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和行业细分的估算方法

接下来，本文对上述影响继续进行分地区和分行业的估计，以便得出更为丰富的结论(见表5)。模型(1)和(2)报告了考虑内生变量的分地区的Heckman估计结果，可以发现，无论是高EG地区还是低EG地区，外资进入和服务业集聚的回归系数均为负，交互项系数为正，与前文一致。利用上文边际效应计算，我们同样得出了高EG地区和低EG地区的调节效应影响系数分别为-0.1517和-0.2814，这表明服务业集聚对外资进入影响工资差距的调节机制对低EG地区工资差距的缩小作用比高EG地区更为明显。对此，我们认为：一方面，根据异质性企业假定下的新经济地理的市场选择效应，高EG地区会集聚更多的要素资源并拥有更大的市场规模，显然在外资进入的情境下，这会吸引大量外资企业流入并与东道国企业形成激烈竞争。同时，企业集聚也会吸引大量人才聚集该区域，那么从长期来看，基于市场的优胜劣汰和拥挤效应，只有高生产率和具备竞争优势的企业才能够在此生存，而其余企业则退出该市场。因此，拥挤效应的存在会弱化外资企业的工资优势，但考虑到高生产率企业和高技能人才的流入仍会形成相对于低EG地区的工资优势。另一方面，对于低EG地区而言，由于其经济集聚程度较低，集聚的外部性和技术外溢效应并不明显；且根据市场选择效应，流入本地区的多为低生产率企业，那么由此形成的本地市场竞争并不利于该地区工资水平的整体提升。

在上述区分不同地区研究的基础上，表5模型(3)、(4)和(5)分别报告了区分生产性服务业、消费性服务业和公共性服务业的实证结果。研究发现，在生产性服务业和公共性服务业中，外资进入和服务业集聚与工资差距呈现显著的负相关，而消费性服务业则不显著；从外资进入与服务业集聚交互项来看，同样有一致表现。进一步利用偏效应模型计算方法，我们得出生产性服务业、消费性服务业和公共性服务业的偏效应系数分别为-0.3720、0.0779和-0.7421。对比来看，除消费性服务业不显著外，公共性服务业中服务业集聚对外资进入缩小工资差距的调节效应明显强于生产性服务业。之所以如此，我们认为：一方面，我国的生产性服务业仍处于初步阶段，且从增加值角度看，近年来发展缓慢甚至处于停滞状态(杨仁发，2013)，如2008年生产性服务业占服务业和GDP比重分别为24.09%和57.97%，直至2011年这一占比分别为25.4%和58%，增长较为缓慢且其中2009年和2010年甚至出现占比下降的情形。不仅如此，外资进入生产性服务业仍存在不少制度障碍和政策限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生产性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因此，行业发展和开放程度也决定了服务业集聚的调节作用对工资水平的影响相对微弱。另一方面，对于公共性服务业而言，由于其满足公共需求的行业特性，使得其对技术和知识的要求相对较高，且相当部分行业具有垄断性质(如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等)，因而公共性服务集聚程度较高的地区通常工资水平较高。当然，正是由于其具有一定的垄断性且缺乏市场竞争，外资进入会显著降低其非市场因素带来的工资优势，因此行业集聚水平的提高和外资进入，对该行业企业工资占城市平均工资比重的降低作用最为明显。

表5　考虑内生变量的分地区和分行业的Heckman估计结果(www.xing528.com)

续表

注：同表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