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栋：从铺子到钱庄的征程

焦荣栋（1796—1877），渭南县信义乡（今渭南经开区信义办）南焦村人。四川“万盛号”布庄、钱庄的总掌柜，清代“渭南钱帮”的开创人。在成都开设“金盛元”钱庄总号，分号支号在川中平原有三四十家，“金盛号”钱庄是四川钱业公会四个常务委员单位之一。

荣栋的父亲焦世印是一位种田的老把事，家境较为殷实，早年送荣栋上学，接受启蒙教育。聪慧好学的荣栋十一二岁就上完了义学。

小时候，荣栋和父亲世印看到渭河北岸一带，商贾云集，生意兴隆，特别是距南焦村不远的孝义镇商铺林立，孝义的赵家、严家因做生意赚了钱，盖着宽大的七间厅和五间院子，门前竖立着雕工精美的石牌楼，在荣栋幼小的心里留下了深刻印记。父子二人商量着今后的出路，认为求学做官，很不现实，还是学做生意比较可靠。于是，世印就决定荣栋不再进学，去学做生意。

荣栋敬过先祖，告别父母，背着包袱，便来到了当地铺子。包袱里除了换洗衣服外，还装着几本书。学徒的生活很单调辛苦。早晨，他第一个起床，扫地擦桌，伺候掌柜起床、洗漱；铺店开门后，跟着店员卖布，跑腿取物；晚上伺候掌柜洗脸、洗脚，等掌柜入睡，一切料理完毕，他才能躺下。

每次躺在床上，他先看书，通过看书明白了不少道理。在日常生活中，他既肯吃苦，又有窍门，活儿干得多，又干得好，深得掌柜和师傅的喜爱。师傅们还主动教他记账、打算盘等经商的基本知识。与其他学徒相比，他进步很快，成熟得也比较早。

当时，渭南县河北一带广种棉花，棉花的纺织、加工成了这里的主导产业，棉制品的买卖也形成气候。渭北重镇故市、孝义、信义等地，每逢集会，人们带着自家的土织布和手工制品，到集会去卖，集会上常有几十家卖布的摊点，各个布店铺子生意兴隆。这些棉织品，通过各个铺子或外地商人收购后，用专门缝制的口袋装上，口袋上用毛笔写上某某堂号和编号，然后采用肩背、担挑、驴骡驮运等形式，翻山越岭，送往天水、兰州和四川各地的商铺销售。荣栋目睹了来来往往衣着考究、气度不凡的客商，听到有关四川各地布匹生意经营信息，就产生了放弃在渭南布店当店员，出外闯一闯的念头。

嘉庆十八年（1813），荣栋十七八岁，经人引荐，远赴四川彭县的“万盛号”布庄当店员。一路上，荣栋跟随客商，穿秦岭，越大巴山。白天走在崎岖的山路上，身边是万丈深渊，眼前是高耸的山崖；晚上，露宿在半道或简陋的客栈，阴风怒号，狼虫出没。这些对于生活在平原地带的荣栋来说，是一种身体和意志的考验。历经近一个月的长途跋涉，终于到达目的地。

“万盛号”布庄是陕西岐山的马家和渭南的王家合资开设的。当时，关中一带的商人已把经营布匹的铺店开到了成都平原，形成了以新都、彭县为中心，辐射周边各县的经营网络。

荣栋在“万盛号”做了店员，还坚持学徒时的习惯，每天早晨第一个起床，协助学徒打扫卫生、收拾店铺；晚上，临睡前还把店铺的物件检查一遍，唯恐有半点差池。他工作很细致，扯布、量布、装车，一丝不苟，态度谦恭和蔼，在东家、掌柜和店员心目中留下了好印象。一年后，他便负责协调店员的事。此时，荣栋仍然很低调，在尊重每一个店员的前提下，提出严格要求，使店铺的工作条理紧凑，效率大幅度提高。

