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家钱业：跟随时势，创办义兴珍

渭南板桥常家的“义兴珍”钱号，是清嘉庆、道光年间（1796—1850）渭南三大钱号之一，常家钱业也是在道光二十一年（1841）前后开业起步，总号设在四川金堂县，随后在简阳开设了“义兴珍”、成都开设了“义兴和”、新都开设了“丰裕森”、广汉开设了“义兴珍”、彭县开设了“义兴惠”、绵竹开设了“义兴恒”、什邡开设了“义兴珍”、金堂开设了“义兴珍”，共八大分号，另外还有20 余处支号。到光绪年间（1875—1908），常家的钱业开始伸向陕西，在汉中开设了“义兴琳”、在西安开设了“义兴泰”“自积永”“恒裕协”，在家乡渭南故市开设了“顺兴生”“公正诚”“凝远长”等钱号，还有20 多个其他行业的字号。

常家随着钱业的迅速发展，在四川的房产达到200 余座，最鼎盛时期的运作资本达到300 万两，资产总值总能保持在450 万两以上，经常有店员800 多人。渭南板桥常家的“义兴珍”与渭南信义的焦荣栋的“金盛同”和焦耀栋（荣栋之弟）的“恒丰荣”等，成为渭南的三大钱号之一，从而奠定了常家在渭南钱业不可动摇的地位。渭南三大号在发展过程中，各自走过的路同中有异，甘苦自知。其中有不少掌柜最后成了东家（投入一定数量股份），参与经营管理又参加总号分红。资东和店员在各自打拼过程中，除了自身的酬劳，通过投资都获得了很多利润，有了一定的资金积累，不少掌柜与伙计又另开字号。单是渭南板桥常家的“义兴珍”钱号内，就有几位掌柜开设了钱号，如焦兴芳开设的“永兴和”，马朝贵开设的“万盛成”，焦殿辉开设的“天和元”等有好几家，其他渭南钱号属下也有同类情况。他们与总号之间保持着宗主与附庸关系，如常家下属的字号遇到大事亦须请询“义兴珍”总号，年终结算时须请总号东掌派人或亲自查阅账簿。渭南钱业中当时共有支号151 家，其中有70%的支号由常家等三大号枝生出来的。

随着渭南钱业的迅速发展，在四川和各地形成了一个渭南帮，不少外地资东在经营过程中逐渐发现渭南钱业的兴盛，他们普遍认为渭南人精于此道，懂得经营之道，经营有方，他们纷纷聘请渭南人为经理。板桥常家回渭南专门招聘掌柜，注重人品和文化并重，更偏重经商才能，其中一次就从渭南带去200 多人。这些选拔上的人先要当店员，自家的子弟也不例外，锻炼吃苦耐劳精神，锻炼各方面能力，熟悉常家字号内的业务，经过一番数年的历练和考验，根据每个人的实际情况，量才在各个支号使用，再根据表现逐步提升。常家有名的掌柜马朝贵、南巨川、赵子杰、李凌瑞等，也是这样经过多年的锻炼脱颖而出的。

故市板桥常家在四川的钱业，是创业过程中顺应时势的必然。常家祖上是从山西迁来，与山西祁县的常家同为一宗，常家的发家人叫常克珍，他生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贫苦出身。在陕学成裁缝手艺，入川后初为手工裁缝，后在四川金堂县设估衣铺。清朝时的估衣铺是典当的附属产业，投当人所抵押的衣物，如果不能按期赎回，叫作“死当”，当铺就会将其交给估衣铺，估价后卖掉变作钱财。常克珍开估衣铺不光比手工裁缝赚钱快，更重要的是他有机会接触了典当生意，让他眼界大开，心里萌生出一个大胆的设想，投身典当和钱业大显身手。常克珍开估衣铺后精打细算，把资金都十分谨慎地积累起来，当具备一定实力时，就决定先在四川金堂县开一个当地最大的当铺。

