铺就会将它交给估衣铺变卖钱财。常克珍凭着自己的精明，开估衣铺赚钱后，道光二十一年，他先在四川金堂县开了一个当地最大的当铺，叫作“义兴珍”，从此常家在四川开始立足，生意逐步发达起来。

常克珍不满足于“义兴珍”单一的典当经营，随后又入陕西岐山马家开在四川的“金盏”号为掌柜，跟随渭南人焦荣栋学习经营之道，继续积累生意方面的经验。常克珍通过一番辛苦，终于有了一定的资金积累，并得到经营当铺生意的启发，经营起来更加得心应手，很快就挣了不少银子，于清道光二十九年，在金堂县开设了“光义珍”钱号。“光义珍”的意思就是发扬光大“义兴珍”的生意，“光义珍”钱号是常家自己的独家生意，常克珍从此长期自东自掌，独家经营生意。常家“义兴珍”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常克珍与儿子常华兴、常华忠等创业阶段；常生春与常生福的守成与发展阶段；常生文推动内部改革并取得成果阶段；常生杰（常汉山）与常光祖（常绍伯）所经历的常家生意衰落时期。

常克珍随着钱号生意的继续发展，逐步扩大自己的生意经营，随后又开设7家商号。位于西安的“义兴泰”，以经营布匹生意为主，鼎盛时的资本达到10 万两银，全部资金已达2000 万两银，贷放额达到4000 万两银。通过典当和购买，拥有了金堂县9000 亩地的产业，并将这些土地出租出去，在四川金堂县附带做起了土地出租生意。常家出租土地从来不逼勒佃户，对那些不能按时交租的佃户，仍然以诚相待；对那些确实不能交租的佃户，只要所说情况属实，给掌柜礼仪性的磕头行礼，便算言而有信，常家就概免当年的田租。常家以秦人博大劲直的经营气度，在四川金堂县树立了诚商良贾的良好形象，于是人们也很尊重像常家这样富有男人阳刚气概的陕西商人。在民国兵荒马乱的条件下，人们纷纷哄抢别家店铺的财物，就是没有人哄抢常家的店铺，他们说：“陕西人实在，白拿他们的东西，我们良心不安嘛！”

二

常克珍的生意逐步做大，在四川金堂县经营钱庄和典当，其店铺字号占据了金堂县半个县城，放贷款加上收租而获得金堂县九千余亩土地，每年仅地租收入一项就有接近万石，成为当地的第一富翁。富起来的常克珍，这时已经有五个儿子，即常华新、常华忠、常华栋、常华宾、常华坤。他给自己家起堂名为“五经堂”，就是要他的五个儿子共同掌管“义兴珍”，要求子孙要按照祖训，五个门宗分别选拔出优秀人才，轮流掌管总号商业经营，人称“常五经堂”。常克珍自任常家第一任东家兼掌柜，第二任为常克珍的长子常华兴，第三任是次子常华忠。到第四任东家为常克珍的长孙常生春，他虽为二子华忠的长子，但过继给长子华兴，是常克珍的长门孙子，他成为常家第四任掌柜。常生春年纪大身体状况差时，先后把“义兴珍”交由年轻优秀的常生文、常生福打理。常生春之后，经营上改为“东西制”，有头有脸的大生意，东家也不再插手，完全交由真正能管生意的掌柜，也就是“义兴珍”真正的管事人掌柜。

