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五百年的陕商精神

渭南工商业者从明朝洪武年间迈出坚定的脚步，踏遍了中原大地、江南水乡、塞外荒漠。曾经的风霜雨雪、孤独劳顿，没有淹没他们穿越明清五百年漫漫历史的身影。

以渭南商人为骨干的陕商，是一个应该被永远记忆的群体。

1368年，朱明政权初建，为防止边外鞑靼蒙古族的反扑和扼制西番少数民族的离心倾向，沿西部长城一线设九边镇，用以巩固边防拱卫京师，其中4 边镇在陕，驻军24 万，战马7 万匹。军备千里供给，路途艰险，耗费巨大，民怨载道。为边防计，明朝廷破官盐之制，在陕西施行“食盐开中”，鼓励关中人输粮换引，以改变朝廷军备供给的困窘。于是关中农民，车载马驮，络绎不绝，输粮边塞，供给备军，换取盐引，之后持盐引到扬州，贩盐盈利，来回4000 里。关中农民踏上明朝廷设计的这条线路的那一刻，陕商便闯进了中国历史，并迅速形成纵横全国、声震南北、左右地方经济、位列各大商帮之首的西部商业群体。这些农民出身的商人，借助于明朝廷的政策，以自己的智慧，在中国的工商业史里书写了五百年的风流与光辉。

陕商的风流与辉煌，是靠实力筑就的，渭南工商业者是其中最为突出的群体。

明朝中期，在扬州从事盐业和其他经营的陕商多达500 多人，陕商在扬州的经济支配能力远远超过了晋商和徽商。扬州的陕西会馆就建在当时最繁华的东关，至今扬州还保留着很多陕商建造的古迹。明朝廷为了礼待山陕商人，破不得异地科考的考制，在扬州专为山陕商人子弟设立“商籍”，允许参加扬州岁考。徽商为此郁闷了多年，待到安徽在朝廷里出了大官，才和陕商并齐，有了“商籍”。

陕商在清朝是举足轻重的。清雍正时期，国库储银由康熙末年的800 万两增至5000 万两；乾隆时期，国库储银最多时8000 余万两；道光年间，国库储银仅有2000 万两。而道光年间，陕商中仅渭南商人在四川和川陕路沿线开设的钱号，就拥有资本白银约2000 万两，贷放款4000 万两。渭南帮钱业和山西票号、冀帮钱业并列清代钱业“三大帮”。渭南帮钱业堪比国库，如果陕商的资本集合起来，不知抵得了多少国库。

明代《清华乡土志》里有一首《棉布谣》：“莫辞劳，关中贾来价更高。经长迢迢纬不足，龟手辛苦连夜操。”江南的百姓用勤劳迎接陕商的到来。

“老陕豆腐狗，走遍天下有。”康定歌谣里这样说唱陕商这个庞大的群体。

“陕西有个朝邑县，朝邑南面三十里有个村庄，赵家是镇中富户。”清代李伯元《官场现形记》开篇的这段文字是写实的，这个村庄是孝义镇，赵家是孝义四大富商之首。在文学作品里陕商俨然成了天下富商的代表。

其实，渭南富户孝义有赵、严、乔、柳、詹由来已久。清朝又有渭北焦（南焦）、常（板桥）、曹（程曹）三大财东，南塬贺、姜、李三大财东，应是后起之秀。

这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孝义赵、严两家和南焦村焦家。

蒲松龄《聊斋志异·小谢》开头便说，故事发生在渭南县姜部郎的宅院里，可见渭南商人姜家的故事，在当时东西过往旅客中已广为流传。

捧读那五百年的历史，陕商有着太多风流与辉煌，那些行走在历史里的身影，强悍而挺拔，那身影里挟裹的精神刚健而质朴。陕商用忠厚的品性和坚毅的精神书写着五百年的历史的脉络，也用苦难和张扬丰满着五百年历史的血肉。

“参横月落夜迟迟，络绎鸣驼任听之。盐茶春暖花开际，水草秋高云塞时。”《固原竹枝词》里记录了陕商披星戴月四季行走的形象。天下最苦是行商，和恪守“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古训的徽商比，陕商要苦累和艰难的多。崇山横陈，大漠无边，风刚雪骤，漫漫征途上的饥渴、寒冷、寂寞、煎熬、疾病甚至死亡，给了陕商太多的苦难和血泪。明朝廷继“食盐开中”之后，又施行了“茶叶开中”，陕商从川北雅安、灌县、名山、邛崃、射洪运茶到康定，然后贩运到西藏换取马匹和其他物品，史称“五属边茶”。背茶的伙计全是关中的汉子，他们背着沉重的茶叶从五地翻雪山、二郎山，过泸定桥，到达康定时肩背已是血肉模糊了。伤好之后，关中的汉子们又走进五地，用他们的血肉之躯为家庭换取殷实，为朝廷换回成群的战马。康定城边的万人坑，埋的就是这些客死他乡贩负茶叶的关中伙计，山门上“满眼蓬蒿游子泪，一盅麦饭故乡情”的对联与眼前荒凉的坟茔，让人潸然泪下。

