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量数据说明：加权EG指数在城市层面数据分析中的应用

1.城市服务业EG指数

具体做法是：首先，根据EG指数的公式，我们以各地级市为主体区域，以其下属的县级区域为子区域单位，估算每个地级市内各服务业行业的EG指数；然后，以各服务业行业内企业个数占全部企业个数之比为权重，将各服务业行业的EG指数加权成单个的服务业城市EG指数。我们可以得到348个地级市的服务业内部集聚指数。由于地级市的其他数据整理自CEIC数据库，这部分数据仅覆盖全国28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因此，本文将估算所涉及的348个城市与CEIC数据库的城市数据进行匹配，得到包含288个样本的地级市截面数据，以进行后续研究。

需要说明的是，之所以使用加权EG指数，是因为EG指数在行业内部分布极端不均的情况下，会呈现非线性变化及出现较大的负值，而城市层面的细分行业数据恰恰容易产生这种情形。由于极端值对应的企业个数一般极少，通过企业个数占比加权，可以有效地将极端值对整体指数的影响稀释，从而得到更为准确地反映城市行业实际集聚水平的指数。图2显示的是各地级市服务业的加权和均值EG指数的散点图对比状况。容易看出，经过加权后的EG指数分布更为均匀，集聚值基本落到(-1，1)之间；而均值EG指数则较为分散，并且除个别城市外，其余几乎全部为负值。

2.市场潜能变量

遵循Hering和Poncet(2010)的设定，我们以上一节计算的中国各地级市的MA值为变量数据进行计量回归检验。

3.其他解释变量

图2　城市服务业加权EG指数和均值EG指数的散点图对比(www.xing528.com)

(1)城市规模。参考陈建军等(2009)和张军等(2012)的设定，我们以城市人口数的对数刻画城市规模。并且，考虑到引言部分提到的城市规模与服务业集聚之前可能存在的“倒U形”关系，我们以城市人口数对数的平方来代表城市规模的二次项，衡量城市规模对服务业集聚产生的非线性效应。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无论是陈建军等(2009)，还是张军等(2012)，从其文中可以看出其使用的城市人口数据均是《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的“全市总人口”数据，而在《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的指标说明中提到，其中的城市人口数为公安部门记录在册的当年户籍人口，并非当年常住人口，而当今社会中流动人口十分庞大，真正参与当地工作，为城市发展做出贡献的相较之下应该是常住人口，因此陈建军等(2009)对城市规模与产业集聚的实证验证，从这个角度来看，并不够准确。为了弥补之前研究的这一不足，本文使用《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全市GDP与全市人均GDP的商来刻画各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当年常住人口。^[10]

(2)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传统集聚经济的理论认为，交通基础设施便利的区域容易因为区位的禀赋优势而形成产业集聚(李文秀、谭力文，2008)。因此，基础设施条件越好的城市，可能越有利于服务业形成集聚。

(3)城市对外开放程度。尽管由于生产消费时空上的一致性，使得服务业的发展和集聚更依赖于本地市场容量(张军等，2012)，但Fernandes(2009)的经验研究表明，服务业对外开放和自由化程度，对服务业生产效率以及外资进入服务业的数量等都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中国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在很大程度上与市场开放度低有关(夏杰长，2008)。比如，中国金融和电信服务长期由国家银行、国家电信垄断。因此，城市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将可能有利于服务业的发展和集聚。笔者考虑FDI与地区开放程度密切联系，使用各城市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来表示地区对外开放程度和贸易自由化程度(张国强、郑江淮，2010)。

(4)政府干预能力。由于政府支出水平是影响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并且许多政府行为本身会构成对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的替代，不利于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陈建军等，2009)。这里，我们以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来衡量一个区域地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能力(陈敏等，2008)。变量的符号预期为负，即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能力越强，越可能阻碍服务业的集聚。

(5)城市三产比重。即城市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GDP的比重。江小涓、李辉(2004)，张国强、郑江淮(2010)等将服务业三产比重和就业比重作为地区服务业发展的代表变量。这里，我们认为，服务业出现集聚的前提条件之一是其本身规模和发展水平要达到一定的程度。服务业发展越快的地区，越有可能出现服务业的集聚效应。变量的预期符号为正。

(6)城市信息化水平。信息化水平对于服务业的发展越来越重要，尤其是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的新发展，正在助推传统服务业突破“生产和消费时空不可分性”的瓶颈，使得许多过去不可贸易的服务行业贸易化。例如，信息技术的广泛利用拓展了服务业的范围，促进了服务业的种类增加，使得银行、保险、商品零售等行业得以在全球范围内拓展业务。此外，信息技术在零售、运输和金融等服务行业的推广和应用，也大大提高服务行业的劳动生产率，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克服服务业“鲍莫尔成本病”的困扰(张国强、郑江淮，2010)。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与齐整性，我们依据陈建军等(2009)的方法，利用人均移动电话来代表城市信息化水平。变量符号预期为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