过了几年，他又被东家、掌柜任命为账房、二掌柜。经过十年的磨炼，不到三十岁的他就出任“万盛号”的总掌柜，管理着成都、什邡、温江等三、四处分号。

荣栋眼光睿智，在“万盛号”总掌柜岗位上，把主要精力放在生意经营上的同时，注意观察了解其他各业的经营状况和市场行情。通过较长时间的观察、对比、算账、分析，他认为经营布匹的成本很高。布匹由陕运川，山高路远，运资高昂，利润所剩无几，不可能给店铺带来较大的经济效益。要使店铺超常规发展，必须开辟新的经营门路。他用简单的办法推出一条新的思路：做布匹生意，就是把布运到缺布的地方；如果把钱当作布，把有钱和有余钱的人手中的钱，送到缺钱人的手中，这种经营岂不是更好。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他把创办钱庄的想法和方案提交给王、马东家。两东家一致同意，并就把创办钱庄这件大事交给荣栋筹办。

贩布是实物，只要不烧毁，不让山洪冲走，即便雨淋受潮，还可以降价处理，收回一定残值。但钱业是契约经济，君子协定，一张约定，就可借走几两甚至成千上万两银子，风险大。为稳妥起见，在开始经营钱业的同时，不放弃布业经营。道光二年（1822）三月，“万盛号”办成了布、钱兼营的庄号。荣栋借鉴当铺生意的做法，全力经营钱业。荣栋做人虔诚、谨慎、踏实，“万盛号”经营钱业后，荣栋更加辛劳，做事更加认真，随时处理经营中出现的问题。荣栋总给店员说，在钱业领域，大家都是学徒，一切得从头学起，来不得半点马虎。

经营钱业风险更大，荣栋重点研究钱业经营风险管控措施，他将店员与东家连为一体，利益共享，风险共担。荣栋在“万盛号”把全部红利，按照店员职务高低分等领取，年终分红，劳资各半，庄号内人把这种薪银称为“独毫”。店员可以将红利存入店内，作为本银，称为“己本”，与资东一样参加分红，但存放总数不超过五千两银子。如果本人去世，可参加三年分红，三年后，作为一般存款处理。在扩大积累方面，规定房产、设备、设施的折旧，按照使用寿命长短，每年按原值的1—2 折，从总盈利中扣除，作为房屋修葺、设施维修的费用。对超期一年以上的贷款，都先作为坏账，由当年总利润冲抵。

在贷款上，采取抵押贷款，可以用房产、土地等作为抵押物，填好契约后，随到随贷。贷款利率上也有区分，工商业大宗贷款，利息7—9 厘，农业贷款，利息为1分，最高可达到1 分3 厘。存款利息是3—4 厘。每年的正月十五和七月二十二，号内要进行两次“神仙会”，在“万盛号”总号，由荣栋主持，成都、什邡、温江等各号掌柜参加，逐号汇报经营状况，对照账簿算账，决定分红和人事调整等事宜。

实行钱布兼营的第一年就有了大的效益，店员们看到了钱庄的希望，纷纷把多年的工资积累作为“己银”投入钱庄。道光四年（1824），“万盛号”完全改为钱庄。道光六年（1826），荣栋之弟耀栋也来到“万盛号”当学徒，后做店员。耀栋在经商上天赋很高，很快被任命为支号掌柜，成了荣栋的得力助手。改营钱业后，荣栋又根据钱业经营的实际，对原店规进行了修订、补充和完善，形成了相对全面完整、科学合理、操作性强的四十条新店规。(www.xing528.com)

道光十五年（1835）初，耀东轮休回陕，假期一年，下年春节前归号。当时，正好家里有事，耀东无法走开，只好过年后离陕归川。耀栋违犯了店规，如何处理？荣栋犯难了。耀栋虽是胞弟，不处理难以服人，加上王、马两东家因银利不和，处理不妥，直接关系到他这个总掌柜的威信和全庄号的经营。他最后痛下决心，给耀栋“出伙”处分。同事们请求荣栋收回成命，他执意不肯。耀栋拿着“己本”银5000 两，当天离号。

