渭南粮业发展演变概况

粮食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与人们的生命攸关。随着粮食丰歉、余缺和政局的变化，粮商也时兴时衰。兹将近代渭南粮业发展演变概述如下，以供读者参阅并起保存史料的作用。

渭南为陕东大县，主产粮、棉。据《新续渭南县志》载：明嘉靖时就有耕地891266877 亩，人均11．77 亩，种夏粮621273．9 亩，种秋粮219772．8 亩，种棉花48858．7 亩。到乾隆三十四年（1769），耕地面积增加到1266785． 3 亩，人口276251 人。清代末期，由于鸦片种植面积增多，粮田则大大减少，加之渭北土地瘠薄，多采用三分之一的轮休耕作法（一成轮休，一成正槎，一成倒槎），粮食种植耕地面积约占耕地总面积的四分之一。同时受渭北焦、常、曹等资本集团的影响，不少群众重商轻农，耕作粗糙，一般亩产百斤左右。致使产粮大县，百余年来一直成为缺粮县。县城及故市以南地区各集镇的粮食市场，虽有起落，但均很兴旺。民国二十四年（1935）陇海铁路通车以来，一直是关中东部粮食交易中心。

自清同治元年（1862），经过太平天国、回民起义军、捻军数年战乱，除山区青岗坪、大王岭及山区少数村庄外，所有村镇城堡多被焚毁，人民死伤达5 万之众，百姓大都流离躲避，生产遭受严重破坏，渭河两岸犹如无人之区，土地荒芜达数年之久。同治六年回军二次西退后，群众渐渐开始重建家园，在地方秩序及农业生产曰渐恢复的同时，城镇铺商也逐渐开业。车雷村雷发财，率先在县城西门内开设公义长粮行，代客买卖粮食。由于独家经营，生意非常兴旺，获利甚多，雷发财因此起家，成为县西巨富。继而有田姓开设的聚顺成，南塘巷金家开设的同兴昌。这是战乱后渭南最早的三家粮行。他们采取年收佣银十两，发给农民牙帖一张（旧时为买卖双方提供场所、收取佣金的证明），在集会时协助买卖业务。有时还领粮车下乡交易，收取佣金，群众称为“经纪”（协助买卖双方成交；收取手续费）。因农村现金缺少，其他商行也采用实物交易，夏收粮食秋收棉，每户向当地“经纪”交手续费银五两。因而形成其他商行同时也兼营粟花业。随着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至光绪中期商业逐步走向专业化阶段，各集镇先后共增设了十多家粮行、较早的有故市荣顺德，孝义彩盛同，信义天成永。

这时粮行用斗无统一规定，各地均沿袭旧例。县城每斗二十九斤半（折今三十四斤七两强），孝义为二十八斤（折今三十二斤九两强），故市三十斤（折今三十五斤三两弱），辛市二十七斤（折今三十一斤八两弱），阳郭二十四斤（折今二十八斤二两强），崇凝二十二斤（折今二十五斤八两强）。还出现使用私制小斗、大斗及以多量少、以少量多等手腕欺骗群众的恶习。民国十八年（1929）令行统一度量制，明文规定“非经政府校准灼印之斗不准上市”。此后，县城始用新斗（折十四市斤半），取缔了私斗私秤。但外镇粮商仍多沿用旧斗、旧秤（群众称为大斗，老秤）。直到渭南解放。

在收取佣金方面，县城与外镇也有差别，县城卖方每车麦（十石）抽三斗——即3%，买方每元抽佣金一分五——即1．5%。民国二十四年以后，县城改佣金为三分，卖方二分，买方一分；外镇每元为五分，卖方三分，买方二分。民国三十年农业税征实后，改收实物，一般每石粮抽取三升，卖方二升、买方一升。

粮业淡旺季和价格，是随着供需矛盾和生产丰歉出现不同变化。县城用户多系机关、商业、学校和居民，以六至十一月为旺季，日交易量约300 石以上；乡镇用户多为农民，一般在小麦播种后短粮，以九至次年五月为旺季，日交易量约200 石以上。光绪四至五年由于连年丰收，粮价下跌倒每石银三钱，农民雇请麦客割一亩麦，只30 文钱，给一斗麦还不乐意，形成谷贱伤农的“熟荒”。在这一时间，许多粮行都囤积了很多粮食。光绪二十六年（1900）大旱，粮价暴涨至10 两银子一石，他们便乘机销售，牟取暴利。次年县城又增开了务成丰、集义栈（后改德原兴），故市增设聚兴和，孝义增设天顺德等十余家粮店。民国四年县署以粮车进城阻碍交通为由，令将县城粮市移至北滩，即今民生衔（旧称粮食集）。

北滩旧有一条小渠，灌浇湭西南部农田。乡绅高岳雇工填平未及盖房，被务成丰经理王复元凭借雷家势威，以县租用为由，占为该号所有，修建街房多院。当时流传有“高家填，雷家建，湭西不能水浇田，有人出面敢说话，务成丰去找王复元”之谣。