道光二十一年（1841），就在焦荣栋“金盛同”风生水起，其弟焦耀栋的“恒丰荣”鸣炮开张之际，常克珍的当铺也在金堂县正式挂牌开业。常克珍的当铺叫作“义兴珍”，从此时起，标志着常家在四川立足，开始做起了大生意，且生意逐步发达起来。常克珍并不满足于单一的典当生意，要把生意做大就要在“钱”字上做文章，已经暗暗把目标瞄向了钱业。于是他又入陕西岐山马家的“金盏”号为经理，通过实际的经营，继续积累钱业生意方面的经验。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常克珍在经营中一番辛苦努力，当铺生意经营更加得心应手，很快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常克珍认为投身钱业的条件成熟，不失时机地于咸丰年间（1851—1861）在金堂县开设了“光义珍”钱号。“光义珍”的意思就是发扬光大“义珍”的生意，“光义珍”钱号是独家生意，常克珍长期连东带掌。

咸丰后期，常克珍把设在金堂县“光义珍”钱号复名“义兴珍”，以“义”当先，“义兴珍”很快得到长足的发展。常克珍在金堂县经营的典当，也没有停下来，又拓展其他经营门路，很快他的字号占据了金堂县半个县城，放贷款加上收租而获得金堂县千余亩土地，成为当地的第一富翁。

常克珍富起来后继续开拓进取，此时他有五个儿子，给家里的堂号起名“五经堂”，人称“常五经堂”。常克珍注重儿子的人品培养和文化教育，希望他们长大后都有出息，让他们先在支号锻炼，从端茶扫地等杂活做起，逐步走向管理岗位。常克珍年龄大了以后，适时把“义兴珍”东掌交于长子常华新。常华新作为常家第二任东掌，钱业生意依然处于鼎盛阶段，新开不少支号，运行良好。常家第三任东掌是常克珍的次子常华忠，华忠自小受到父亲的教导，又是从基层做起，在他执掌期间，钱业又有较大发展。

“义兴珍”发展到了第四任，改为“东西制”（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东家为常克珍的长孙常生春，掌柜为外姓人马朝贵。资东常生春秉承祖脉，自幼就表现出不凡的经商天赋，18 岁就开始接手主政“义兴珍”，率先在三大家中实行“东西制”。他经过一番基层历练，有一套经营生意的策略，其中放下身段善于沟通是他的管理策略之一。凡是从四川本号回来的伙计、学徒，他都要留在常家住上一个月，才让他们回家。在这一个月中，生春通过与伙计攀谈、交心，有意无意当中，对四川生意的经营情况了如指掌，而常家生意在他的管理下长达50年，发展至极盛。

常生春经营“义兴珍”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尊能礼贤，信任并敢于放手重用外姓人马朝贵做掌柜。常生春的能力执掌“义兴珍”总号游刃有余，加上所聘掌柜马朝贵精明能干，两人都是个生意的行家里手，在他们的默契配合下，“义兴珍”钱业得到超越性大发展。常生春先后在简阳开设了“义兴珍”、在成都开设了“义兴和”、在新都开设了“丰裕森”、在广汉开设“义兴珍”、在彭县开设了“义兴惠”、在绵竹开设了“义兴恒”、在什邡开设了“义兴珍”，加上金堂开设的“义兴珍”总号，共八大分号，支号有20 余处。这些大小钱号，主营典当和钱业，典钱以土地为抵押，仅金堂县的“义兴珍”总号就掌握上等水田9000 余亩，每年收租1 万多石，现金120 万两，利息10 余万两。光绪年间（1875—1908）又在陕西汉中开设了“义兴琳”，在西安开设了“义兴泰”“自积永”，在渭南故市开设了“顺兴生”“公正诚”“凝运长”等钱号，以及其他行业20 个字号，房产200 余座，生意达到空前鼎盛。仅西安“义兴泰”支号，从郑州、河北等地贩运各种布匹到西安、甘肃各处贩卖，生意兴盛时有10 万银两的资本，店员300 多人。整个“义兴珍”生意兴盛时资本达到300 多万两，总值450 万两以上，全盛时有店员800 余人。

