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近年来浙江创新投入不断增强，但与美、日、韩等国家相比，差距较大。2016年，浙江R&D 经费投入强度为2.39%（GDP 老口径为2.43%），而美国、德国和日本2014年就达到了2.74%、2.90%和3.59%，韩国更是达到了4.29%。与国内发达省份比较，差距也存在。2016年，浙江财政科技投入规模（269亿元）低于江苏（382亿元），更低于广东（742亿元），R&D 经费投入低于广东、江苏、山东和北京，GDP 老口径R&D 投入强度低于广东、江苏、山东、北京和上海。杭州R&D 投入在浙江11市中为最高（346亿元），但仍低于深圳（843亿元）、苏州（426亿元）；R&D 投入强度（3.13%）低于深圳（4.32%）。
表13 2016年部分国家和国内地区R&D 经费投入及强度
注：其他国家数据为2014年数据。
从结构看，我省R&D 经费投入在价值链的高端领域不多，基础领域、关键领域和前沿领域的研发能力有待加强。2016年，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经费投入增速（4.7%）低于全社会R&D 经费增速7.1 个百分点，占比（6.5%）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5.5%），更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发达国家20%以上的研发投入用在基础研究）。从地区看，11 个设区市的R&D 投入差距虽逐年有所缩小，但仍较明显。2016年，R&D 经费投入最多的市是投入最少市（丽水14.9亿元）的23 倍，R&D 经费相当于GDP的比重最高市是最低市（丽水1.24%）的2.5 倍。
2.新产业比重不高，产出效率仍然不尽理想
尽管近年来新产业占比逐步提高，但规模仍然偏小。2016年，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分别为38.8%和11.5%，分别低于江苏7.0和7.8 个百分点，低于广东1.4 个和16.1 个百分点，其中高技术产业比重甚至低于全国平均（12.4%）。高技术制造业营业收入占全国的比重为3.9%，低于山东（8.0%），更低于江苏（19.9%）和广东（24.8%）。新金融占金融业比重为15.2%，且多以小企业为主，金融业占GDP的比重低于全国1.9个百分点。新产业规模的偏低制约着产出效率。2016年，浙江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为11.4 万元/人，低于全国平均（13.2万元/人）、广东（13.6万元/人）、江苏（16.5 万元/人）。浙江工业投资效果系数（工业增加值现价增量/同期工业投资额）为8.3%，处于全国平均水平，低于广东（11.6%）。(www.xing528.com)
3.创新人才缺乏
人才缺乏是制约创新发展主要因素问题之一。从研发人员硕博比例看，2016年，浙江为12.9%，虽比上年的11.8%有所提高，但明显低于山东（16.2%）、江苏（16.3%）和广东（17.8%）。从“两院”院士人数看，浙江也偏少，2015年，浙江为39人，低于江苏的96人、广东的49人，居全国第9位。2016年的企业创新调查结果显示，影响技术创新的因素较多，包括人才、成本、技术、资金等，但选择人才缺乏或人才流失的企业占比最高，为36.1%，比2013—2014年扩大2.9个百分点。
图1 影响企业创新的主要阻碍因素
尽管企业在激励人才方面采取了许多措施，但较多采取的是增加工资或奖金、提供升职机会或进行岗位调整等手段，缺乏长效的激励机制，比如奖励股权或者期权。企业创新调查结果显示，2016年，在采取相应激励措施的企业中，92.4%对员工采取了增加工资或者奖金的措施，81.2%对员工采取了岗位调整或升职机会的措施，72.4%对员工采取了培训或深造机会的措施，31.4%对员工采取了汽车住房等物质奖励的措施，只有27.1%对科技人员采取了发放股权或期权的措施，仅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14.9%。长效激励的缺乏，不利于人才的长期稳定。
4.创新政策落实力度有待加强，创新激励机制不够完善
企业创新调查结果显示，10 项创新政策中，只有2项政策实施效果的企业家认同度超过50%，有的政策实施效果认同度只有1/3，相当比例的企业认为创新政策实施效果不明显或无效果。究其原因：一是因为政策受益面不高，企业家反映“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减免政策”受益面狭窄；二是政策知晓度不高，不少企业家表示“不知道此政策”。调研也发现，政府的部门之间、上下之间、部门与企业之间，政策的协调和匹配性还需进一步提高。如因各地之间的配套政策不衔接，创新券跨地区难以使用，政策效果大打折扣；如在申请研发经费加计扣除减免税的过程中，部分县（市、区）由于本级财政税收的制约，无法对全部研发企业进行减免；如各地政府给企业的扶持资金、研发补贴、奖励资金等相关补贴费用以事后补助居多，需上缴税费，补贴的“含金量”打了折扣，扶持力度也打了折扣，企业的积极性受到影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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