道光二十一年（1841），“万盛号”王、马两东家因银利纠纷经过四年的诉讼分道扬镳。王家是渭南人，资金雄厚，加之上上下下多数都是渭南人，因此“万盛号”招牌仍由王家使用。岐山马家改为“金盛号”，继续聘任荣栋为总掌柜。改号之后，荣栋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仍然以“谨慎、稳妥”为经营风格，以“德、诚、信、义”为经营理念，招徕各行各业的客户，生意日渐兴隆。

“金盛号”在荣栋的精心管理下，培养出了一支诚信、勤劳、精明、干练、稳定的员工队伍。跑街、跑场的店员，爱店如家，办事灵活，坚持方便客户的理念，在基层与客户打交道。他们熟悉场、街内每户人家的经济情况，谁家养了几头猪，大概什么时间出槽；谁家地里种了什么经济作物，大概什么样收成；谁家闺女出嫁，收了多少聘礼；谁家做了什么买卖，赚了多少银子；只要谁家有了余钱，就主动到家里联系存入号内。谁家今年要给儿子成家，谁家要翻修房屋，谁最近出去做生意，凡花钱的大事，提前到人家里，把贷款送上门。这些跑场、跑街的，在当地都成了“百事通”。对信用有保障的，借贷手续非常简明，谈好后，到庄号内办理借贷手续，或到附近的支号办理手续，还可就近在茶馆里要一壶茶，写借据，办手续，随时放贷。对贷款人信用有疑问的，庄号、支号不用调查，由贷款人找一位庄号熟悉的、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人，作为“保银人”，当贷款人到期无力偿还时，由“保银人”赔偿，执行“有借有还，谁贷谁收”的号规。在长期与客户打交道的过程中，这些店内办事人员都具备独当一面的本领，识人辨事，处理存贷，游刃有余，除非天灾人祸，一般号内的放贷都比较稳当，呆坏账非常少。

“金盛号”是荣栋一手创办的钱业，随着分红增加，荣栋渐渐成了“金盛号”的大股东。道光十九年（1849），荣栋将总号由彭县迁至成都，号“金盛元”。同时不断向成都周边扩张发展，彭县的老号改为“金盛同”，在新都开了“金盛员”，在什邡开了“金盛泰”，在温江开了“金盛和”，在崇凝开了“金盛丰”，在广汉开了“金盛惠”，在新繁开了“金盛广”，在西安开了“金盛荣”。十余年时间，“金盛号”钱庄如雨后春笋，绿遍川中大地。清末时，四川新繁县仅有一个钱庄，就是“金盛广”。民国初年，因为战乱原因，“金盛广”由钱业改为当铺。金盛元钱庄最盛时，在川陕共开设分号10 处，支号31 处，资银300 余万两，总资产500 余万两，员工500 余人，成为川陕钱业经营的头牌大亨。

自“金盛号”钱庄开办成功后，成都平原兴起了开办钱庄的高潮，开设的钱庄，不论东家是谁，掌柜、店员大多数来自渭南，形成了“渭南人能理财，渭南人会理财，渭南人精理财”的共识，许多新开的钱号，都是聘请渭南人当掌柜，搞经营，大批的渭南人参与到下川当相公（学徒）、学生意之中。

咸丰二年（1852），成都陕西会馆召开大会。出席会议者穿戴考究，风流倜傥。此时，一位老者身着布衣，足蹬布鞋，健步走进会场，全场起立，响起热烈掌声，这就是渭南钱庄领军人物的人格魅力。荣栋在店铺是这样，在同行面前也是这样，轮休回到老家更是这样。每当他回到家乡，还经常下地干活。有人笑着问他：“你也没个总掌柜的架子？”他微笑着回答道：“啥总掌柜？ 在父母面前，永远都是儿子；在长辈人面前，也只是个晚辈。”

荣栋妻朱氏，是个贤内助。尽管荣栋兄弟赚来的银子有千百万两，作为首堂主妇，她在家里主持家务，信奉的还是勤俭、勤奋。她常说，不要忘了艰苦。奢华，是对祖宗的不敬，勤奋，是给自己造福。家中生活用具，坏了修补继续用，裁剪衣服的边角布料，仍收拾备用。她也常教育后辈说“糟蹋粮食是作孽”。在她的影响下，其他妯娌及各子侄侄女，在生活上都很简朴。