常生春作为总资东监管而不轻易插手经营，各钱号业务均由掌柜独立经理，字号的兴衰与掌柜利害挂钩，他对每位掌柜礼遇有加，各掌柜与伙计忠诚肯干。常生春对“义兴珍”总掌柜马朝贵的礼遇很高，每次马朝贵回陕向东家汇报业务时，常生春带上乐队、轿车亲自到渭河岸边迎接，放炮敬酒，亲自为马朝贵执镫，一路吹吹打打，场面极为隆重，常家“义兴珍”东伙关系十分融洽由此可见。常生春对其他伙计、学徒也是以礼相待，帮其在家乡办理结婚娶亲，发送亲故等红白喜事。清朝末年，太平天国起义军围困金堂县时，一度生意萧条无法继续，掌柜伙计们将店中的银两分散携带，携资归乡，常家原以为掌柜伙计们会从此各奔东西，自寻出路。谁知几个月之后，掌柜伙计们又纷纷携带银两交到板桥常家。常生春不解地问：“你们为什么不携资归乡，为自己讨个活路呢？”掌柜和伙计们回答说：“这是东家的银子，又不是我们的财富，我们要它做什么。”常生春十分感动。

辛亥革命以后四川发生动乱，“义兴珍”总号的伙计们将账本藏好后，各自携带500 两银子逃回陕西，回陕后这些银子都一两不少地交给了东家。资东常生春问：“这么多银子交给我咋办？”伙计们答道：“四川那边乱了，人都散了，银子是你家的，不交给你给谁呀！”后来东家无法，就将银子中的一部分分给伙计们安家，这样的故事还很多，不难看出东伙诚笃的人格，资东非常信任掌柜和伙计，掌柜与伙计又十分忠实可靠。(www.xing528.com)

“义兴珍”发展至极盛时，常生春在“义兴珍”总号中规定，他的九个儿子“每户每年可从义兴珍总号按例领取280 两白银，作为家用。”这相当于一个家庭分户股东，各户可以向总号或所属支号投资。他还规定“义兴珍”各大小掌柜，要定期向总资东汇报各自生意经营情况，从经营优劣确定奖罚。常生春对常家子孙另有规定，不担任大小掌柜者，任何人对四川方面的生意经营不得指手画脚，更不许儿子和亲戚插手店中事务。常生春对家人说：“经营生意有一句老话，就是‘只有满天飞的掌柜，没有满天飞的东家。’东家要使生意兴隆，就得对掌柜信任不疑，否则谁愿意为你效死卖力。”常生春这种用人不疑的高度信任，不仅体现在对子女及家人的要求上，也体现在日常处理各种事物的细枝末节处。他带头身体力行，使掌柜视东家的生意为自己的生意，忠诚并尽心尽力，掌柜伙计也有回报之恩，使得“义兴珍”的业务蒸蒸日上。

常家“义兴珍”钱号在分红管理上，不同于焦家，除了“独毫”“己本”外，还增加了“厘毫”。他家的掌柜、伙计还挣“厘毫钱”。每年，赚取的利润分成四部分处理，先从盈利中扣除百分之十，作为护本之用，有以丰补歉之意。然后按“独毫”“己本”进行分红。最后再拿出一定比例的利润记分分配，一分是1000 两银子，一厘是100 两银子，一毫是10 两银子。常家这个规矩是从老掌柜常克珍时起实行的，常家的任何东家和掌柜都不能挣过“分”，当年老掌柜常克珍挣了1000 两银子，他也按两个五厘领取，以避免挣“分”。他认为，“分”就是意味着分手、分离、分化，是个不吉利的字眼，是商家最忌讳的字眼。有一年常生春之孙祥和子主持店务，因为他不了解这一号规，和掌柜商量后，给掌柜李景泰添工钱添到了一分二厘，即1200 两银子，犯了号规，东家常生春知情后立即将李景泰开除，说明常家对生意规则监管执行之严。

常生春任“义兴珍”总资东达50年，年岁大了以后，其几位堂弟已在分号掌柜岗位上历练多年，总资东便由堂弟常生福接任。常生福也是一位生意好手，在他的打理下，“义兴珍”保持了很好的发展势头。光绪二十六年（1900）大旱，“义兴珍”为灾民捐银10 万两、捐粮5000 石（每石约300 市斤）。光绪二十七年（1901），藩台樊增祥赴京陛见时，“义兴珍”资东常生福，馈赠银3000 两。同年给常生春“过三年”，常家举行盛大祭祀活动，演大戏五台，小戏十几台。渭南知县张世英闻知，不准常家操办过于盛大，当看到省藩台樊增祥都送有祭礼，并派兵队前来护卫，张世英便只好作罢。

