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维礼（1904—1970），渭南县龙背乡（今渭南经开区龙背办）北史村人，曾任成都天成金店掌柜。
史振文（1916—1982），渭南县龙背乡（今渭南经开区龙背办）北史村人，史维礼的侄子，曾任成都天成金店西安分店掌柜。
史家先祖是明万历年间（1573—1620）进士，官至光禄少卿。史家人居住在渭河北岸，到史维礼父辈，弟兄三人，耕种200 余亩渭河滩地。不遇虫灾水灾，生活自给自足，日子还过得殷实。由于渭河“浅漫散乱，游荡多变”的特性，常常给沿岸群众带来灾害。从1844年到1949年百余年间，渭河发水灾24次，平均四五年一次，其中有几个时间段，两三年水灾相连，沿河群众“有地难耕种，种了难收获”，群众生活时有困窘。直到20世纪70年代，渭河沿岸不少群众仍沿用“一年种一料”的耕作模式。
史维礼像
天成金店制作的金箍子
史维礼的祖父持家有方，留老大在家种地，照顾老人，托人带老二下川学做生意。史维礼的父亲是老三，因年龄小，在家中读书，以求进取功名。此时，渭南人的钱帮生意在四川做得很大，拿着焦、常、曹家的汇票，可以通行川陕，一路无阻。史家企盼老二在学生意上能有出息，振奋家业。
陕甘回民起义平息后，时局稳定，史维礼的二伯父在乡党的引领下，走相桥，翻秦岭，一路艰辛，进入渭南人在四川的钱庄当学徒。由于他勤快、聪明、本分、诚实，有“地上捡钱不私存”的德性，受到了伙计店员的认可。一次意外，打扫号内卫生时不小心将东家的珍贵财物碰碎，因器物值钱，无力赔偿，掌柜一怒之下，将其赶出银号，流落成都街头。正当他在街头抱头痛哭之际，一个卖豆腐的老人路过，问其原委，他如实相告。老人没多说，看小伙干练，人又老实，便叫跟他干事。史维礼二伯父在落难之时，得好心人提携，很是感激，跟随老人用力用心，很快就具备独当一面的能力。几年后，老人带史维礼二伯父到成都最繁华的春熙路天成金店，金店对面是孙中山的雕像，让他做金店的账房先生，打理金店的各项业务。
随着生意的发展和扩大，金店不断培养选拔优秀青年充实到各个岗位。由于金店商品是金子，体小，贵重，易盗，对选人用人非常严格，形成了一套内部规则，一般不选外人做伙计，只从东家、掌柜及重要成员的家族中择优选人。史维礼二伯父引荐老二史维其、老五史维荣、老十一史维贤，都先后去金店学生意。他本想重点培养亲生儿子史维荣，可史维荣性子烈，个性强，受不得店规约束，且屡次犯错，给金店造成损失，气瞎了自己双眼。于是，便把老十史维礼从渭南老家叫去四川，重点培养。
天成亨金店取银凭证（成都市档案局藏）
史维礼从老家出发，一路步行，经过了33 天跋涉，翻越秦岭到达成都。金店招工虽多为亲族关系，可店规面前人人平等。入店当学徒，先做三年饭，从打杂做起。特别是做饭，要干净，勤快，有心，手巧。史维礼在三年学徒期间，用心钻研，把陕菜和川菜相融合，做得一手好饭菜，东家、掌柜和伙计对他很赞赏。做饭打杂之余，在他二伯父的要求下，史维礼读书练字，跟师父学打算盘。他写的字是店内最出色的，逢年写对联，大伙让他提笔书写。以致后来做掌柜时，同于右任、张大千交往甚密，因为他也留有大胡子，被周围的人称为“三个大胡子”。(www.xing528.com)
天成亨金店装修申请（成都市档案局藏）
史维礼二伯父年老后返回老家，金店的生意全托付给了他。史维礼和他二哥、十一弟努力为金店干事，开发新型金银制品，拓宽市场销售，生意越做越大，成为成都著名的金店。
天成金店的牌子是于右任题写的，门面3 小间，宽2 丈多一点，院内入深近30丈，采用前店后坊的经营模式。前面门面主要是销售成品金银、工艺品及黄金兑换、存储等业务，后院手工作坊有专门的匠人提炼加工毛金，制作各种金银首饰。由于位置处于成都最繁华的地段，东家掌柜诚信经营，童叟无欺，其黄金、白银产品质量、品相可以和国民政府南京银行的媲美，所以生意不断攀升，成为成都有名的金店。随着品牌质量的提升，国民政府中央银行成都分行与金店签订收购协议，凡天成金店加工的银圆，一律免鉴入库。史维礼让他二哥史维其定期把金店加工的银圆送给中央银行成都分行。史维礼在金店挣了不少钱，便把钱入股金店，成为金店的重要股东和掌柜，全权负责金店的经营。
史维礼在经营金店的同时，精心从史家后辈中选拔可以接替主持金店的人选。经认真考察，他把史振文作为重点培养对象。民国二十一年（1932），16 岁的史振文接到叔父史维礼的来信，让他稍做准备，即日赴四川金店学做生意。由于军阀混战，土匪出没，由陕入川的道路异常凶险。史维礼托人给沿途渭南人办的客栈留下口信和盘缠，让史振文一路住渭南人的店，吃饭不付钱，可以安全入川。即便如此，史振文在川陕路上遇到了国民党地方民团抓壮丁，为躲避掉下崖，摔断了肋骨。他强忍痛苦，翻山越岭，到达天成金店。振文和他叔史维礼一样，依店规从学徒干起，先做三年饭，一边打杂，一边练字，一边读书，一边学算盘。民国二十四年（1935），史振文三年学徒期满，进入金店前台当店员。民国二十六年（1937），一个国民党军官来到店内，提着一个箱子，里面全是金条，寄存在天成金店，便赴前线作战，此后再无音信。由于此项寄存业务是史振文亲手办理，被东家记下了一功。
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迁徙重庆，成都作为西南大后方的重要城市，日军的轰炸也日益频繁。由于金店处于繁华路段，目标醒目，极易成为轰炸目标。东家和史维礼商议，决定在陕西西安开一家分店，把一部分的财产转移出来，即便成都遭遇不测，可保证留有半壁江山。
不久，四川天成金店在西安市最繁华的地段，钟楼向东、路南的骤马市口，开设了天成西安分店，规模在当时西安市首屈一指。东家派出一个女儿执东，史振文作掌柜，全权负责金店生意。史振文在金店经营有方，很快生意兴隆，上流社会、商家富户，选购金银首饰把该店作为首选。民国三十七年（1948）八月十九日，国民政府废弃法币，改发金圆券，强制将黄金、白银、外币等兑换为金圆券，使大量的城市中产阶级破产。成都、西安天成金店首当其冲，不少库存黄金、白银兑换成了金圆券。一个月后，国民政府取消了限价政策，提高金圆券的兑换率，致使物价再度飞涨，金圆券急剧贬值，形同废纸，致使成都、西安金店损失惨重。
成都解放后，天成金店进行了公私合营，史维礼被分配到国营副食糖果公司工作，从事采购、出纳、会计等业务。由于史维礼有学识，有文化，在成都商界口碑好，陕西乡党尊称其为“史先生”。
史振文在新中国成立后从西安天成金店回渭南老家，拉回了不少金圆券，但几乎不值几个钱。村里人习惯称其为“金条客”，不少朋友遇到困难常去他家借钱，史振文只要有，都乐于相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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