常克珍经常教育子女和店员，让大家记住常家入川时的情景，与当时每个下川做生意的渭南人一样，也是很艰辛的。那时去四川就叫“下川”，路再远全靠步行，川路“蜀道难”真正十分难走，到陕南进入大巴山，向导可以骑骡或马，下川的人则拉住马尾巴，马走得很快，他们赶不上就摔一跤，尾巴还不敢丢，一丢就掉到沟底去了。走悬崖上的栈道非常可怕，谁也不敢朝下看，一看就眼花不敢走了。当时有句话是“进了终南山，眼泪擦不干”。每次从四川回来，走到汉中才喘一口气，“望见汉中坝，扑哧笑一下”。那时外出的商人不敢轻易回家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路途遥远，自己所带盘缠有限，唯恐被困在半路。这种古老的交通条件，使长途贩运费日耗时，下川的备受艰辛，一般人常视为畏途，宁可在家老婆孩子热炕头过苦日子，也不愿奔走于道路之上，亡命天涯。有一首《估客词》道出了个中的甘苦：“天下最苦为行商，抛妻别子离家乡。餐风宿水多劳役，披星戴月时奔忙。”开始入川经营，路远山遥，鞭长莫及，涉远性大宗商品批发交易业务，在人肩马驮的交通条件下，这种困难非今日所能想象。商业经营主要靠服牛格马，肩挑车载。从西安到兰州，沿陕甘间18 马站，晓行露宿，鸡声茅店，走18 天方可到达。从西安到康定，沿川陕间的38 马站，步行40 余日，跋涉三千余里，沿途危关隘路，羊肠小道，古柏参天，树荫蔽日，备尝艰辛才可到达康定。所以当时陕商有句商谚是“小伙小伙你甭笑，北山还比南山刁”。从西安到江南贩布，步行数日到龙驹寨，换船入襄阳进长江，到苏州、嘉庆、上海，千里迢迢，数月方能到达。

常克珍每次给孩子讲这些他和父辈的经历，对孩子和店员都很有启示，常家五子中常华兴、常华忠等决心铭记父亲教诲，为了振兴常家基业不怕吃苦，一定要把常家的生意发扬光大，成为“川客家”下川经商渭北人中的佼佼者。

三

同治五年（1866），常生春18 岁就作为常家第四任资东代表，开始独当一面经管常家“义兴珍”。他秉承祖脉，自幼就跟随爷爷历练，又得到父亲和伯父经商的启发，很有心眼善于经营人脉，开始主政“义兴珍”就显示出不凡气象。很快，常生春就有了一套自己的经营秘诀，他对掌柜信任有加，自己从不干涉店务，也不允许家人指手画脚。他回渭南时，凡是从四川本号回来的伙计、学徒，都要留在常家留住一月才让回家。在这一个月中，他通过与伙计的攀谈，对四川生意的经营情况了如指掌，常家各字号的生意也尽在他的监管之下。常生春任资东代表长达50年，常家“义兴珍”的发展达到极盛。常生春有九个儿子，常生春在“义兴珍”总号中规定，“兄弟九人，每户每年从义兴珍总号按例领取280 两白银家用。”相当于家庭分户股东。“义兴珍”各大小掌柜要定期向财东会汇报各自生意经营情况。

常生春经营上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得益于重用外姓人马朝贵来做“义兴珍”的掌柜。马朝贵是陕西岐山人，他精明能干，是个生意上的行家里手，在他的执掌下，“义兴珍”获得更大发展。先后开设了简阳县“义兴珍”、成都“义兴和”、新都“丰裕森”、广汉“义兴珍”、彭县“义兴惠”、绵竹“义兴恒”、什邡“义兴珍”、金堂县“义兴珍”等八大钱号，下设支号计有20 余处。除了钱业放贷还主营典当，典钱都以土地为抵押，仅金堂县“义兴珍”号就掌握了上等土地9000 亩，每年收租近万石，现金120 万两，利息10 余万两。

常生春在执掌常家生意时，十分注重从常家发现和培养经商人才。这时候他的堂弟中常生福、常生文崭露头角。两位堂弟年龄上虽比自己小许多，但见识不凡，处理棘手事情表现出经商智慧。常生春把二人作为自己的左膀右臂，让他们和自己一起打理生意，有意识地让二人在经商实践中得到历练。在他们掌管“义兴珍”生意的50年里，各个方面都做得井井有条，“义兴珍”各分号、支号的业务都达到了极盛。商号从一家发展到八家，分布在四川、陕西、甘肃的各个重要城镇。仅总号“义兴珍”就占据了金堂县半边街道。因放账收租购买了金堂县上等水田9000 多亩，常生春专门出资在金堂县盖起了陕西会馆，以方便陕西乡党入住。常家在四川彭县开有“义兴惠”，在广汉县开有“义盛珍”，在绵竹县开有“义兴恒”，并在西安、汉中开有商号，每个商号有20 多人，全号共有伙计300 多人。

