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金融和制造业关系的规范：纽约法案与产业革命的重镇

美国制造业在发展过程中需要资金、技术的积累和流通环境的改善，以便推动扩大再生产并降低交易成本，为此需要大力发展金融、科技、信息、物流和商务等现代生产性服务业，以使其与制造业相互促进，良性互动，共同发展。作为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美国长期奉行盎格鲁萨克森模式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联邦和各州政府普遍对经济干预力度和范围较小，产业发展环境的自由开放程度较高。然而，自由不等于放任，美国传统上主要通过法律手段直接或间接地干预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及其与制造业之间的关联互动，从而调节经济结构和产业发展格局。随着第二次产业革命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不断开展，美国的产业和资本越来越集中到少数地区的少数人手中，合理规范金融服务业和制造业之间的关系迫在眉睫。1906年，作为美国当时产业和资本最集中的地方，纽约立法机构率先通过法案，避免金融资本过于集中，从而保护竞争，规范金融业与制造业良性互动的发展秩序。大萧条爆发后，美国各级政府纷纷采取多种措施，以规范资本流动、整顿金融秩序为起点，并随着经济结构和产业格局的发展变化而将干预范围逐渐扩大到涉及科技、信息、物流和商务等其他生产性服务业。尤其是二战之后，在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的政策背景之下，美国各级政府大规模介入科技、信息、物流和商务服务业的发展，并加强对金融业监管力度，使其配合当时制造业领域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以后，面对当时严峻的滞涨局面，美国调整了经济政策的重心，将原来强调需求管理改为强调供给管理，放松在金融和产业发展方面的政策管制，配合业界自发自觉的金融创新步伐，使得金融业逐渐向混业经营方向发展，提高风险资本的流动性，从而使大量资本流向服务于新兴产业的创新研发与信息服务业，并在流通营销领域掀起了一场网络革命，这一系列生产性服务业的革命性因素综合起来，形成了著名的“新经济”浪潮，由此推动美国生产性服务业一方面伴随着制造业的进一步分工细化发展，也随之分化发展，另一方面还产生了在线咨询、金融软件开发和第三方电子支付等新形式交叉型、融合型和综合型行业，从而更好地服务制造业的发展，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动了生产性服务业提高分工层次，深化分工水平，优化分工结构，实现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因此在带动就业和经济增长的同时保障供求结构均衡化发展，使得美国在信息化知识经济发展时期进入了“两低一高”的新经济格局。由此可见，美国在推动金融、科技、信息、物流和商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及其与制造业互动融合过程中的一些做法，取得了较大成效，值得辽宁借鉴，下面进行具体介绍。

（1）金融服务业

盎格鲁萨克森模式自由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股权结构公开流动，并实行股东至上，从而形成了庞大活跃的资本市场，服务于制造业的融资发展。因此，美国金融服务业传统上就与制造业有着密切联系，在早期殖民地开发和历次产业革命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例如出现于19世纪纽约华尔街的道琼斯工业指数作为股市的晴雨表，反映了制造业的发展情况，充分体现了金融业与制造业的互动关系。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以需求管理为主要政策导向的凯恩斯主义日益让位于以货币学派和供给学派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同时面对伦敦、东京等新老金融中心的挑战，美国逐渐调整了对金融业的监管思路，助长了金融创新，释放了资本潜力，催生了风险投资和天使投资等崭新的投融资方式，有效服务于大量起步创业的高新技术制造业企业，一些后来享誉世界的IT产品生产企业就是在这一阶段发展壮大的，从而服务国家创新研发及产业化体系，直接推动20世纪90年代以信息化和知识经济为代表的“新经济”的兴起，为美国在世纪之交抵御住日本的挑战、重新成为全球产业领军国家奠定基础。

