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国荣(1830—1914)、史国华(1833—1917)、史国富(1836—1922),同胞兄弟,渭南县龙背乡(今渭南经开区龙背办)龙背村人,国荣曾担任四川金盛元商号总管(总掌柜),国华在四川成都经营金盛商行,国富在四川灌县经营金盛商行分行。
史家兄弟是明朝大将史可法的后裔,其高祖于乾隆末年(1795)举家从山西迁居渭南县龙背乡龙背村,在此置田建屋,繁衍生息。其叔祖父官居御史,家门前立有石狮子、大圆石鼓、小方石鼓。其父史建愷(1795—1864)生育三子,人丁兴旺,其家堂号“三星堂”。国荣兄弟幼时,家族人口不断增多,而土地没有增加,遇上年景不好,时常吃不饱饭。其父幼年也曾入私塾读书,虽屡考不举,但能以耕读传家,时常带三个儿子下地干活,担粪施肥,翻地除草,播种收获。后来陆续送三个儿子入私塾,接受启蒙教育。道光二十四年(1844)至咸丰六年(1856),渭南境内水灾、旱灾、冻灾、疫病、虫灾接连发生,庄稼收成不保,民众生活困顿,人心惶恐不安。此时,国荣、国华、国富渐次长大,经历了多灾多难的幼年岁月。
史国荣身为老大,知事早,能吃苦,有担当,看到家里困难,心里十分着急,他恳请父亲为自己另谋出路。道光年间(1821—1850),正是渭南钱帮发展时期,以焦荣栋创办的金盛元钱庄为龙头,带动了恒丰、义兴等钱庄快速发展,形成以成都为中心,不断向周边县城和集镇扩展的经营网络。国荣的父亲托人找到邻乡信义焦家,请求带儿子去当学徒。道光二十四年(1844),焦荣栋在家休假,见到了国荣,经当面提问,甚觉满意。道光二十五年(1845)清明节后,焦荣栋带着国荣几个人,跋山涉水,步行进川,一路上,向国荣讲商号规则,讲述商号的发展历程。金盛元钱庄的东家是岐山马家,商号除了敬奉关羽外,还敬拜“马鞭”,代表了东家以贩马起家的历史。要求他先学做人,再学生意。史国荣到达成都金盛元钱庄时,这儿的生意非常红火,存贷两旺,掌柜、会计、把事(跑街)、相公(学徒),各行其是,井然有序。店内的裁缝给国荣做了一件单袍,和其他店员一样,国荣便全身心投入做事。他见人很有礼貌,遇活争着干,能吃苦耐劳,样样事干得都很出色,取得了总管焦荣栋和各位师傅的信任。在大家的帮助下,国荣进步很快,学习记账,练习算盘,比其他学徒都快,待人接物,注重礼节,很是恰当妥帖。几年历练,国荣逐步成熟,跟着焦荣栋和其他师傅也学到了不少做人做事做生意的本领。
道光二十九年(1849),国荣给父亲写信,言在四川经商大有可为,让择机把二弟国华、三弟国富也送去四川,入号学生意,耕读立家,以商兴家,此议是日后兄弟三人在经商上均有成就的最初动力。咸丰元年(1851),国荣学徒期满,回家休假一年,他向父亲及国富讲述四川做相公(学徒)的收获,既能抽时间看书,还能学到经商的本领,做人的礼规。回家后,他务农治本,下地干活,不误一刻光阴。从咸丰二年(1852)至同治十一年(1872),二十年间,国荣多次往返川陕,徒步跋涉,始终守时,从没违反号规。在焦荣栋的栽培下,国荣从店员干到会计、协掌,协助焦荣栋管理金盛元总号和各个分号的生意。由于他认人认事准,经手的生意,既能让商铺利益最大化,还能灵活操作,与客户保持长期的生意往来。他曾坐船到上海,调研发达地区的生意情况,抢抓商机,拓展业务,引进德国染料,扩大了经营范围、规模和空间。