常生春任资东期间敢于放手使用外姓掌柜，他用人最大的特点就是能力和品行并重，尤其对掌柜礼遇有加。马朝贵其所以得到东家的格外敬重，这与他的能力和品行是分不开的。马掌柜每年从四川返陕述职，每一次回渭南汇报店务，常生春亲自带锣鼓队，带着四人抬的大轿或轿车，到八里路以外的渭河渡口迎接，亲自扶马掌柜上车，并为马掌柜牵马缀镫，一路上吹吹打打，鸣放鞭炮，沿途人们夹道观看，像娶亲一样热闹非凡，其意是让马掌柜夸耀乡里，扬名渭城。由于常生春对掌柜伙计信任不疑，掌柜伙计也知恩回报。

常生春秉持祖辈教导，人在渭南时对四川的生意从不指手画脚，也不许儿子、亲戚插手店务。常生春对家人说：“我们老陕经营生意有一句老话，就是‘只有满天飞的掌柜，没有满天飞的东家’。东家要使生意兴隆，就得对掌柜信任不疑，否则谁愿意为你效死卖力。”他的这种信任比父辈、比爷爷做得更好，他经常对生福、生文、生杰讲，要使掌柜视东家的生意为自己的生意，从而为常家的生意尽心尽力，忠诚来自信任，东掌一心生意业务才能蒸蒸日上。清朝末年，太平天国起义军围困金堂，四川方面生意萧条，无法继续，掌柜伙计们将店中的银两分散携带，携资归乡，常家原以为掌柜伙计们从此各奔东西，自寻出路。谁知几个月之后，掌柜伙计们又纷纷携带银两回到了板桥常家，并将银两如数还给东家。常生春不解地问：“你们为什么不携资归乡，为自己讨个活路？”掌柜伙计们回答说：“这是你东家的银子，又不是我们的财富，我们要它做什么。”常生春十分感动，因为他从这里看到了掌柜和伙计的忠诚，这正是所有下川经商的渭南人厚重质直性格。

在常生春的主导下，“常五经堂”第四任以后，子孙所开分号以数十计，对市场大幅拓展，这在客观上分散了常家总号资本，减弱了总号在市场的竞争力，起了不好的消极作用。光绪二十六年（1900）川陕大旱，“义兴号”常家资东让掌柜五经堂拿出助银10 万两捐赠，并捐粮5000 石（每石约300 市斤），受到清廷的褒奖，给予了官职，由“义兴号”资东之子常铭新出任甘肃文县知县。藩台樊增祥赴京陛见时，“义兴号”资东常生福馈赠银3000 两。光绪二十四年常生春去世，光绪二十七年常生春“过三年”举行大祭，演大戏五台，小戏十几台，知县张世英闻知不准，但看到省藩台樊增祥都送有祭礼，并派兵队前来护卫，只好作罢不再阻止。

四

常家一直对掌柜和伙计的选用非常严格，常生春做资东聘用掌柜与伙计要求更加严格，尤其对文化方面的要求苛刻，他对常家自己的子弟要求更为严格。他很重视学习传统文化，也很注重对伙计们进行忠、诚、信、能等经营之道方面的教育，而且在学以致用上技高一筹。常家总号“义兴珍”，但凡“义”字号人员回庄，无论掌柜伙计还是学徒，一视同仁，常常一律留住一月，每日大宴小餐，夜里同床共眠，通过闲聊了解各字号经营情况，然后决定升贬取舍。常生春还决定，凡是常家子弟必须学习经商之道，但暂时不能送入“义”字号，而是先送入其他字号。常家子弟也要从学徒开始干起，扫地铺床，拿烟倒茶，从一点一滴细碎琐碎的小事做起，一件不能少地熟悉字号内各环节的业务，从而给“义”字商号树立榜样。

