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集聚理论简述

产业集聚是指同一产业在某一区域范围之内高度的集中，而该产业的各种生产要素也在该空间内不断地汇集的一个过程。可以通过静态、动态两个方面来对产业集聚进行分析。从微观静态的角度来看，主要是从空间上对产业集聚进行分析。最早的研究是马歇尔与庇古的外部经济理论。“该理论以完全竞争与收益不变的假设作为前提，指出外部经济包含三种类型：首先通过分工产生的专业化劳动力带来规模市场效应，接着是市场规模的扩大带来的中间投入品需求增加的规模效应，最后通过各企业间的信息交换和技术的扩散而带来知识外溢效应。而造成产业集聚的最基本的因素为劳动力市场的共享。知识溢出分为两种，一种是集中于同一产业不同企业间的专业化外部性；一种是可集中于不同产业间的多样化外部性。而由于知识外溢存在着空间上的递减效应，因此知识外溢既是产业集聚的原因也是产业集聚的结果。”随后许多学者发展出区位理论对产业集聚问题进行解释。第一种区位理论是农业区位论。1826年德国经济学家冯·杜能（Von Thumen），在其《孤立国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一书中，“将空间要素的运输成本纳入研究之中，通过综合考虑运输成本、生产成本和农产品价格因素，提出了一个以城市为中心的农业空间布局的圈层结构。”第二种区位理论为工业区位理论。1909年德国经济学家韦伯（Alfred Weber），在其《工业区位论》一书中，“将成本最小化认定为导致集聚的最根本原因，得出运输成本、劳动力价格与集聚经济三因素决定最佳的工厂区位的结论。”但其没有对其中的过程和机制进行系统的阐述，也没有考虑需求因素的影响。第三种理论为竞租理论。1964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Alonso在杜能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单中心城市地价的竞租模型（The Bid－Rent Model），“从区位的边际收益和边际均衡的角度，推导出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城市土地租金梯度曲线和同心圆土地利用模式。随着与核心城区的接近，地租成本与专业人员的薪酬将逐步增加，从而影响产业的空间聚集。”从宏观的动态的角度来看，则主要是从区域经济理论方面来进行分析。早期的理论为由法国经济学家佩鲁（F.Perroux）提出的增长极理论。该理论认为，“在现实的生产生活中，经济增长常常是从某些增长点或增长极开始，然后通过不同渠道向周边地区或部门不断扩散，从而带动周边地区的经济增长。”佩鲁的增长极理论实际上是一种典型的非均衡增长理论。1957年缪尔达尔提出了“循环累积因果”理论，该理论“通过运用回流与扩散效应来进行分析，生动地刻画了产业集聚的动态过程，解释了集聚的本质。”该理论认为“产业的集聚地凭借着内部与外部的循环累积因果因素使得集聚水平呈现出螺旋式上升的趋势，发达地区不但成为优质资源要素的集聚地，也成为大部分产业的集聚地，对不发达地区而言，因为优质要素的流失而变得越来越穷。”与缪尔达尔的回流效应和扩散效应相类似的是赫尔希曼的极化效应和涓滴效应。该理论指出“不同地区经济增长不均衡现象是正常现象，核心城区通过涓滴效应会在某种程度上带动其周边外围区发展。”随后产生和发展的新经济地理理论为产业集聚理论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1991年克鲁格曼发表了在新经济地理学形成与发展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文《经济地理与收益递增》，而随着新经济地理学的逐渐兴起产业集聚问题才真正得以登堂入室进入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视野，并成为一个多学科的研究热点。其中代表性的模型为克鲁格曼（Krugman，1991）建立的中心—外围模型（Core－Periphery模型，简称C－P模型）。该理论的核心结论为：“在社会发展的最初阶段，经济贸易的自由度很低，社会生产与人口集聚呈稳定的分散格局。随着经济发展和运输成本的降低，工业人口和工业生产开始向某个区域迁移和集聚，由此形成工业核心区和农业边缘区这种稳定的空间二元结构。在此过程中，不断降低的运输成本和递增的资本收益是产业集聚重要的向心力。但在产业集聚的过程中也存在一些离心力，如某些不可移动的自然生产要素，外部不经济，上涨的不可贸易商品的价格，以及较大的区域地租差异等。因此，在向心力与离心力的相互作用下产生了产业的集聚。”中心－外围模型的最大缺点在于劳动力或要素流动机制是不存在的，于是地区间特别是国家之间存在劳动力或要素流动障碍之时则无相应的解决方案。考虑到这一缺陷，Venables（1996）认为“通过产业间‘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带来的投入品供给的增加和需求的扩大，也会使得某一地区吸引越来越多的厂商而形成集聚”。Krugman、Venables ＆Fujita（1999）将原有模型中的两个部门减少为一个部门，构建了垂直关联模型即CPVL模型，从而解决了这一问题。在垂直关联模型中从投入与产出的纵向联系角度考察了集聚产生的原因，将行业间的两大关联归结为需求关联与成本关联。正是由于不同行业间的关联度、行业各自的贸易成本和与市场的距离成为决定企业区位的决定性因素，同时，就运输成本而言，当运输成本处于中游水平时，会引起产业协同集聚，而当运输成本进一步降低则会促进产业扩散。随后在垂直关联模型基础上又逐步形成了自由资本结构的垂直联系模型（FCVL）（Robert－Nicoud，2000）和具有自由企业家结构的垂直联系模型（FEVL）（Qttaviano，2002）。而后续的学者对相关联产业间集聚也进行了一系列的理论拓展。Kind et al.（2000）将各地区间不同的税收竞争作为影响要素引入了垂直关联的上下游产业集聚模型，认为税收同运输成本一样会对产业集聚状态产生影响。Anti（2005）建立了一个将垂直关联产业融入在内的两要素H－O模型，该模型的核心思想在于，对一个产业链的上游和下游企业而言，即使它们各自所需要的要素密集度不相同，相对较低的贸易成本也能够促使这些企业协同集聚。Forslid＆Midelfart（2005）在Venables模型的基础上新增加了一个政府部门，分析了在一个拥有高工资水平的开放国家如何在上下游联系的产业协同集聚过程中选择最佳的产业政策。Koh H.J.（2009）则将原来分析中考察的行业间的垂直关联替换为水平关联，进而从一个新的视角对行业间的协同集聚现象进行了考察，他所建立的两国三部门模型同样支持了中间产品行业和最终产品行业的空间协同集聚态势。

