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定谟(1862—1928),渭南县(今渭南市临渭区)孝义镇王家巷人,少时家道衰落,屡遭世人白眼,内心产生了强烈的重振家业意念。十四岁即投入商界,先在成都做学徒,后又辗转到沿河司(土司名,其地域相当于今贵州省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域大部分地区)。光绪十二年(1886)开始,他到孝义首富赵渝客在重庆开设的“恒升元”盐号做事。此时该号将蜀盐分销黔省各地,在沿江各口岸设了许多分号,生意大振。王定谟到恒升元后,由于给乡党做事特别尽心,加上在商界多年阅历深厚,能对市场变化做出符合实际的分析,及时给总号掌柜提出合理化建议。总号掌柜也是一位经商老手,对定谟很赏识,他的建议多被采纳,使得“恒升元”生意步入鼎盛时期。
辛亥革命后,“恒升元”盐业持续兴隆,定谟在盐业经营中发挥了骨干作用,东家赵渝客对他也高看一眼。认为他人可靠,思路宽,办法多,就提升他为总号掌柜。定谟任总号掌柜后居住在四川涪陵,总摄各号事务。他在经商上是一个帅才,善于全面看问题,从产、运、存、销四大环节,都采取了切实可行的措施,使得经营成本降低,经营周期缩短,整体效益提高。在各号的内部管理上,他制订了操作性较强的一套号规,使各号事务管理井井有条,较好地调动了各个员工的积极性。盐业经营的兴盛发达,使“恒升元”利润大增,各号员工收入也不断增长,定谟的家庭也逐渐成了孝义一带富户。
光绪二十六年(1900),陕西发生了荒旱,当时他还在四川,听到消息后,担心亲朋好友受饥寒,即寄钱到故里,让人根据实际情况分给各户。尔后对本族生活贫困者,连年分别寄钱资助。他的轻财仗义,看重亲情,在孝义镇传为佳话。
民国九年(1920),王定谟由四川回陕在家休养,时政局混乱,军阀队伍往来不断,催粮派款,百姓不堪其扰,地方众绅强留并推举他为孝义里正。孝义镇处于渭南大荔华县三县交界之处,距离县城较远,镇上大小事都要看当地驻军的眉高眼低,有许多难事堆积未决。王定谟初上任就尽力从中斡旋,跑腿说话,有时和一些人发生激烈争辩,持理抗争。他办事讲话有理有节,不卑不亢,坚持原则又有灵活性,所以许多事得以成功解决。
民国十年(1921)的七、八月,暴雨持续,入秋后更是阴雨连绵,渭堤决口,河水泛滥,孝义镇灾情严重,秋禾全部被淹。王定谟奉县府令发散义仓粮食给村民,无一户遗漏。(www.xing528.com)
他热衷于公益事业,只要是对大众对社会有益的事,都竭力去办。民国十一年(1922),他请蒲城名师冯树敏为儿子一铭补课。两年后,一铭考入西安中山大学预科。年终一铭回到孝义,与好友严诚斋、李之瑛共议:取消塾师,并入新学,兴办渭北第一所女子学校(开始是将关帝庙和严家祠堂分设男女两校,后来又合并一起改名“孝义小学”)。这件事得到身为孝义里正的王定谟的大力支持。王定谟说服各塾师积极响应,经报渭南县批准,学校于1925年春季招生开学,聘任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的已在三原中学任教的严诚斋担任校长(李之瑛继任校长),一铭任事务,王定谟参与学校管理。后来又经合议,把关帝庙和城工局的500 亩地产作为校产,还把镇上经纪人承包金也纳入学校收入。王定谟思想超前,敢于改变旧的风俗习惯,把传播新思想新文化作为自己的责任。孝义女校的建立,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
王定谟担任孝义里正八年,处事公允,待人谦和,克己奉公。鉴于民情困苦,财政艰绌,为缩开支,裁减公务人员,所有事务由他一人承担。镇上重要公务,如议事、修路、建校、开仓放粮等大事,皆让儿子一铭传人并监督办理,一铭稍有误差,则当众严斥。
民国十七年(1928)阴历十月初七日,王定谟因病去世,享年67 岁。下葬之日,孝义里十一甲民众给他送了一面木制大匾,上面题刻有四个大字:廉正可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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