继任做总资东的常生福、常生文，照例也是从普通学徒开始干起，帮人倒茶水、擦桌子什么活都干，干完了学徒阶段，才能正式接触生意，此时也只能知道一些生意的皮毛。从第一代常克珍做东家，到常华兴、常华忠，再到第四代常生春做总资东，常生福、常生文，都十分重视号内人际关系，大小事务以和气为先，保证字号内部关系和谐，掌柜伙计个个无比忠诚。清末民国改朝换代，军阀打仗经常战乱，伙计们窖藏了“义兴珍”号的账本，带五万两银子历尽千辛万苦逃回渭南，一文不少地交给“义兴珍”总号。其他留守人员仍然有声有色地坚持业务经营，继续竖起“义兴珍”大旗，保证大旗在无论怎样的情况下不倒。战乱过去后，掌柜回到“义兴珍”时，不仅账本完好无损，往来账目清清楚楚，记得井井有条。

清光绪初年常生春又在陕西开设汉中“义兴琳”，西安“义兴泰”“自积永”；在渭南老城街开“义兴德”药铺，在渭南故市开“顺兴生”“公正诚”“凝运长”“双兴和”等钱号及其他行业共20 号，房产200 余座。仅西安“义兴泰”从郑州、河北贩运各种布匹到西安、甘肃各处贩卖，生意开张不久，就有资银10 万两，店员30 多人。常家“义兴珍”在最盛时资本达到300 万两，总值450 万两以上，店员800 余人。常家对其他伙计、学徒也是以礼相待，形成良好的“东伙关系”，还帮其在家乡结亲娶妇，发送亲故，使伙计有知遇之恩，东家人格诚笃，伙计忠诚不二，东伙关系十分融洽。

从常家第一代东掌常克珍，到第四任资东常生春，再到继任的常生福、常生文，对字号的管理都有一个奇特的地方，他家的掌柜、伙计挣的都是“厘毫生意”，即商店分红是按照厘毫的标准进行分配，一毫是10 两银子，一厘是100 两银子，一分是1000 两银子，常家从老掌柜常克珍起就立有一个家规，常家管理执行极为严格。常家的任何东家和掌柜都不能挣过分，当年老掌柜常克珍挣了1000 两银子，他也把它分成两个五厘，以避免挣分，他认为分就是分手、分离、分化，是商家最忌讳的。有一年常家祥和子主持店务，因为不了解这一号规，给掌柜李景泰添工钱的时候，添到一分二，即1200 两银子，犯了号规，东家知道后立即将李景泰开除。(www.xing528.com)

常家发家财宏气盛之后，五经堂在板桥南村修有五大房院，都是水磨砖砌成，有大量石雕、砖雕，大厅宏畅，后院修竹，有花园假山，珍奇好玩，一派富贵气象。房梁从终南山买来，两个人都抱不拢。二门还有专门养的戏班，有陕西著名秦腔名角王文明，艺名双喜，社长叫金叶子，逢年过节在常家戏台办堂会，在渭南很有影响。常家“义兴号”因庚子年间助银捐粮受到朝廷褒奖，被封为“资政大夫”，门上挂有“大夫第”牌匾。常生春的孙子祥和子养有名马叫“独角兽”，因马头生角而得名，十分珍贵，名闻全省，每年全省三原腊八古会上跑马，若独角兽不到场，会就不能开始，更不能算会圆，慈禧太后西逃时，太监李莲英闻知此马后，要出1000两银子占为己有，祥和子赶忙骑回家藏了起来。