民国以后，粮食销路以县境为主，价格比较平稳，每石价常在5 至6 圆银洋之间。北洋军阎相文部入陕，派员在渭南大量收购军粮，粮价逐日上升至13 圆，且蒲城、白水、富平等县粮食大量输入，各粮商乘机取得厚利，渭南杨昆山、蓝田厚子镇李家等都因此发家。许多富户纷纷插手粮业，先后在县城增设了同义和、双太昌（荣顺魁）、太盛丰、兴太祥、天兴栈等五家。(www.xing528.com)

民国十五年（1926）春，军阀刘镇华率镇嵩军入陕，派暴式彬为渭南县长，以征购名义将各粮店历年囤积及私人寄存粮食300 万斤全部“征收”，县城及各镇粮店纷纷倒闭。军队还破门搜索，财物被抢掠一空，商业停顿达一年之久。县城先后仅恢复了公义长、太盛丰、双太昌、德厚兴四家粮栈，后因资本微弱又以公义长名义实行联营。民国十七、十八年陕西大旱，麦苗枯死。秋田减产，形成大年馑。而政府不断科派军粮，加紧催索，这时棉赋已预征到二十四年（1935）。饥民四起抢粮，成群结队“吃大户”，蒲、富粮贩不敢南来，粮价逐日上涨，每石竟达60 银圆，且有行无市。在陕西省赈务会倡导下，由县商会及粮业公会联合富户集资前往河南、江苏、山东等省购运大批粮食，县城各行各业都代售面粉，抑制了粮价和抢购之风。至同年九月每石小麦下降到17 银圆左右，此后连年丰收，又下跌到六七银圆。民国二十年同厚裕、荣顺魁、德厚长、义兴公等四家粮店也随之复业。

陇海铁路通车后，西安、天津、徐州、郑州、济南、开封等地及西安成丰、华丰、合夥等面厂都派人前来收购，渭南也相继成立了象峰等面粉厂使渭南粮食业重新出现了兴旺景象。除原有五家粮店外，县城相继增设了万福源、万顺长、天生合、复盛生、泰盛昌、同心协、德厚兴、俊生荣、公合永、德合祥、联二成等23 家，米粮铺22 家，均集市于民生街，日交易量达6000 多石，粮价17 圆左右。高陵、临潼、澄城、大荔、蒲城、白水等地粮车络绎不绝，纷纷来渭交易。此时同业相互竞争激烈，纷纷在铁路沿线修栈房、仓库、增加蓄运量。渭北各镇粮号急剧增加。故市有12家，孝义有9 家，信义有7 家，交斜有8 家，辛市有6 家，各小集镇亦设有小店三两家，成为渭南粮业最盛时期。

民国二十五年（1936）东路粮食厂商停购，销路锐减，各粮行库存积压。同年“西安事变”发生，一时大军云集，杨虎城派员在渭南设立粮禾未总站，收购县城粮商150 余万斤存粮，每斤作价5 分，暂时尚未付款。总站移至邻县继续收购。事后经商会会长杨昆山派遣王明堂、叶英祥两人往返交涉，价款全部收清。杨昆山及叶、王合谋以少收为由，贪污粮价一万余元（新中国成立后在“三反”运动中作出交代），渭南粮业因此蒙受重大损失，相继倒闭17 家，米粮铺倒闭18 家。粮店仅存公义长、天兴栈、荣顺魁、德厚长、同厚裕、天生和等6 家。同年又增开了建兴成、大丰成两家。

民国三十年实施田赋征实，不少农户需购粮交纳农业税。渭南县田赋粮食管理处为简便手续，由农户向粮行交款，凭据到仓库结算，粮行为仓库收购粮食，统一调拨。而粮商借机哄抬粮价，从中牟利。陕西省经济检査团以检查粮价为名，率经济警察突然到县，以囤积居奇为由，查封了同厚裕、太盛生、德厚兴、德厚长等四家粮店，并将会计连同账簿一同带省。后经商会、粮业公会多次交涉，贿赂法币10 万元、豌豆9 石以作罢休。

蒋介石发动反共内战后，强迫各县代购军粮，由于货币大量贬值，加之各级政府从中克扣，价款到县与市价相差很大，进而又向农民摊派“差价麦”款，待催交备齐又与市价相差，为此粮商赔累不堪，兼之捐税繁重，如斗捐、所得税、过分利得税、营业税、印花税、壮丁费、绥靖费、综合税等举不胜举，各粮店相继倒闭。至渭南城解放时，只剩下天生和、建兴成、天兴栈、太盛长、公义长、德厚长、德厚兴、兴顺和等8 家，继续营业。1954年人民政府实行粮食由国家统购统销政策后，停止粮食自由买卖，德厚兴转营铁业，公义长转营竹器业，天生合转营杂货业，建兴成、天兴栈等5 家转营日杂居民用店；乡村集镇粮商多数转入农业。

（撰稿：宋金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