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国商业活动的恢复与发展：探析与研究

同治六年（1867），回民起义军二次向西撤退后，渭南商业开始复苏。车雷村的雷发财率先在县城西门外开设“公义长”粮行。随后有田姓人设立“聚顺成”、南塘金家设立“同兴昌”粮行。1874年，长达十二年的回民起义归于平息，动荡多年的社会趋于稳定。那些遭受重创的商户将在外未遭劫掠的资产作为本金重操旧业，一些中小商户又开始艰难的重新创业，渭北的粮棉生产也逐渐恢复。光绪初年，县城陆续开设的商号有“协盛号”“悦茂号”“恒丰号”“恒丰德”“同光新”等13 家；故市开设的商号有“公正成”“顺兴生”“文有奉”等15 家；信义开设的商号有“益秀荣”等3 家；孝义开设的商号有“采盛贞”“采盛成”等5 家。这些商号多经营粮食、棉花、杂货及政区外来的商品，亦有少量日、德、美国的染料、纸张等进口商品。光绪二十六年（1900），渭南大旱，粮价暴涨至十两银子一石，经营粮食利润可观。县城增开了“务成丰”“德原兴”，故市增设了“聚兴和”，孝义增设了“天顺德”等十余家粮店。民国四年（1915），县署因粮车进城阻碍交通，将粮食集市、商铺移至北滩，即今民生街北段，成为粮食专业市场。经过数年恢复，信义焦家资本已积累到300 万两以上，总营业额500 万两以上，其他经商大户也不同程度恢复，其中孝义赵家经营规模最大，已在上海等沿海地区稳定经营。

民国初年，粮食外销减少，价格平稳。不久北洋军阀阎相文部大量收购军粮，引起粮价上涨，白水、富平、蒲城等县的粮食进入渭南市场，不少富户争相经营粮业，县城增设了“同义和”“双太昌”“太盛丰”“兴太祥”“天兴栈”等10 家粮行。孝义赵家在外地广设店铺，兰州有“丰盛兴”总号，上海、泾阳设了分号。上海的分号叫“一林丰”，在南通、苏州、石港、平湖等地设立了支号。在汉口、天津、包头、洛阳、太原、重庆、成都、潼关、泗水、安化、宝鸡临时驻庄经销烟草，且销量大增，资本由30 多万两银子增加到100 多万两，成为陕西有名的富翁。阳郭姜家、贺家、故市常家等经营规模也超过了道光、咸丰年间的水平。

在渭南本土，粮食棉花仍为主要商品。同治十三年（1874），左宗棠任陕甘总督，以官府名义在关中提倡种植棉花，并刊发了《种植十要》，设局教授纺织技术，渭南植棉已久，棉花种植自此得到助推。光绪元年（1875），谭钟麟任陕西巡抚，在关中提倡植桑养蚕，蚕丝业在渭南也得到一定发展。经商大户连同众多中小商户在粮棉绸经营上充分施展身手。最初，棉花主要销往省内西部、南部各县，后来增加了四川、甘肃、湖北等外省，均为小商小贩小本经营。经营棉花的坐商县城仅有数家，棉花产地故市、田市只有两到三家，全县年销量不过几千斤。民国二年（1913），沿海的纺织业发达，渭南的棉花质优价低，上海日信洋行在县城设立庄家，两次收购棉花80 万公斤。商户们见销路好，有利可图，纷纷收购棉花。此时县城设立的花行有“自立贵”“荣贵同”“林兴德”“余庆生”，渭北各镇较大的商号，如田市的“醇盛玉”，故市的“公正成”“凝远长”“顺兴生”，故市的“恒玉协”，孝义的“南北当”等都在当地收购棉花。大商户将收来的棉花通过渭河船运到上海、南京等地，小商户或交大商户或在省内不产棉花的陕南销售。渭河的上涨渡、下涨渡、县城以及棉花产地是花行的集中地。此后，常驻渭南收购棉花的外地客商有日信洋行、汉口第一纱厂等十余家，全县棉花经营持续兴旺。到民国十年（1921），县城的花行有“自立贵”“荣贵同”“林兴德”“余庆生”“醇盛玉”“务成德”“永发东”等16 家，上下渡口各有2—3 家，棉花产地田市、辛市、故市各有数十家。县城的文具店、药店也越开越多，比较有名的大店有经营药店的“余庆堂”、经营副食品的“集泰祥”“同义昌”等。同时鸦片种植泛滥，鸦片烟店日益增多。