五

“义兴珍”自常克珍创业，到常家第二任常华兴、第三任常华忠，均为自东自掌，东家和掌柜都是常家人。第四任是常克珍的孙辈常生春开始执掌“义兴珍”，他看到经营的诸多弊端，对堂弟常生福、常生文讲，这不利于“义兴珍”的长远发展，应该着手考虑更好的办法。1911年辛亥革命后，随着渭南帮钱业的发展，不少外地资东普遍认为渭南掌柜经营有方，纷纷聘请渭南人为经理，如四川军阀田颂尧在成都开设的“谦信元”，云南王姓开设的“裕川厚”，川东道张铎开设的“福太昌”，成都杨发鹤开的“和达号”等，都聘渭南人为经理，并加入渭南帮，按渭南帮钱业成规办事。事实印证了常生春生前的判断，常生福接手“义兴珍”的总资东，一次就从家乡聘用了200 多位渭南人入川，经过历练成为常家在川大小掌柜，其中高赵村的高自明担任过“义兴珍”的大掌柜，渭南官道南家村的南巨川（1899—1971）做过“义兴珍”的二掌柜。南巨川是民国十八年（1929）入川当学徒，由于他肯用功并能认真办事，很快从分号中脱颖而出，当上了管理成百上千人的二掌柜，南巨川的父亲在四川温江还当过常家“义兴珍”的总管家。

常家所以能够取得如此的经营业绩，皆是所聘掌柜大都是有胆有识，生福和生文也秉持兄长的教诲，对四川各号的生意事务从不指手画脚，更不许儿子、亲戚插手店务，厚重质直才是常家的资东。常生文独当一面做“义兴珍”总资东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为了积极稳妥，他先不动声色地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然后不失时机地制订出方案，率先在“义兴珍”的大小掌柜和员工中提升薪资，按照层级和经营业绩，做到让大家都有奔头，把常家的生意和掌柜、员工的利益联系起来，极大提高了大家经营的积极性。第二个改革举措就是让包括掌柜在内的所有的员工入股分红，把大家余下积攒的闲散资金利用起来，纳入放贷生息，每年度进行统一结算分红，又一次调动了所有员工的积极性。第三个改革举措就是打破门第观念，东家可以和店员通婚，他的儿子就娶了一个雷姓掌柜的女儿，使掌柜和伙计与东家在人格上平等，大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共同经营常家“义兴珍”的生意。常生文是常家“义兴珍”资东中的佼佼者，有胆有识敢作敢为，做事积极稳妥，充满渭南商人的经商智慧。

常生文辞职卸任脱离“义兴珍”后，还有自己经营“恒裕协”“恒裕生”的轰轰烈烈经历。常生文与渭南清末举人李凌虚过从甚密，李凌虚曾在“景贤书院”当过山长，在常家教过私塾，向常生文推荐他的堂弟李凌瑞下川经商，后来成为“恒裕生”的大掌柜。李凌瑞的儿子李茂堂经常到常家，和常家的后人交往密切。另外一个名叫赵子杰，是常家1890年左右招聘来的渭南经商精英之一，赵子杰从小到四川学习做生意，得到历练，后来成为常生文“恒裕协”的大掌柜。赵掌柜是一位干才，抗战初期日军飞机不断飞临四川轰炸，常家的人员和生意分布在彭县、金堂、灌县、什邡、绵竹、广汉、邳县、北川等八个县，赵掌柜把人员统一集中起来，接到四川成都的常家会馆，住了大概一个礼拜。大轰炸一过去，大家都重新返回，各司原职。这一切都由赵掌柜组织实施，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帖帖，井井有条，忙而不乱，赵子杰显示出超群的才干。赵掌柜主要负责卷烟生意，李掌柜主要负责棉花生意。李凌瑞将棉花生意和钱号生意结合起来做，把地方闲散资金集中起来，还把政府和军界高官的钱予以揽存，聚集了雄厚的运营资本。

六

常生杰（常汉山）接手“义兴珍”总资东，常绍伯出任“义兴珍”的总掌柜，此后不久，由于社会动荡方面的原因，和其他综合因素，常家在四川的生意开始萎缩，因战乱已显得有些混乱的常家商铺，不少已经关门停业，不少商号生意已经在走下坡路。到1945年，常家在四川的9000 多亩地，只剩五六千亩，店铺也有十几个转让或承租出去。随着生意的不断收缩，总掌柜常绍伯奔走于四川和陕西之间，有些东家要求划账（退股），常绍伯就把剩下的五六千亩土地也卖掉，但仍未还清债务，东家们达不成统一意见，常绍伯登报辞职，最后仅剩1200 亩地。

