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商会联合会：组成形式和经费使用情况

清光绪末年朝廷令省、州、县成立商会，光绪三十四年（1908），陕西省成立商会。19世纪20年代初，国民政府颁发了《商会法》。陕西省依法健全了商会联合会，指示各县尽快成立县级商会。1933年冬，渭南县党务指导员办事处指定经营杂货行且规模较大的万盛祥经理李斐初为商会临时主席，孟宝山、杨昆山为常务委员，开始组建商会组织。此时，全县城区有140 余家（不包括60 余家非法设立的鸦片烟商号）商户，有西北聚记打包公司及利民铁工厂等七八个规模偏大的手工业作坊；农村集镇大的有商户20 多家，小的三五家。县商会在城区组建同业公会，在集镇设立分事务所，筹建集镇商会。1934年陇海铁路通车后，县城的商户迅速增加到328 户，并且有了具备现代性质的工业企业渭南、西北两个棉花打包厂（公司）以及运输业公司和转运公司，一些手工业作坊规模也在扩大。到1935年冬，城区已组建起8 个同业公会，农村已建成11 个集镇商会。按照《商会法》县商会必须有5 个以上下属公会的要求，渭南县已达到标准，且商会每届两年任期已到，县党务指导员办事处开始筹备召开第一届商会选举会议。1936年1月，县商会第一届会议召开，制定并通过了商会章程，选举李斐初为商会主席，杨昆山、姜子经为常务委员，同时选出执事会、监事会成员。商会内设公断委员会，调解会员纠纷，主任杨昆山；调查委员会，专事市场及商户调查。商会内设会计室和事务股两个办事机构。除办事机构的人员为专职外，其他人包括领导成员均有自己经营的商号。

县商会的领导成员按国家规定为公职人员，但不入政府人员序列，不脱离本业，不拿国家俸禄。县商会初期的办公地点在竹林市巷，1937年3月筹款3300 元在城内火神庙旁建起新的办公地点和商民补习学校。1936年换届后，商会各项工作趋于正常，到1937年底，商户持续增加，同业公会发展到21 个，集镇商会发展到23 个。

1943年9月12日，县商会召开第二届选举会议，各集镇商会商长、各公会主席、直属会员代表出席，选出第二届商会领导成员。理事长（此后改主席为理事长）为集泰祥商号经理李福初，常务理事党明轩、任香亭。理事4 人，候补2 人；监事2 人，候补1 人。内设的公断委员会改为调解委员会，主任于耀华，调查委员会主任缑百汇。办公地址移到商户集中的西关公字20 号。

1946年4月，县商会召开第三届换届选举会议，各分事务所、各行业公会、直属工业企业、直属商铺、各集镇商会负责人或代表出席。县党务指导员办事处主持，县政府派员监督，选出第三届商会组成人员。经营棉花的同丰原商号经理、棉业公会理事长于耀华当选理事长，李宝山、党明轩当选为常务理事，同时选出执事委员和监事委员。理事长任命了调解和调查委员会主任。经事前多方调研，制定并通过了较为规范的新章程。1949年5月渭南解放后，此届商会继续为县人民政府服务，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县商会的办公经费依照《商会法》的规定，从各会员单位缴纳会费中开支。初期，县商会将城区各商号、工厂按规模大小定出特等、次特等和7—1 九个等级，会费按等级划分承担比例，特等最多，依次下降，1 等最少，高低相差20 多倍。集镇按各自商号的多少划分等级，定出负担比例。县商会每年召开一次各会员单位参加的担成会议，集体讨论定出各自的担成比例。1937年，议定筹集会费4000元，其中城区公会2830 元，农村商会1170 元。使用的项目除上缴全国商会40元、省商会60 元外，自身费用分经常费和临时费两类。经常费有理事长办公费、雇佣人员薪水、灯油费等；临时费有招待费、出差费等。县商会实行财务公开，每月公布一次支出情况，年底公布全年收入、支出情况，接受会员监督。由于物价上涨，会费筹集不断增加，但仍经常入不敷出，几乎年年亏欠。(www.xing528.com)

城区商户、集镇商会等级集体讨论评定，但由于经营情况不同，担成高的大店有经营不好的，而担成低的有的可能获利甚多，再加上商户开业、歇业无常，因此虽是集体讨论决定但中途变化形成苦乐不均。由于税收、摊派等都和等级挂钩，直接决定商户的负担轻重，故经常有商户报告等级太高，要求降低。如转运业公会多次报告，所定7 等太高，要求降为5 等，仁义炭场7 等要求降到4 等。部分意见大的商户，经常不能足额收缴。两年后的1936年4月，县商会废除了定等级办法，改按资本多少及经营状况综合决定担成比例，由调查委员会实地调查后拿出意见，集体讨论决定。

抗战后期，市场物价上涨，不少商户倒闭，县商会入不敷出的财务状况更甚。1936年每月收会费600 元，1940年每月收会费1250 元，仍不够支出。县商会不得不追加会费，但商户经营不好，对担成的会费经常拖欠。1947年后，物价更是猛涨，年初的1 元到7月只抵3 角使用。上缴国家商会每年的会费由40 元涨到12400 元。县商会的会费增加到每月2780 元，是1936年的4 倍多，但仍是捉襟见肘，亏欠累多。会费上涨，再加上税收更是6—10 倍翻番以及名目繁多的摊派，商户苦不堪言，倒闭甚多，1934年后逐渐繁荣的工商市场到1947年后则一片萧条。

同新永商号停业申请书（渭南市临渭区档案馆藏）

渭南县商会1944年收入支出清单（渭南市临渭区档案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