从兰州到嘉峪关，出哈密而走西域。陕商的足迹北到吉林，南到广东，东到江浙，苦难让陕商越走越远，苦难也让陕商越走越强。陕商凝注在五百年历史上的精神，可以说是用血肉熬制出来的。

陕商强悍。司马迁在《史记》里说秦人“勇于公战，怯于私斗”。朱熹在《诗集传》里说：“秦人之俗，大抵尚气概，先勇力，忘生轻死。”轻生重死的文化基因，让陕商刚勇不屈、威武强悍。天高地远，遭遇匪患兵祸在陕商是经常的事。每遇此况，陕商往往拔刀而上，怒吼厮杀，拼力死战，常使兵匪胆战心惊，夺路而逃。“骏马快刀英雄胆，干肉水囊老羊皮”，便自然成了人们对陕商的写照。(www.xing528.com)

陕商能在华夏大地行走五百年，创造出庞大的商业体系，依靠的不仅仅是强悍，他们在苦难中习得的智慧，为自己赢得了更大的红利，也给中国的流通史开了体制的先河。明清陕商从事的行业耗资巨大，加之涉远行贾，需要资本大量而持久地投资。经验和困难让陕商创造了比较完善的合伙股份制资本运作模式。合伙股份制中最有特色的是商号内部大多采用“东西制”的运作方式，“东方”和“西方”财产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使东家少了干预，掌柜多了自主，商业多了活力。陕商的“东西制”和晋商的“股俸制”，都带有明显的股份制的色彩。和山西商人比，陕商似乎更加开放，他们借助于四川商人和土地所有者的力量，合作经营，又创造了契约股份制的资本运作模式，陕商由此超越了家族和乡情之囿，以开放的姿态行走在艰险的商路上。

陕商的智慧是方正的，绝少掺杂圆滑、谄媚和奸巧。这群黄土滋养和周礼沐浴的商人，固守着自己的文化品性，他们不勾连官宦，不投机取巧，恪守贾道，以“人硬、货硬、脾气硬”的形象行走在秀丽的江南和广袤的西北。这种品性，使陕商独具一格。明代弘治年间，安徽籍宰相叶琪代表徽商利益，推行“输银换引”盐法改制，徽商花钱买引，与运司官员关系融洽，迅速在扬州盐业崛起。陕商特立独行，不结交运司，不贿赂盐官争引，和晋商合力对抗徽商，但终不敌天时地利人和。清朝初年，晋商和清廷的特殊关系使他们在淮扬的盐业顺畅增长，陕商以大汉正统自居，反清复明，陕商在扬州的盐业开始衰微了。于是陕商撤资入川，在四川从事钱业和盐业，史料记载“川省井盐投资秦人占十之七八”，钱业“川省正经字号多属陕客”，陕客“字号各县均有”。到清代雍乾时期，陕商已经掌握了四川社会的金融大权。康熙年间，成都的商人筹划修建“陕西会馆”，当地士人内心阻挠，但虑及陕商的实力，表面应允，却以风水外泄为由，不许动用川地一抔土壤。陕商不为所动，规定回陕商人，必带关中黄土入川。硬气的陕商驮着一袋袋家乡的黄土，行走在千里巴蜀古道，日积月累，在成都建起了华丽的“陕西会馆”。陕商的方正和硬气，让人有理由相信那些黄土没有一抔是为取巧从关中以外的大地上挖取的。

也许正是这种硬气，支撑了陕商的张扬。商人客居求财，别妻离子，经年难归，每至夜晚，各人湿各人的枕头。为了畅叙乡情，疗伤养病，互通有无，对抗欺压，维护贾道，山陕商人所到之处，必建会馆。有文字和遗迹的山陕会馆就有274所，入川前的会馆，多为陕西和山西的商人合建，入川后的会馆，基本都是陕商独建了。山陕商人建设的会馆，大多斥巨资，气势恢宏。河南社旗山陕会馆耗资87788 两银子，是全国会馆中唯一得到慈禧御笔的民间商会建筑。原故宫博物院院长吕济民、副院长单士元赞其为“中国第一会馆”“艺术辉煌、绝无仅有”。汉口山陕会馆，仅春秋楼一项耗资249066 两，可惜毁于日本侵华的炮火。山陕商人所建会馆，门前必树一对轻则千斤重则数万斤高耸的铁旗杆，这些精美的铁旗杆全部出自渭南工匠之手。社旗山陕会馆门前的一对铁旗杆重5 万斤，高十余丈，第一节上铸刻对联，第二节各挂两字，合为对联横批，然后是大大的云斗，斗上铸字，云斗之上，是第三节，两把关云长的青龙偃月刀直指青天，气势逼人。山陕商人在会馆上的心思，除了商用之外，更多地在张扬自己的文化个性，张扬他们来自十三朝古都的自信，张扬他们的实力和大汉朔风。