这个时期常家在西安的店铺还在照常营业。民国时常家不同门宗脱离“义兴珍”，自己拿出资金闯荡，在西安不光有钱号，在“菊花园”还有一处房产，在西安第一个“阿房宫电影院”，也是常家出资创立的。武念堂是渭北官道人，也是一位很有学问的清末举人，由于书写各种文书的缘故，和常家几代人过从甚密，成为世交。光绪时常家“义兴珍”曾出5000 石小麦和一些银子，捐了一个官，常家没有人去做官，就让武念堂去做官。武念堂的儿子武少文1943年从四川回来后去苏联上学，他在上学期间加入苏联国籍，后来回西安时，从德国买了一套放映电影设备。这些洋玩意放在西安家中无所用，就和周伯村及常家人商量，筹备开办一个电影院。

当时的西安城还没有电影院，这些洋玩意正好派上用场，于是经过商定，由常家、周家、武家合股出资作为基础，另外吸收一些零星小股，由周选定地址。地址位于西大街竹笆市街，先由常家出钱先把电影院建起来，取名“阿房宫电影院”。武少文的身份是民盟会员，实际也兼做中共地下工作，电影院建成后开始放映电影。起初放映的是无声电影，有美国影片、李高梅好莱坞公司的影片、海拉蒙公司的影片，主题有战斗片也有爱情片。武少文自己还买了两套国产影片，一个是《夜半歌声》，一个是《十字街头》。影院可容纳千人，起初一张票2 毛5 分，往往一票难求，看电影的观众人山人海，武少文感觉电影院生意前景不错。

可是好景不长，后来于右任的外甥在附近开了一家新的电影院，名叫“明光电影院”，因为放的多是国产片，把大半生意拉走了，对“阿房宫”的生意产生的冲击实在太大。当时的放映机在楼上，影池可坐1000 人，周围楼坐可坐400 人，电影院总共可容纳1400 人左右。因常家主要出资，每月可以领20 张免费门票，门票价格是2 毛5 分。后来，国民政府发行金圆券，因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电影票也由2 毛5 分涨到2500 元一张。由于经济萧条，人心惶惶，看电影的人越来越少，电影院为了维持生意，观众拿2 个麻钱，都让进去观看。和起初的观众人山人海，2 毛5 一张门票都一票难求的情况不敢比，可谓是其兴也勃，其衰也忽矣。生意极度萧条难以为继，电影院实在无法维持，连印海报的钱都没有，常家的一个正在上学的后生，和少文交往甚好，就常来帮忙给画海报。由此，常家投进电影院的资金根本谈不上分红，可以说投进去的钱，等于血本无归。

民国时常家在西安还办过一个民营医院。留学日本学医的渭南人杨运安，其家父与常家也是世交，两家关系特别密切，他本人又跟常家的后人同学念书。20年代初期他到日本学医，学成归来后，新医学在当地一个时期还没有人相信。他就跟常家商议，想在省城西安合开一家现代医院。

开医院首先需要资金，杨运安家根本就拿不出多少钱，常家二话不说就对建医院资金大包大揽。找不下合适的地方，常家就去找当时西安一个熟人。张凤翙辛亥革命时是第一个反正的，担任过陕西都督，其时正担任西安城防司令，负责西安守备事宜。张对办医院的事表示大力支持，找的地方原来是一个守备队的马厩，当时里面住着前清皇族的属眷，只要把他们赶走，在这地方开个医院比较合适。

张凤翙挑选十几名亲信，赤膊裸体，身上涂着鸡蛋清，手上拎着明晃晃的马刀一路挥舞，一边用箭乱射，这些满人见状就逃散了，马厩成了建医院的地方。有了院址和资金，医院很快盖起来了，也就是两座日式独楼，一个是门诊楼，一个是住院楼。杨运安自任院长，聘请他在日本留学的两个同学，一个负责内科，一个负责外科，另外还聘了护士等工作人员，住院楼可容纳200 人同时住院。常家在医院有投资，住院优先免费照顾，医院对常家吃药不要钱。但是当时的人还不接受西医，医院生意在很长时间不见起色，常家投在医院里的钱也基本上分不到利润。