焦荣栋退休后,把总管的大权交给国荣,嘱咐他要不断扩大业务,巩固金盛元在三大钱号的领军地位。执掌金盛元以后,史国荣完善号内规则,调节东家的本银、店员身俸和股银的分配方案,在管理上操作性更强,分配上更科学合理,既保护了东家利益,又调动了店员的积极性。他坚持培养后续人才,陆续从渭南信义、龙背等地为号内遴选了一批有发展潜力的学徒,补充力量,确保金盛元长盛不衰。他在经营管理上,严格执行号规,不唯亲疏,号规面前人人平等。在人才培养上,注重梯次结构,择优选人,使得经商后起之秀均能安排在合适的岗位上。四川解放前夕,金盛元钱庄的十大号掌柜、会计,都是信义、龙背一带的人担任。成都总号由信义瓦张村的张文俊(1893—)任总管;彭县分号由龙背程前村的尹光耀(1907—1991)任掌柜,龙背北史村的杨振华(1922—2011)做会计;新都分号由龙背乡龙背村的史承祖(1915—1995)做掌柜;广汉分号由龙背程前村的尹天仁(1876—1963)做掌柜,赵振华(1923—2000)做会计,龙背村的程文孝做协掌;绵阳分号由龙背安王村的杨康华做会计;灌县分号由龙背乡龙背村的史振銮(1893—1967)做掌柜;万县分号由龙背乡龙背村的史载书(1902—)做掌柜,杨康贵做会计;南溪分号由龙背乡龙背村的陈志义做会计;温江分号由龙背乡程前村的程玉荣(1898—1980)做会计;广元分号由龙背乡安王村的史振贤做会计。
从咸丰十一年(1861)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中日甲午战争失败,是洋务运动时期,中国的经济在不断发生转变,特别是宣统三年(1911)辛亥革命后,社会动荡不安,对民族工商业不断冲击。金盛元的经营模式也在不断转变,慢慢地由钱庄向多种经营转轨,放账量开始减少,不断购买水地,租给当地佃户耕种,收取租金。同时,对于战争、政变带来的恐慌,金盛元采用买贱卖贵的策略,垄断市场,赚取差价。组织店员从各地贩卖紧俏货物,赶集上会,满足当地群众生活需求。号内的土地存量不断增加,各县的分号拥有土地一二千亩至七八千亩不等。随着洋务运动的推进,欧洲不少国家的先进商品进入中国市场,金盛元抓住商机,从德国进口染料,代替中国传统的植物染料,提高了染布的效率和质量,也发了一笔大财。
光绪二十七年(1901),史国荣已过花甲,由于他眷恋故土,带回在金盛元打拼近五十年的积蓄,回家在老宅基地上重建新房。由于老屋过去地势低洼,下雨屋内常进水,这次他着意把庄基垫高,高出地面一米多,村里人习惯把他家叫“高台台”。三间宽的院子,前盖门房,向内十二间对檐厦子,上有天井,用铁丝网笼罩,再向内是厅房、上房,非常高大气派。了却了他回归老家建大院、安享晚年的夙愿。史国荣注重子孙培养,其孙史百乔(1913—?),民国期间曾担任蓝田县县长。(www.xing528.com)
史国华于道光三十年(1850),在其兄国荣的引荐下,进入金盛元钱庄当学徒。在兄长的严格要求、悉心指导下,他刻苦学习,反复磨砺,成长很快。六年学徒期满,已具备独当一面的能力。在老家休假一年后返回成都,做了把事,跑街办事,视野不断拓开,获得了不少做生意的经验。三年后,正逢陕甘回民起义爆发,回渭南不安全,国荣没有让国华回家休假,而是派他到成都周围的几个县调查市场行情。他一边考察各行业的发展状况,一边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结交同行,学习取经。回到成都后,向兄长提出了依托金盛元,给自家开一个钱庄的设想,得到了国荣的肯定和支持。国华以小博大,从成都金盛元钱庄借贷3000 两银子,向渭南其他几家在四川的钱庄拆借银两,国荣也给几百两银子支持,加上国华个人积攒的银子,用一万余两银子起步,办起主营钱业的金盛商行。国华有学养,见识高,才华出众,察人观色,礼貌客套,很快拥有了不少客源。他对市场行情非常熟悉,投贷方向把握得很准,资金按期回笼率高。他既揽存银,又做放账,还捕捉商机,给陕西的桩客收茶叶,向陕西批发四川的烟糖,都挣了钱。其间,他也参与了从德国进口染料的生意,小赚了一笔利润。在史国华的用心经营下,金盛商行生意红火,财源滚滚,20 余年时间,积累银钱50 余万两,成为钱业中的一颗的新星。
