渭南棉业：新中国成立前的历史

棉花是人民生活的必需品，是国民经济的战略物资。隋朝以前，我国尚无棉花，到了唐代，方由印度引进，开始在华南华东地区种植，元朝传到陕西。清光绪年间，在陕甘总督左宗棠等人的大力倡导下，关中各县逐步发展起来。

我市最初种植的是故市一带，当时面积较小，其品种也为历代流传下来的茧花，绒粗芒短，一般只能纺15 支粗纱，亩产仅15 到20 斤（皮棉）。清朝末年，西方国家把大批洋棉籽种，如德国棉、斯字棉、贷字棉等运销我国，使亩产普遍提高到40 至50 斤，且标白绒长，一般可纺32 至40 支细纱。故市地区种植的棉花尤佳，可纺50 支细纱。这样，种植面积就逐年扩大起来。

渭南棉花的销路，最初为我省西部的岐山、宝鸡，南部的商县、洛南等地。每年棉花上市，小商小贩云集而来，肩挑骡驮采购回去。除供应本地需要外，还转销四川、甘肃、湖北等省。当时，县城棉商仅有数家小花店，故市、田市也只有3 个小商，每年收购量不过几千斤，倘若无买主，还需雇车运至宝鸡一带销售，基本上属于零花交易。民国二年（1913），上海日信洋行在渭南田市镇一次收购棉花60 余万斤，由渭河装船运至洛阳，转装火车运往上海。第二年，又在县城驻庄，采购棉花100 万斤。一般商人见此大宗交易，都认为有利可图，纷纷开设花行。自立贵、荣贵同、林兴德、余庆生就是这时成立的。同时，渭北各镇一些较大的商号，如田市的醇盛玉，故市的公正诚、凝元长，顺兴生，故市的恒玉协，孝义的南北当商等，也都闻风而起，在当地收购棉花，远至汜水、汉水销售，获利不少。各地纱厂试用渭棉以后，共同认为品质优良，争相前来采购，其经常驻庄的就有上海日信洋行、谦信洋行，汉口第一纱厂，彰德同泰渭纱厂等十余家。本地商人也看见棉业前途远大，相继经营此项业务。据统计，民国十年（1921），渭南县城除原四家外，又增加了醇盛立、务成德、同心福、永发东、同心协、全兴隆、协和丰、同丰元、丰盛和、丰盛元、长德隆等12 家。随着销路的扩大，棉花价格逐年飞涨，农民更加重视了棉花的种植，面积不断增加，作务不断改进，产量和质量都有所提高，开始出现了兴盛景象。

民国十四年（1925），棉花市场由汉口转移到郑州，成为华北棉花集散地。市面除现货交易外，出现了“定期予购办法”，即由厂商先交六七成定金，交货后付清全部价款，当时称为“标期”。这种交易对棉商来讲，危险性较大，一遇棉价飞涨，立即倾家荡产。如孝义南当、下邽天合之、故市祥盛德、永合丰等十余家，均由此而停业。后经郑州市长赤亚武禁止，此种交易方为减少。

在用秤方面，渭南棉业向为十六两三钱。由于棉价节节上涨，一些棉农为了增加重量，多用高粱秆和红薯蔓作捆花绳，有的竟重二斤多。棉商为避免赔累，则改用大秤。厂商纷纷向当局反映，民国十七年（1928），郑州棉业公会要求渭南县署出面取缔。县商会会长董孝初，棉业公会主席李映睛，分别召集全县棉商、棉农在西关火神庙举行了三天大会，规定棉农捆花一律用草绳，每条不得超过四两；棉商收花全部用天平，由公会统一制定，原有私秤统统捣毁。这样，才纠正了多年积弊。

交通是经济发展的动脉。陇海铁路修到渭南，这为棉花的销售和运输大开了方便之门。县城花行急剧增加到32 家，外镇花行及自购自运棉商也增加到一百家以上。销路扩大到临潼、华县、高陵等地，年收购约达500 万斤。棉花受自然影响较大，民国二十二年（1933），全国棉花因旱灾普遍减产，上海多数工厂由于缺乏原料被迫停工，棉价每担由36 元猛涨至48 元。各地纱厂、洋行纷纷来我县抢购，当地棉商为了多做生意，亦采用“押汇”的办法从银行大量贷款，进行竞争，棉花市场一时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为了缓和矛盾，控制市场，国民政府和美国垄断集团签订了一项“麦棉贷款”协定。这项协定一生效，各地厂商立即争购进口棉，停止在内地进货，致使棉价又日趋下降，到本年十二月，棉价竟跌到26 元，我县一半以上的棉商因此倒闭停业，棉农也蒙受了不少损失。(www.xing528.com)

在棉花供不应求的情况下，各地又普遍出现了掺水、掺棉籽、甚至掺沙子的恶劣现象，少的掺一两成，多的竟达五成。这些杂质向棉花混在一起，经机器压榨，长途转运，霉烂不堪，到达厂地，已变成废品。经厂商强烈要求，于民国二十二年在县城东街成立了我市第一个棉花检验所，掺杂掺水之风始为收敛。

随着棉花生产和棉花交易的发展，籽棉加工和皮棉打包工业也开始出现。民国二十年（1931）“云昌号”和“大通汇”两家半机械化打包厂先后成立，平均每日可打200 至300 包。民国二十二年（1933），上海商人段镜甫、孙直哉等人集资一亿元（国币），在西关街成立了“西北聚记棉花打包股份有限公司”，俗称南打包厂。两年后，交通银行投资20 万银圆，中国银行投资10 万银圆，上海市维持会会长尤菊荪联合武汉、上海、南京等地十多个资本家共投资50 万银圆，在老火车站北（三马路）又建立了一个规模较大、设备较先进的西北机器棉花打包股份有限公司，俗称北打包厂。这两个厂系机械化作业，每日可打800 包。这样，三原、泾阳、咸阳及省东各县均将棉花运至渭南打包，并加盖渭南图记出售。遂之渭南县成为陕西棉花的集散地，市场日趋繁荣，县城棉业增加到52 家，外镇也增加到118家，采购地区扩大到晋南、豫西一带。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产棉区相继沦陷，全国的军需民用仅依赖关中一地，供求矛盾更加突出。加上国民政府滥发纸币，一些大商人囤积居奇，棉花价格大幅度上涨，棉农的种植热情有了新的高涨。据民国三十三年（1944）统计，全县棉花种植已达324560 亩，县城花行急剧增加到83 家，外镇也增加到131 家。掺水掺杂之风，又死灰复燃，有的棉商和棉检所狼狈为奸，私盖图记，牟取暴利。新中国成立前夕，长德隆、四顺成、同丰元等号都囤积了很多棉花、黄金和其他物资，他们把大约60 万斤籽棉转移到重庆，结果一场大火，全部焚毁。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给棉业带来了新的兴旺。在党的“发展商业、繁荣经济”的方针指引下，县城棉业又增加到92 家，其中业务较大的长德隆、同丰元、四顺成、惠永丰等10 家，由贸易公司特约为代购店，逐日向公司表报收购数字，领取价款；其余棉行亦全部代国家收购，领取手续费。1953年，国家决定对棉花实行统购统销，长德隆、四顺成、同丰元合资改营益民铁工厂，1956年三大改造时，改为公私合营渭南县农械厂，其余棉商也都转了行。

（撰稿：杨树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