随着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产业集聚的实证研究文献逐渐丰富起来，相关实证研究结论对理论知识进行证实与加强，同时也对一些理论纷争做出了有力回应。具体主要包括产业集聚的存在性检验、产业聚集的影响因素、产业聚集效应三个方面。产业集聚存在性检验的研究内容是检验哪些产业存在集聚趋势以及集聚度的快慢，涉及的集聚测度指标有：区位熵指数（LQ）、赫芬达尔指数（H）、空间基尼系数（G）、地理集中指数（E－G）和行业集中度（CR）指数等。Krugman（1991）通过计算美国各州106个两位数制造业的专门化程度，结果发现“许多行业的生产集聚性很强，而且集聚性强的行业不仅仅是人们观念中固有的高科技产业”。Fujita（2002）分别选取了改革开放以来的三个关键节点年份来分别测算中国制造业的集聚度及其变化，结果都表明，“中国产业分布的空间集中度在不断提高。”近年来，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问题开始逐渐成为研究的重点所在。陈建军等（2009）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对中国222个地级市及以上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进行了研究分析，结果发现，“中国服务业集聚主要呈现出两大特征：第一，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程度较高，且表现出逐渐提高的动态趋势；第二，消费性和公共服务业的集聚程度较低。产业集聚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主要是对理论中所涉及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检验这些因素是否对产业集聚产生了显著影响。”Kim（1999）测量了美国1880—1987年期间的20个行业在各个州的分布情况，实证结果显示，“规模经济和资源集中度都对产业集聚有着正的影响作用。”Jed（2007）使用县级数据讨论了知识外溢、自然资源要素的投入和劳动力要素对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服务业与其他产业往往会集聚在一起的原因。陈建军等（2009）在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的基础之上，尝试性地提出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要素—空间—城市、人口—制度”的四维理论分析框架，探索研究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成因与发展趋势，并采用全国222个地级以上城市的截面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www.xing528.com)

产业集聚效应是一个较为广泛的概念，它包括集聚带来的经济效应、就业效应、学习效应、创新效应和社会效应等。但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证检验，已有的文献还是主要集中于对集聚产生的经济效应进行研究，重点分析产业空间集聚与（企业）劳动生产率、产业竞争力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近年来，国内外有大量的学者关注于集聚经济问题，通过其文献发现主要形成了以下几点共识：首先，集聚总体上可看作一种增长要素，具体表现为其对企业、产业及区域产出水平、技术创新水平以及生产效率的显著影响，但其在产业的不同阶段、不同的城市规模对集聚效应的影响也会存在差异。其次，集聚经济表现为两种具体的形式；地方化经济与城市化经济，前者来源于区域产业专业性，后者则主要来源于大城市地区。最后，我们也知道集聚效应不可能无条件地存在下去，当超过一个的载荷，产业集聚就会出现拥挤效应也就是Krugman所谓的离心力大于向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