常生福因身体原因辞去总资东一职，21 岁的常生文出任“义兴珍”总号资东。常生文上任前对“义兴珍”所属钱号存在积习和弊端了如指掌，经过深思熟虑首办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拿出白银10 万两，给员工加薪。常生文的这一举动，在四川的渭南同行业引起不小轰动。“义兴珍”员工薪酬得到提高，积极性空前高涨，当年的经济收入成倍增加，常生文成了同行业的典范。

常生文作为“义兴珍”的总资东，他不干涉各位掌柜的具体经营，但也不是绝对甩手不管，而是把功夫下在提高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主人翁精神上。在提高员工薪酬之后，他感到光加薪还不够，要使员工尽心尽责，就得把全体员工变成“义兴珍”银号的大小股东，把他们的切身利益与“义兴珍”紧紧地连在一起。常生文号召所有员工把用度以外的余钱都拿来入股，年底按照股份分红，使员工们知道给“义兴珍”干活，就是给自家干活，“义兴珍”兴盛自己就增加收入，“义兴珍”衰败自己同样会受到损失。常生文在“义兴珍”的第三件改革举措更有意思，他主张东家的子女可以和店员职工的子女联姻结亲，打破门当户对的观念，认为东家和店员在人格上应该是平等的关系。他的第五个儿子常儒新，就和总号大掌柜雷师的女儿雷德贤结了婚。常生文是渭南板桥常家的后起之秀，与兄长常生春、常生福相比，是最成功的资东代表。他上任后，大刀阔斧的改革传遍川中渭南商界，并通过他们在渭南县域内广泛传播。人们纷纷议论常家第三代出了几个精英，都愿意让子弟去四川，投靠“义兴珍”谋求发展。

常生文推进改革，常家各门宗有不同看法，引起了一部分人的非议和坚决反对。常生文经过权衡利弊，决定辞去常家总资东一职，回陕西在西安谋求发展。常家总资东由常生杰接替，常绍伯任总掌柜。随后，由于经营不善，加之四川军阀混战，社会治安急转直下，常家“义兴珍”开始走下坡路。

四川广汉义兴珍钱号建筑示意图

“义兴珍”和渭南帮其他钱业贷款方式大同小异，均采用信贷方式，不要任何抵押，对往来旧户随到随贷，无往来新户只需有人介绍即可，且手续简便，通过场、街主管人填一借据即可。一般小宗贷款，不经过审查批准手续。如对贷款人信用有疑问时需有保人。贷款人到期不还，保人有偿还责任。主管场、街的店员，对经手放出的贷款负责，谁贷出谁收回。因而各场、街业务员对辖区内各家各户的经济状况了如指掌，那家有多大收入，养了几头猪甚至嫁女收入、多少彩礼都十分清楚。当地人称这些业务员为“百事通”。在贷放利率上比其他帮都低。工商大宗贷款为七分九厘，农业小宗贷款为一分，最高一分二三厘。借方一般保持信誉，都力争如期归还。贷期一般不超过一年，如借方因某种原因必须延期时，也得付清利息，另行建立契约。县城及设有支号的大坊、镇，直接在号内办理贷收手续，不设支号的小坊、镇，即利用茶铺即可办理借贷手续，也有上门办理的。在川、陕各号均设有铺面，兼营银钱交易，收取千分之五的手续费。店铺牌号统一规格均用木制，上刻一元宝，下镌二百制钱图案。

民国时期，大宗存贷均为银行所垄断，再加上各地战乱不断，钱号成为军阀的搜刮对象。军阀混战时期，渭南帮焦、常、曹“三大号”的损失均在100 万元以上。四川军阀邓锡侯、国民党行政院长张群巧立名目借钱，均有借无还。民国三十五年（1946），国民政府控制金融，实行钱业登记，资本大的改银号，小的改钱庄，并要求会计账目使用新式簿记。各号经理恐遭到国家没收，纷纷携银回陕。常家在西安的“自积永”等因地处省城，被逼改为银号外，其余均未登记。走向衰亡的另一个原因，是民国初期四川军阀在各自统治区内滥造低色银圆，使币值每元贬低为一角。贷户纷纷以低色银圆，偿还债款，致使资金损失近半。银号采取保存资本、大量购买土地的措施，而这时军阀派款名目繁多，土地税预征到若干年以后。抗战以后，货币又不断贬值。如此种种，资金乃渐渐损失殆尽，曾经兴盛多年的常家钱业连同整个渭南帮的钱业，由此走向衰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