常家在渭南故市街上有一个“凝运长”药铺，公私合营后归公。铺子主要经销药材，实质上挣钱也不多。铺子门上有一副对联，上联：自古皆有死；下联：民无信不立。铺子虽小，秉持的是常家做药材生意的理念。铺子的墙上有很厚的泥皮用来防火，房上的椽包有铁皮，排列得十分精密，屋顶有厚厚一层拌有石灰的泥皮，做工也相当结实，这都是用来防火、防潮的。后来经过了抗战，到新中国成立后公私合营，再后来成为供销社的仓库。

结束语

渭南故市板桥常家作为清代渭北三大富户之一，在陕西和渭南商界都产生过深远影响，他们几代人“下川”创业，锲而不舍地取得成功，为世人留下一笔可贵的从商经营的宝贵经验。

不惧艰难的创业勇气。清代“下川”意味着要面对难于上青天的蜀道，秦巴栈道高耸入云，脚下是悬崖峭壁和万丈深渊，常家的伙计说，一次要走20 多天，几十人结伴而行，掌柜走前边带路，伙计跟在马后边，实在走不动了就拉着马尾巴，摔一个跟头爬起来继续走。每人腰里怀揣家乡一抔土，在四川“阆中”陕西会馆旁堆成一座小土山，这就是说时刻命悬一线。另外还要在险道上面对土匪和野兽，有不少陕西伙计在路上被野兽吃掉，对于携带钱物的经商者当然是土匪打劫对象，步步都隐藏着凶险。有的人十年才回陕西一次，常家创业人死后就埋葬在四川，其中思念家乡和亲人泪湿枕头在所难免。在这种极度艰难的环境中，若不敢向前，将一事无成，板桥常家几代人，就具备这样不畏艰险的艰苦创业精神，几代人沿着这条商路行走，创造了常家的商业辉煌。

知人善任的生财智慧。常家四代都出了经商的高手，常克珍、常华兴、常华忠父子自东自掌，将常家的字号打理得风生水起，生意达到鼎盛。第四代常生春起东掌分开，他聘用了以马朝贵为代表的一批外姓掌柜。他根据能力的大小分别委以重任，对他们十分尊重，他自己及家人不插手字号内的事物，对掌柜们信任有加，又不做甩手东家，他常说的一句话“自家的生意自家要上心。”通过对伙计的生活特别优待，刻意改善川中商号的伙食，还为伙计在老家娶媳妇或生活困难提供帮助，与伙计推心置腹的交流，既保持了东伙的和谐关系，又远在千里之外对各字号的经营情况了如指掌。常生春孙子祥和子少年浪荡不羁，特意给他娶了蔺店焦家知书达理淑娴的姑娘平鸽，使他改邪归正走上经商之路。常生文对常家“义兴珍”的改革，常家在川的字号呈现出“股份”的气象，也充分体现着常家经商精英的经商智慧。

一诺千金的诚信为本。渭南故市板桥常家作为在川发家的财东，在钱庄为主的商业经营中，经营最重诚信，向来注重一诺千金的诚信为本的理念。常家在四川金堂县做典当起家，后来有大量的土地出租生意，作为陕西人当然是客籍，要取得四川当地人的信任，就要讲究诚信，说一不二，一诺千金。在出租土地上一开始就立下一条规矩，承租者若当年因庄稼歉收交不起租子，就地行一个礼就算完事，绝不追缴。金堂县民国期间生乱时，连本地人的字号都遭到打劫，没一个人动常家的字号，他们说，动常家的生意，良心上过不去。常家在四川，还出面主动修复了金堂县的陕西会馆，成为团结在川陕商的典范。

（撰稿：王晓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