国华挣钱后,注重后辈子孙的培养。他的儿子史载言(1855—1936)没有经商,在家读书种田。长孙史振海(1894—1963),早年送往日本留学,回国后已进入中华民国,史国华用银子为其捐官,在河南当了一任县长。民国三十四年(1945),史振海返回西安,开办面粉厂,步入经商行列。次孙史振基(1902—1984),民国期间在南京大学读书,毕业后在华县、沔县、扶风等县担任田粮处长。在教育子孙上,史国华常讲:“从小读书不用心,不知书内有黄金。早知黄金在书内,高点明灯下苦心”。还向后辈讲“相公”(学徒)和“书生”同时学习知识,考上秀才的故事,旨在鼓励史家后辈既重视经商,还要重视读书,不能因为四川道路遥远、路途艰辛而放弃经商,也不能因为挣了钱意志消沉,放弃读书。族内其他子孙,参与经商的有十余人,形成了几代人接力下川经商的传承格局。
史国华年龄大后,回家置办庄基,建设宽宅大院,在老屋对面,盖了一个三间宽的院子,门前是七层青石台阶,台阶上是三间门房,向内是对檐四间厦子,接着是厅房,屏门红柱,甚是气派,再向后是对檐六间厦子,最后是三间大上房。上房是两层楼,前有一口砖箍的水井,寓意财源不断。在院子的东边有四间宽、三亩地大的花园。家里从前到后,全是青砖铺地,由外进入屋内,廊房相连,走路回声响亮。厅房内挂有“耕读传家”的金字黑匾。门前有一对8 米高的铁旗杆,一对1.5米高的石鼓,还有拴马桩。
国华有钱后,邻里和睦,乐善好施,常常救济困难乡邻,赢得了众人的尊敬。在他80 大寿时,地方乡绅和亲友给他送来了2 米长、1.5 米宽的“正直可风”“寿比南山”的木制大牌匾。
史国富继国荣、国华后,也踏上了下川学商的道路。经过学徒期锤炼,两位兄长点拨,国富进步较快,起点较高。他志存高远,年轻有为,依靠金盛元钱庄和二兄金盛商行,在灌县开办了金盛商行分行,与二兄国华互为支撑,从事资金存贷,商品贩运,租赁土地等生意。在清末民国时期,资财迅速增加,最高时达到10 多万两银子。国富和二兄国华一样,持家是耕读商并重。挣钱后,重点培养后辈成才。他长子史载文,是清朝贡生。二子史载册,光绪年间(1875—1908)在延安书院考学中举,延安府在其家门前竖立5 米高的石旗杆一对。史国富育有八子,堂号“八义堂”,人丁最为兴旺。他挣了钱,购置了100 多亩土地,还在渭南通往信义的大路南边,盖了一座三间院子,前为门房,连着四间对檐厦子,向内是厅房,接着又是对檐厦子,最后面是一栋二层楼的上房。屋内全是青砖铺地,大门台阶是青石条所铺,门前立着一对1.8 米高的石狮子,一对1.5 米高的石鼓,一对5 米高的石旗杆。在史国富80 大寿时,乡邻为他送去“四世同堂”的木刻匾牌。他年老从四川回家后,配齐农具,车马全套,经常下地干活,以耕作为乐。
下川经商在国富的子孙中予以传承,其八子史载书在四川万县金盛元商号做掌柜,其孙史振銮(1880—?),既在成都灌县金盛号做掌柜,还主持自家金盛商行生意,其曾孙史承祖在新都金盛元商号做会计。他家历来重视教育,其孙史振铎(1899—1972)在家里办私塾,除自家子弟外还给村里的适龄儿童免费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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