朱氏又是一个善良的人。同治元年（1862），渭河干涸，关中大荒。不少村民出于无奈偷偷地去收割大户人家的小麦。朱氏把一些揭不开锅的村民叫到家，备些饭菜，吃完后，就对大家说：“谁家实在过不下去，就到我家来借。”那年，她家的小麦无人偷盗。

光绪二年（1876），信义焦家“协和堂”一分为三，81 岁荣栋的“敦厚堂”仍没有停止商业经营。荣栋及儿子兰兴，在新都、西安、渭南等地开设了钱庄、当铺、酱园等12 家店铺。

钱庄的经营给资东掌柜及店员带来了丰厚的利润，一些掌柜和店员也纷纷拿出资金，设立钱业字号，聘请同业中人经营。“金盛号”内的分号掌柜，赵宜之在崇凝开了“晋泰丰”钱庄，赵家崖的赵正林开了“福泰生”“福泰全”钱庄，信义的李瑛，开了“鼎生益”钱庄。“恒丰号”内任分号掌柜的宋起儒，开了“万盛成”钱庄，南焦的焦殿辉开了“天合元”钱庄，“义兴号”内的分号掌柜焦兴芳，开了“永兴和”钱庄。总号是宗主，是“家门”，这些字号是老号的附庸。每逢大事，都要请示老号，年终决算，请老号来人，查阅账簿，后来演变成只听口头汇报。渭南人开办的钱庄，最兴盛时达151 家，其中百分之七十以上，都由金盛、恒丰、义兴等三大号派生而出。

几十年过去了，荣栋在四川创立的“金盛号”，百年不衰，更是功绩卓越。他勤劳、勤俭、勤奋、勤学的风格，厚德、重道、诚信、义爱的品质一直影响着下属，影响着经营钱庄的人。他的理念、风格、人品形成了“金盛号”的企业文化。他制定的号规四十条，做大了渭南钱业，确立了渭南钱业跻身于西部，乃至全国钱业的三大帮之一，奠定了渭南钱业的百年辉煌。清末民初，国家邮政总局曾两次派员来成都，到荣栋任职的“金盛号”学习渭南钱业的经营管理制度，对中国邮政业起步时的经营管理，提供了宝贵经验。

“金盛号”在荣栋几十年的苦心经营下，置业精诚，信誉敦笃，资银雄厚，始终是成都钱业公会的四个常务委员单位之一。民国二十八年（1939）六月，日军飞机轰炸成都，地处东珠市巷的“金盛元”遭到轰炸，损失惨重。民国三十三年（1944）金盛元总号无法经营，向成都市政府申请办理了歇业手续。金盛号在四川其他地方的支号分号生意，基本上是以土地租赁经营为主。

焦荣栋致富后不忘回报社会。他为四川多处修建的陕西会馆捐款，也购置义园作为同乡埋葬地。创办成都三秦中学，彭县三秦小学，方便同乡子女上学。把自己轮流经营会馆时的全部收入，用于办学经费。道光二十八年（1848），荣栋得知家乡渭南县衙要维修象山书院，捐银500 两。咸丰六年（1856），渭南县衙修建湭河桥，荣栋捐银5000 两。咸丰十年（1860），南焦村成立民团，荣栋捐银5000两。同治十一年（1871），“协和堂”作为领军和组织者，修建南焦村城墙，其坚固壮美程度，位居全县村城之最。同治十二年（1872）重修渭南县城和县衙，他家捐城工银5000 两，县衙修缮费2000 两。光绪三年（1877），渭南大旱庄稼无收，他家为县衙救济灾民捐粮1000 石，给本村和附近村民捐粮200 石，并设粥场、施棉衣、赠券资、打水井。

光绪三年（1877），荣栋去世，葬于村西城墙之外，著名书法家白遇道，为他书写了神道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