（2）科技和信息服务业

美国把制造业作为国家经济长期发展战略，而把技术创新作为这一战略的根基。为此，早在独立之初，美国就在自己的宪法第一章第八条第八款中明确提出：国会有权“保障著作家和发明家对其著作和发明在限定期间内的专利权，以促进科学与实用技艺的发展”。此后，美国又通过制订《专利法》《商标法》《版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互联网法》和《软件专利法》等一系列法案，保护专利，激励创新，建立了一整套相对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并在这套制度框架内形成了包括研究服务、科技评估、专利代理和转让中介等一系列业务门类的科技服务体系，政府还通过资助科研机构和军工科技项目等手段间接或直接地引导科技发展方向，从而形成了法制框架内市场自发调节科技服务资源合理开发和规范化发展，并在政府监督引导下服务制造业改造升级的产业发展格局。这里面最突出的例子就是信息化时期的硅谷。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计算机和互联网等新兴技术的产生和发展直接推动了以信息化为主要特征的技术革命，而这一技术革命通过提高包括制造业在内的各领域信息化水平，大幅度推进产业结构的优化转型，因此也是产业革命。这场产业革命的重镇就是位于美国西海岸的硅谷。硅谷是以早期美国军方的研发基地和后来斯坦福大学科技园区为基础发展起来的，美国军方和政府投资支持的科研机构与项目直接奠定了当地的信息基础设施基础，并培育和锻炼人才。在军方退出之后，硅谷的发展就完全是在市场自发调节的作用下各类资本和产业组合互动的结果，政府只是起到规范监督的作用。在硅谷，科技服务业和信息服务业充分融合，二者又共同与制造业密切联系、互动发展，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信息化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热潮。随着信息革命由实体经济向虚拟化、网络化方向发展，当地信息服务业依托雄厚的科研实力，很快走出硅谷，在全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内实现与加工制造在各个生产环节或节点的有效结合，充分降低商务运营成本，提高专业化分工效率。这使得互联网由早期的军用保密设施迅速走向大众化，并直接催生充分尊重消费者主导权的注意力经济和个性化服务，培育新的制造业增长点，延展拓宽产业链，进一步深化产业分工，提高分工层次和水平，大大改进制造业各行业的生产方式和营销模式，在某些领域和方面甚至出现了革命性变化，从而对制造业的产业内结构、人力资源结构、企业组织结构乃至分配结构都产生了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www.xing528.com)

（3）物流和商务服务业

美国传统上雄厚活跃的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铁路资本等相结合，使得物流、商贸、会展、咨询、法律服务和总部经济在市场作用下集聚化发展，主要集中在纽约、芝加哥、波士顿等中枢城市，反过来又进一步夯实了当地金融中心和产业发展中心的地位。然而，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技术和交通网络的革命性发展，中央商务区成本上升以及来自竞争对手在成本和非价格竞争优势等方面的挑战，美国制造业大量出现分散化、郊区化和网络化发展，与产业地理空间发展联系颇为密切的物流和商务服务业也随之调整了自身的发展格局，进而带动城市空间功能布局的转型，这反过来又更好地服务于传统制造业地带的改造升级。例如，美国传统“钢城”匹兹堡通过改善交通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源条件、吸引联邦快递将其业务总部落户当地等手段，优化当地的物流环境和商务环境，推动了当地总部经济的发展，进而服务制造业优化改造。目前已有一百多家外资企业选择将其美国总部设在匹兹堡，从而带动大量外来投资。在这一过程中，匹兹堡以点带面，充分利用极化涓滴效应，把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联动发展与城市功能提升相整合，以资本、物流、信息为纽带，在制造业转移的同时通过服务经济的发展解决产业空心化所带来的就业和投资不振等问题，有效服务于当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发展战略，打造其区域性乃至全球性经济中枢地位。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匹兹堡成为全美罕见的仍能保持财政盈余和就业增长的城市，成为传统制造业基地成功转型的典范。

综上所述，美国通过市场自发调节，让生产性服务业在各级政府职能机构的监管引导的框架内走上法制化轨道，从而规范化、公开化、透明化发展，更好地服务制造业转型升级。在发展过程中，根据产业间与产业内发展规律，适应不同时期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联动发展要求，分阶段地出现产业聚散和分化，从而更好地服务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当然，美国的发展经验给予辽宁有效启示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教训。一方面，在新自由主义政策方针指导下，美国金融监管松弛，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勾结，左右政府决策，漏洞频现，隐患丛生，为次贷危机乃至国际金融危机埋下伏笔。另一方面，美国在坚持法治为主的同时也产生了行政权力缺位、施政僵化的问题，如信息技术革命发展过程中，法律制订和审议通过的速度难以跟得上产业发展节奏，且受到多方利益集团掣肘和博弈影响，这就使得政策的弹性和灵活性不足，政府引导监督力度不够，难以跟得上社会发展要求，导致互联网出现过于商业化和公开化、虚假信息和色情暴力之类不良信息泛滥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