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业在明清时期的兴衰

明初，战乱停息，社会趋于稳定，由于西北边境内缩，陕西成为边疆。朝廷重视边疆建设，制定了招抚流亡、奖励垦殖、劝课农桑、减免农业税等一系列发展农业生产政策。到明中期，农业生产得以恢复，渭南县征集十万斤粮食“七天便可完成”。粮食的充裕为手工业生产提供了有利条件，渭南县各种手工业作坊已遍布各地，主要行业和产品有土织布、麻制品、榨油、染坊、铁匠铺、竹木制品、皮革、编织、酿造、副食品制作、砖、瓦、采石等。这些作坊多以家庭为主，各集镇、县城也多有聚集。棉花此时已是“服用之物”，渭河以北普遍种植。嘉靖二十年（1541）棉田占到耕地面积的5．14%，所产茧花可纺15 支粗纱，但因技术原因，织布尚不普遍。县衙鼓励纺织，实行棉布征实，无论种花织布与否，皆须纳布匹为税，全县岁征布9376 疋4 尺，故纺纱织布逐渐增多。全县此时植桑树8318 株，蚕茧成熟后有缫丝作坊抽丝织绢，县政府年征丝绵231 匹1 尺6 寸。孝义一带有商人从青海贩回羊毛、羊皮、牛皮，羊毛加工为毡、袜子出售，羊皮、牛皮熟制后做成裘可御寒。湭西坊里赵介，专门用麻生产麻鞋，以此养家糊口。木材加工业此时比较兴盛，木匠用木材加工手推车、木轮大车以及棺木家具等。渭河上涨镇渡口有官船两只，并设有直木厂，专门修造船只。修船由官方定价格，用税收造船。由于技术提高，用料讲究，造成的船坚固且大，一次可渡一二百人。旧时船只经常倾覆，人船皆亡的现象就此很少发生，但生产率低下，造一只船须耗时两年。渭北邻近的囱泊滩，盛产各种硝，当地农民采集朴硝、芒硝、马牙硝提炼为玄明粉，可作药用亦可用于装饰。各户均种有黍，用于酿酒。据有关资料记载“渭南酿酒的烧锅数以千计”，但多数以自饮为主，仅有少量销售。作为生产规模较大，工艺流程较复杂的酿造作坊数量还较少。《渭南志》记载“旧时酒务食店不数处，今则缘街绕市皆白旗青帘矣（店铺的招牌）；旧时乡人上集不窥务店门，今则满店盈务皆乡人。”可见明中期渭南县酿酒业的兴盛。

手工业的发展深受自然灾害和社会动乱的影响。1621年编成的《增订渭南县志》记述，“今十室九空，盗贼日炽”，再加上白莲教起义“市场货物日少，器物日孤，没数十年前丰盛，荒民贫殊，尠售者少也”。市场贸易种类为菽、粟、布、六畜，其他货物甚少。这些情况说明明朝后期手工业生产出现严重萎缩。

明末清初，由于战乱和灾害的影响，人口逃亡，土地荒芜，经济急剧衰退。清朝廷吸取明亡的教训，在全国实行奖励垦殖、轻傜薄赋的政策，休养生息。康熙五十六年（1717）颁布“兹后滋生人口永不加赋”，明末全县人口7 万多人，到乾隆年间（1736—1795）增长到27．6 万人，嘉庆年间（1796—1820）29 万人，300年人口增长是明末的3 倍多。耕地增加到126．67 万亩，比嘉靖年间多了30 余万亩。农业生产的恢复和人口的增加，使以家庭为主的手工业生产快速发展起来。

