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对渭南县的重要贡献

明清时期，渭南商人是陕西商帮的骨干力量，出现了以孝义赵家为首的多家“盖省财东”，经商致富的中小商人则更多。渭南商人成功的原因，离不开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也与他们自身的内在因素密不可分。汉代以后，各朝均“重农抑商”，商人的社会地位低下。历次编修的渭南志书中，商人及商品经营情况难觅其踪。他们常常遭到官方、民间黑恶势力或明或暗的敲诈勒索。《渭南志》载，商人过渭河渡口，船到河中船夫无端加收费用，不给不走。民国初有一次，孝义赵家携银一袋路过故市，遭民团劫掠，赵家告到警察局，警察早被民团贿赂，故意搪塞不理。官底、下邽道路为去泾阳、三原经商的必经之道，商人在路上常遭恶人打劫。经商过程中各种意外灾祸时刻伴随，赴湖北经商的李俊奇意外客死他乡，信义一商人收购一船万余斤棉花，运至潼关入黄口，船翻人亡，损失惨重。商人们不为这些天灾人祸所畏惧，顽强拼搏。几百年间，在全县设立庄点，收购粮食棉花，把本地的产品变为商品，向外地贩运，促进了本县的经济发展。更有众多行商远走千里，赴四川、甘肃、新疆等地，长年累月和家人分隔，饱受风吹日晒、道途艰险之苦，把本地的产品贩往外地，又把外地的商品运回家乡，促进了两地的物资交流和信息传输。外地经商的商人把大量的利润运回渭南，在本土消费带动了渭南经济发展。另外，商人们创立了资源股、投资股、经营股相结合的经营模式，早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现在的企业经营中也有借鉴意义。

这些商人尽管富甲一方，但大都保持农民的艰苦朴素的本质。《渭南志》中说：“男子耻游惰，不耻恶衣恶食。富即田连阡陌，家累高资至万金，出入即一白布袍耳。”有人送他们绸缎衣服，却不肯穿，以酒店狂饮为大恶。但在公益事业上，商人大都慷慨解囊。明正统元年（1441），经商致富的田云（西方曲里人）纳粟一千石，被明英宗下令旌其门。姜文恭（棠村里人）正统元年（1436）输粟千石，成化末（1487）又输粟万斛、白金千两助饷，被拜七品散官。另有程显、蔺正、王祥各输粟一千石，史贵、李广各输粟四百石，用于救济灾民等。清朝，全县商业经营步入兴盛阶段，尽管遭遇战乱，损失惨重，富商仍热心公益事业，捐出的资金更多。如，清军进入渭南后，阳郭姜家助军饷2． 7 万两，又捐城工银3000 两。光绪年间（1875—1908）捐考卷银2000 两，赈荒捐麦2800 石，捐修了县城西门外的湭河桥。信义焦家助清军饷5000 两，又以8000 金筑村堡。1870年捐数千两银修渭南县城，1880年大灾捐麦千石。1868年，孝义赵、严、柳、詹、乔家捐巨资重建被战乱摧毁的孝义镇。故市常家在庚子年间捐银10 万两，捐粮500 石，被朝廷封为“资政大夫”。蔺店曹元珅在慈禧西巡路过渭南时捐银10000 两，粮2000 石，被朝廷褒为开明士绅。阳郭贺家致富后在村里设立四月初十古会，会上卖不完的东西贺家全部收购。又设“人市”，凡揽不到活的劳动力贺家全部雇用。(www.xing528.com)

除这些大户外，众多中小商人也力所能及地做些善事。李可铭在新疆经商致富，乾隆五十九年（1720）灾荒，乡邻缺乏籽种，按户给之，又给生活有困难的供给粮食到年底。有贫妇卖儿子，李可铭给以银两助其赎回。郑敏纯道光二十七年（1847）出粟200 余石救济村民。赵凤连灾年屡散钱、粟不下数千金，捐钱购买义冢用地、办义学、修村城门等。嘉庆十七年（1812）县署建养济院，刘士雄捐银700两、李廷秀捐银百两用于养济院日常费用。贺士雅捐地50 亩，贠荣廷捐地35 亩，岁可收租麦18 石8 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