民国十三年（1924）后，河南军阀刘镇华祸陕，杨虎城的西北军迎战。县城几次发生战事，尤以民国十五年（1926）在店铺集中的西门外湭河桥的战事为烈，各商户颇受其害。同年，刘部将各粮商的存粮150 万公斤掠走，各粮行顷刻倒闭。一年后，仅有“公义长”“太盛丰”“双太昌”“德厚兴”4 家粮行恢复经营。民国十八年（1929），陕西大旱，饥民抢购粮食，粮价飞涨，县政府从外地调来大批粮食平抑粮价。此间，同厚裕、荣顺魁等四家粮行恢复了营业。民国二十二年（1933），国民政府和美国签订“麦棉贷款合同”，美国棉花大量进入中国，沿海各纺织厂转用进口棉，本县棉花滞销，半数花行倒闭。此时县城有商户200 余家，仅鸦片烟店铺就多达60 多家。开设在县内以及外地的钱庄，因现代银行业的兴起，多数停业，极少数转为银行或转营他业。由于商户的增多，县政府依照国民政府的要求，设立了各商户的联合组织县商会，协助政府对商户实施行政管理。

民国二十三年（1934），陇海铁路通车到渭南。由于运输便利，天津的杂货、布匹，商县、蓝田的山货，三原、泾阳、咸阳的棉花，高陵、富平、大荔、临潼、白水的粮食纷纷流向渭南，火车站周边修起多个仓库用来贮存粮食。渭南成为关中东部的物资集散地，私营商业较大规模地发展起来。县城相继增设了万福源、万顺长、天生合、复盛生等23 家粮店、22 家米铺，日交易量6000 多石。渭北各镇粮号急剧增加，故市有12 家、孝义9 家、信义7 家、交斜8 家、辛市6 家，各小集镇也有2—3家。县城的花行增加到22 家，农村的棉花小商小贩、花行在100 家以上，年收购约250 万公斤。据《陕西省银行汇刊》载，渭南县城该年有布匹、煤油、杂货、花行、盐、碱、油、酒、铁货、粮食、煤炭、药材12 个行业328 个商号。每年销售杂货约120万元，布匹约100 万元，洋烛2000 箱约1 万余元，煤油4 万余桶约20 余万元，盐53 万余斤53000 余元，金塘卷烟2500 余包4 万余元，红白糖8000 包29 万元，火柴5000 箱6 万余元，碱10 万余斤1 万余元，纸张500 捆5 万余元，水烟1000 箱3万余元，以及铁货10 万余元，药材6 万余元，共计310 余万元。同期故市镇有商号50 余家，孝义镇有商号30 余家，信义镇有商号20 余家，仍以花行、粟行、杂货行为多。崇凝镇、阳郭镇各有商号20 余家，以杂货、药材行为多。其余各镇有商号数家或十几家。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外地产棉区相继沦陷，全国的军需民用全赖关中，棉业经营户急剧增加。民国二十七年（1938）县城经营棉花的商号发展到83 家，农村集镇发展到131 家。此后，由于日寇不断轰炸县城，东路货物无法输入，本地产品不能输出，部分私营商户歇业，特别是粮行大部分倒闭，市场萎缩。据《陕西省人口、行政区划、保甲户口、交通运输、财政、教育、建设统计表》载，二十九年（1940）渭南私营商业锐减为187 家，从业1380 人。其经销商品日货已无，英、美货如纸烟、布匹、煤油、蜡烛等充斥市场，国货比重下降。(www.xing528.com)

渭南县民国二十九年（1940）私营商业统计表

解放战争时期，通货膨胀，物价上涨，赋税杂重，军用物资征调频繁，不少商行倒闭。1949年5月，县城（不包括农村）有私商797 户（包括小摊贩），从业2500余人。其中棉花业48 户，纸烟业42 户，铁瓷器42 户，杂货业77 户，土产业39户，粮食业25 户，盐油酱醋业34 户，百货业65 户，燃料业18 户，面粉业25 户，肉菜业28 户，国药业25 户，文具业20 户，美术工艺业19 户。规模较大，知名度较高的有同康药店，集泰祥、仁永义、同义昌等食品杂货店。

1949年5月，渭南县解放，县政府保护工商业者利益，私营商业快速发展。到年底，县城有摊贩、商户827 家，从事16 个行业，资金715091 万元（旧币），从业3033 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