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椿山：从春熙路到故乡的商业人生

刘椿山（1907—1976），名廷琨，字椿山，渭南县（今渭南市临渭区）故市镇定通村人。少入私塾，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四书》等。椿山之父德兴，光绪年下川，在成都春熙路开办商铺。有一次，街面发生火灾，大火烧至德兴铺子自灭，人以为奇，过后称之为“刘财神”。实际上是他家铺子的两边界墙高出屋面数尺，起到了防火作用。

刘椿山像

椿山少年时与哥哥廷璋在父亲的引领下，来到成都暑袜街“金盛元”学做生意，先当学徒，踏踏实实从最基础的事情做起。民国十年（1921），椿山与哥哥回到家乡，停息一年后，母亲督促兄弟俩早日去川，怕耽误了号上的事。其时廷璋已经成家，妻有孕在身，他实想看到孩子出生再走，迫于母命，与弟当月踏上艰险崎岖的下川之路。兄弟走到川陕甘交界之处，宿店时遇到一个熟人，却说服廷璋去甘南贩马，椿山阻挡，廷璋说此去非要干个名堂不可。于是兄弟分手。廷璋去了甘南，从此一去未归。

民国年间刘椿山家谱的序言(www.xing528.com)

椿山经过半月跋涉到了成都，他进取好学，继续在“金盛元”做学徒，业余拜访当地名医，学习医理，悉心钻研《本草纲目》《医金鉴宗》等医学经典，几年后能独立给人诊病，并能根据病情开出有效的处方。椿山在钱号业务上也工作认真，勤于钻研，很快就精通了账务，特别是对资金的投放与回笼把握得较准，深得东家和掌柜的赏识。民国二十九年（1940）以后，他被提拔为掌柜，总管内外业务，重要生意商谈，大笔款项往来，都亲自办理。曾几次身带金条，坐飞机去上海办理事务。

抗战后期，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在成都闲居，经常到“金盛元”和陕西乡党聚会。抗战胜利后，于右任和陆军军官学校（前身黄埔，当时设在成都）校长关麟征作为陕西乡党受邀，经常到“金盛元”聚餐，畅叙乡情。椿山作为掌柜出面把于、关当贵宾接待，让厨师做喜吃的陕西饭菜，盛情备至。于、关也在饭余即兴挥毫展示书法技艺，赠墨宝给椿山和其他陕西乡党。有一次，椿山对于右任和关麟征说：“我有个侄儿叫国栋，在本村教书，请于老和关校长给他写点什么。”于右任二话没说，即提笔写了《大学》上的一段话，关麟征写了“为国育才”四个大字的横幅。椿山重视对后代的学习和教育，鉴于大女儿在家乡上学，侄儿教书，就在春熙路商务印书馆附近书店买到《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唐诗三百首》等文学书籍，委托回陕的乡党给他们捎回去，同时写信鼓励他们用功学习，将来报效国家。

由于兄长廷璋一去甘南未归，母亲思儿心切，椿山曾去甘南寻找过两次。第一次，椿山见到哥哥，谈话中看哥哥似有为难情绪，主人答应让年底回家，到年底依然未见归来。过了一年椿山和一个亲戚再去找兄，这次主家竟连人都不让见，椿山怕出意外，只好和亲戚赶快离开，回家只向母亲报告平安。椿山鉴于刘氏家谱毁于同治元年（1862）年战乱，夙夜拟望重修，曾让金盛元渭南同乡仓渡苗春田草拟《重修刘氏家谱序》一份，由于忙于事务，终未完成。1948年，时局动荡，人心不稳，物价飞涨。“金盛元”到后期库存资金入不敷出，常常捉襟见肘，加上东家的主导思想有误和个别职员的投机取巧，在成都周围置得不少水地，连年歉收，钱收不上来。临近1949年，日子越来越不好过，面临灭顶之灾。1950年后，椿山携妻与子回到家乡，从此务农。他低调做人，农忙之余为群众看病，不收分文，口碑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