陕商的会馆皆有戏楼，有陕商的地方必有秦腔。这个被李斯描写为“弹筝搏髀，扣瓮击缶，歌乎呜呜快耳目者，真秦之声也”的古老剧种，在明清的五百年里，也随着陕商吼遍了神州大地。山东、安徽、江苏、上海、湖北、湖南、河南、四川、云南以及西部各省的山陕会馆，在明清的五百年间，每年五月十三关公诞辰唱戏，商人入会唱戏、违规罚戏，庙会唱戏，戏戏相连，秦音不断。《扬州竹枝词》这样形容陕商的秦腔：“由来河朔饮粗豪，邗上彩虹节节高。舞罢乱敲梆子响，秦声惊落广陵潮。”这首词中的“邗”指的江苏，江苏人听不懂秦腔，不像他家隔壁的鲁迅能体味出秦腔“古调独弹”之妙，但在江苏人眼里秦腔能“惊落广陵潮”，估计陕商很惬意了。清代《成都竹枝词》里也有对秦腔的描写：“会馆最多数陕西，秦腔梆子响高低。观戏人多坐板凳，炮响酬神散一曲。”陕西商人走到哪里，秦腔戏班就会被请到哪里。那乡音，宽慰了寄居的心灵，也注解了陕商的豪放与大气。豪放文化与张扬心灵的合拍，也许能熨烫得五百年行走的陕商心理平展而温暖些。戏班之外，陕商每一个人都是秦腔的演唱者，他们在顺畅欢愉时唱快板，翻打念唱，提袍摔袖，吹胡瞪眼；艰难困苦时唱慢板，脖项低垂，苦音清长，深沉哀婉。秦腔，是五百年行走路上陕商的影子，伴着他们的脚步，一刻也未离弃。

陕商的张扬不是肤浅的标榜，他们的心灵没有囿于金钱的藩篱，礼仪发祥地上的商人是心存正气和大义的。

岂曰无衣？ 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岂曰无衣？ 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

岂曰无衣？ 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

《诗经·秦风》里的秦人，慷慨而歌，为国而战，气若长虹。这种刚健的秦风，流淌在每一个秦人后代的血管里，商人也不例外。

明末，倭寇屡犯扬州，一次，数千百姓被关闭于城池之外惊恐啼号，陕商大声斥责守城官兵启门放桥，全然不计倭寇破城后个人的安危和财产，数千扬州百姓赖以存活。陕商阎金在倭寇攻城，军民惊恐慌乱之际，率陕商登城，拉弓射箭杀敌，倭寇惊呼“西北人来了”，连夜撤退。清初，陕商和与清廷关系密切的晋商分手，撤资入川。在四川自贡“西秦会馆”书写反清的藏头楹联，并于会馆前设茶馆，过往行人只要喊一声“反清”，茶水一律免费。待到八国联军入侵，清室西逃陕西，陕商们怀民族大义，慷慨解囊，共纾国难。仅渭南一地陕商捐银28 万两，粮5000 担。陕商的为国重义，让陕商走向了民族的层面，多了令人敬佩的情怀。

清末的衰微，捻军起义，陕甘回民起义，关中动荡不安。1862年5月，华州团练劫洗回民聚集地秦家村，引发回民起义，并以燎原之势席卷在陕甘大地。起义打击的重点是官府和地主，但持续7年的战争，让关中满目疮痍，按《中国人口史》的统计，战乱中陕西人口损失达622 万。回民起义后关中渭河两岸各县人口减少60%，临潼最为惨烈。据《临潼县志》载：1862年至1869年的7年间，临潼县死亡人口30 余万。据《渭南县志》载，回民起义后30年，渭南人口相比回民起义前30年也减少了三分之二，可见这场战乱对关中东府这片土地创伤之大。

客居他乡，为家族富足而行走了五百年的陕商，面对满目疮痍、横尸遍野的家乡，面对亲人的死亡，那一刻，他们的内心里肯定一片冰凉，回顾五百年走过的布满荆棘和充满辉煌的道路，一切都变得模糊和虚无起来。也许从此，威武的陕商止住了行走了五百年不知疲倦的脚步，在徽商面向海洋和晋商走出北部国界的时刻，他们又回到了当初出发的地方，从商人转换回了农民的原本角色。陕商的人生足迹，就像一个大大的圆，起点和终点在五百年之后重合，那个在五百年的历史上风尘仆仆、刚健强悍的陕商匿声了。

行走了五百年的脚步停了，穿越了五百年的坚定足音定格在历史的天空。百年以来，那些行走的身影在秦人的记忆里也慢慢模糊。先辈们开创的基业，只剩下一些明清砖块瓦砾、硕大的柱顶石、上马石，在古老的村庄里随意置之路旁，似乎在诉说着曾经的辉煌，过往行人步履匆匆，视而不见。

但那一段五百年行走的历史不会永远沉寂。

（撰稿：柴新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