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面清单对外资效率的提升及文化产业影响探讨

1.国内文化产业研究综述

我国已经有大量量化研究文化产业竞争力与集聚能力的研究成果。如以三阶段DEA模型为主的文化产业效率研究(王家庭、张容，2009)和超效率DEA模型分析(蒋萍、王勇，2011)、文化技术效率度量研究(乐祥海、陈晓红，2013)。但对于文化产业的关注度较多地集中在以地域为中心的相关研究上，如文化产业的区域性特征与成因研究(顾江、吴建军、胡慧源，2013)、中部六省文化产业发展绩效研究(郭国峰、郑召锋，2009)、北京市文化产业竞争力的实证研究(李卫强，2012)、山西省文化产业发展模式等(孙玉梅、秦俊丽，2011)。面对文化产业的发展形势与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有的学者倾向于从文化产业的政策与相关法律入手，探讨文化产业的发展现状与发展前景，如文化产业发展中的法律制度研究^[2](郑维炜，2012)。

从文化产业效率上看，王家庭、张容指出，我国文化产业的运营效率受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人们对文化产品和服务需求的影响显著；文化产业运营效率一方面受制于文化体制的不合理，另一方面受制于规模效率的低下。^[3]蒋萍和王勇的研究则显示，文化产业投入产出效率受环境影响较大，我国大部分省份文化产业投入产出效率不容乐观。他们还认为，同王家庭等人的研究结果相一致，影响文化产业综合技术效率的主要因素为规模效率。^[4]乐祥海等人的研究显示，2001—2011年我国文化产业技术水平呈现波动趋势，这可能和经济形势的变化和文化政策的调整有关。^[5]顾江等人的研究工作是从人口角度入手，发现中国各地区文化产业行业间发展不平衡、新兴文化产业增长率高于传统文化产业；文化产业在空间上分布不平衡，东部大城市集聚程度更高；不同类型文化产业在相同地区的集聚程度也呈现出明显的差别。^[6]在不同区域的专项研究当中，郭国峰等人的研究表明，我国中部六省文化产业之间也存在较大差异。^[7]李卫强则指出，北京市文化基础设施和文化资源有优势，但文化产出较弱。^[8]而孙玉梅、秦俊丽则分析了山西文化产业，提出了利用历史文化资源的手段来促进文化产业发展。^[9]

总之，对于文化产业的量化研究已经积累了一定的成果，从制度管理和地理区域入手的研究也比较丰富，但缺乏综合地域与制度两个要素共同分析的研究方向与课题。上海自贸区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制度性探索对于文化产业发展产生影响的分析在当下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关于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研究综述

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即凡是针对外资的与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不符的管理措施，或业绩要求、高管要求等方面的管理限制措施，均以清单方式列明。与负面清单相对应，正面清单即列明了企业可以做的领域的投资。负面清单可以促使外资企业自检，提高外资进入的效率。在《服务贸易总协定》中，利用正面清单确定覆盖领域，利用负面清单圈定已经开放的领域清单上关于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问题的限制。自由贸易协定(FTA)很早就采用了负面清单。以美国为例，1994年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往往被认为是较早使用负面清单的FTA之一，并被其他国家所仿效。在金融服务业领域，美国—新加坡FTA在跨境金融服务贸易的子领域采取了正面清单的形式，而韩国—美国FTA则以混合清单模式允许双方金融投资领域子项目的开放程度。美国目前已经与42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为基础的双边投资协定(BIT)，最新一起生效的是与卢旺达的BIT。据《印度时报》报道，印度在2012年的国家预算中引入了负面清单管理。瑞士金融业也采取了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澳大利亚则是在环境保护方面应用了负面清单管理模式。而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国际贸易之间的负面清单则极为详尽。(www.xing528.com)

关于对国外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研究，有以美国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研究^[10](聂平香、戴丽华，2014)，有以综合多国经验来为中国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探索出路的^[11](孙婵、肖湘，2014)，更多的则是以外国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经验入手，观察和探讨上海自贸区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发展方向和政策细节，希冀通过借鉴他国经验走出属于自己的管理模式和制度方向。对于外国经验的研究与探讨，更多的是基于制度和政策层面，没有深入到对具体产业的具体影响，宏观视野有余而局部探讨不足。

3.上海自贸区实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相关研究综述

面对我国上海自贸区的挂牌成立，我国学者注意到了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创新性与探索性。面对刚刚成立的自贸区，学者们关注点往往集中于自贸区与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法理原则和法律模式分析。^[12]如《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模式法律分析》(龚柏华，2013)以及《国际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法律问题探析——兼论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13](胡加祥，2014)等。除此之外，还有对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法治精神的解读^[14](张淑芳，2014)，以及从负面清单出发，讨论司法对外国公司的审视与评判^[15](王克玉，2014)等。总之，对于探索中的上海自贸区的相关制度建设，学者们对法理层面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给予了足够多的重视，但对于贸易产业的关注度相对不足。

综上所述，国内大部分研究集中于负面清单的西方经验对我国的借鉴意义，以及对自贸区建设中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法理依据和保障。缺乏在上海自贸区这一具体环境内，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对具体文化产业的影响程度这一问题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