由于人口激增，布的需求量大，且土织布比栽桑养蚕的利润丰厚，再加上商人把江南一带的先进纺织技术引进渭南，纺纱织布逐渐普及起来。棉花在渭河以北大量发展以后，两塬地带本不是棉花的优生区，过去很少有人涉及，此时也开始种植，全县棉田面积迅速增加到12．57 万亩。织布成为重要的商品生产，也是家庭的重要经济来源，全县几乎家家户户纺线织布，形成“男耕女织”的家庭农作固定模式。清朝中后期，手工业产品品种迅速增多，不少形成专业化的生产区域。如苇席，塬区芦苇多，织成苇席后过去多自用，此时多出售。编织苇席的以阎村、三张、阳郭、贠曲为最多。编织竹笼、竹筛、竹筐的多在线王、崇凝、河西、桥南。藤条编织主要在沿山的花园、桥南一带，农民从山中割来藤条，编成笼、筐、笊篱、簸箕等出售。桥南的簸箕王村就因为全村人都编簸箕且质量上乘，以“簸箕王”为村名。草帽编织的起源很早，但多为农民自用，清朝时除自用外多余的在县内赶集销售，塬区各乡镇妇女几乎家家从事草帽编织。丰年粮食较多，加工转化亦是手工业生产一大优势。牛拉磨面每户自用不必说，用白豆做豆腐各村都有，以贠曲北杨村的豆腐最为有名。用面粉加工手工挂面，由于技术较复杂，只有极少人能制作，于是就有专业从事的农户。崇凝花庙村制作挂面的人最多且质量好闻名当地。用粮食加工酱醋，全县各地皆有人制作，县城有专业从事酱醋酿造的商铺。阳郭镇的酱醋色浓味好尤其出名。农具制作在线王、崇凝、桥南最为流行，多以家庭为单位生产木杈、掀板、镰床等。日用家具主要出在塬区，主要产品有桌、椅、箱、柜、锅盖等。贠曲乡以做风箱著名，年出售上万个，全县所用的风箱基本来自这里。此外，农民自己加工的季节性的产品还有灯笼、蜡烛、火纸、火药、布鞋、麻鞋、石磨、碾子等。渭河以北是粮棉产区，手工业产品的地域特色非常明显，除织布外，染布的染坊、轧花、弹花、油坊几乎各村都有。木匠多造纺车、织布机、木轮大车、手推车。打制犁铧、镰刀、斧头等铁质农具的铁匠铺各集镇都有，特别是有的铁匠可以锻造技术要求较高的纺线用的锭子。下邽阎家村的铁匠造的锭子质量好曾卖到西安等外地。孝义邻近沙宛，有加工皮革的作坊，将从青海、甘肃贩运来的牛羊皮熟制后造成皮衣、车马车免具等。

手工业的发展，出现了一批有名的班匠，他们基本专业从事产品制作，有较高的收入，县衙以税收的形式加以管理。据清末的《渭南县志》载，乾隆年间，全县有157 名班匠向县府交税，每人每年5 钱2 分9 厘。(www.xing528.com)

手工业除在本地发展外，一些经商大户亦在外地兴办了一些手工业作坊或者工厂。如，渭河北的严家、赵家等十多家在四川办有盐井，雇工从事井盐生产。“茶马交易”中，经商大户从汉中或南方贩回茶叶，在泾阳、三原设加工作坊，然后将成品运往甘肃、青海出售。官道王家明末清初在成都开办全兴烧坊，全兴大曲销往南方各省，且长盛不衰。新中国成立后当地在此酒厂的基础上扩建为现在的全兴酒厂。清末渭南烟草种植较多，信义焦家在凤翔县开有“彩盛甡”水烟厂。孝义赵家在三原开办有烟草加工厂，生产的“青”字水烟成为名牌，不但在西北畅销，还远销到上海等地。孝义的乔家在四川生产白蜡。信义焦家还在西安、大荔开有彩盛俊皮毛加工厂。

明清时期的手工业生产虽然一时兴盛，但总的看，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方式多，专业的手工作坊少，所以，生产的规模小，商品率不高。可以认为手工业还从属于农业，没有成为独立的产业。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县衙并未单独针对手工业生产征税，经商户出现了一批“盖省财东”，手工业生产者不曾有著名的富户出现。之所以没有成长为独立的产业，主要是受客观条件的制约：一是渭南地处内地，信息闭塞，交通不畅，受沿海先进技术、产品影响很小；二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三是农民商品生产意识缺乏，产量少，销售走不出本地。和当时的商业贸易相比，手工业生产逊色不少。

尚未形成独立产业的手工业，没有抵御任何风险的能力。在清末的战乱以及外国商品侵入后，迅速走向衰落。

1862年，不堪忍受统治阶级压迫的渭南回民爆发了大规模起义。孝义镇原为渭北工商业重镇“人烟稠密，百货聚集”，起义军占领后杀人烧屋，以致“尸横遍野，骨积如山”。第二天，起义军攻入县城，烧毁房屋无数，接着扫荡了东塬，所到之处人口被杀、逃亡、自杀不计其数。4月23日，太平天国义军以大炮轰炸县城，城墙倒塌大半，县民死伤累多，接着又有捻军来渭南，形成“回捻合势”。此后十多年，战乱不断，清军剿灭中又大量派粮派款，经济基础被破坏殆尽。战乱使人口急剧减少，道光七年（1827）全县29 万多人口，过了多年人口不增反降，光绪十五年（1889）仅为10 万多人，下降了一多半。左宗棠给朝廷的报告中说：“民人空亡大半，牲畜掠食鲜存，种艺既乏壮丁，耕垦亦少牛马，生谷无资……”土织布本是手工业大宗产品，且商品率较高。清末外国洋布侵入，因其质量好价格低，占领了市场，使土织布的传统市场甘肃、西宁市场萎缩，销量大减。在洋布的挤占下，渭南土布行家家倒闭，土织布生产自然衰落，存留的也基本以自用为目的。在这双重打击下，手工业生产停滞，作坊倒闭，从事家庭手工业的人大为减少，即使有人生产，也因需求减少而无奈停业，全县手工业生产一片萧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