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GATS的服务贸易管制壁垒：狭义和广义理解的比较分析

关于服务贸易自由化与制造业生产率的关系，已有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有待进行进一步拓展。

首先，应全面理解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本质。已有文献基本上不区分歧视性壁垒、非歧视性壁垒，对服务贸易自由化的理解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狭义的理解服务贸易自由化。基于GATS的相关定义及范围，大多数研究仍局限于外国服务受到的歧视性(数量型)管制壁垒，在衡量自由化或壁垒程度时，政策信息要么来源于各成员方的承诺表，要么仅涉及一部分针对外国服务的歧视性政策和措施。二是尽管将服务自由化等同于服务贸易自由化，但不论证两者的逻辑关系(Knobel，2012)，绝大多数甚至避免提及服务贸易自由化这一概念。相比于GATS的狭义理解，尽管后者反映了服务业的管制本质和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边境内开放”特征，但相关分析仅强调了国外服务通过自由化对一国制造业生产率的影响，而忽略了自由化过程中国内服务的作用。

其次，服务贸易自由化与制造业生产率之间的理论机制还有待明确。已有研究中，绝大多数研究都是基于经济直觉而进行的实证检验，对于两者之间的具体机制或渠道，文献大多仅止于简单描述，因此制造业生产率被归因于贸易自由化带来的多种效应有：多样化效应(Goldberg etal.，2010)、质量效应(Grossman and Helpman，1991；Halpern et al.，2009)、竞争效应(Bourles et al.，2011)、成本效应(Goldberg et al.，2009；Bloom et al.，2011)、资源配置效应(Melitz，2003；Bernard et al.，2007；Melitz and Redding，2012)等。而Amiti and Konings(2007)更将之归结为高质量外国投入、更具差异的多样化投入，以及学习效应等。由此可见，服务贸易自由化与制造业生产率的关系缺乏较为清晰的理论解释，尽管存在很大难度，但有必要建立一个理论模型。(www.xing528.com)

最后，实证研究还需进一步扩展。一方面，实证研究的角度相对受限，绝大多数文献仅利用某个国家的行业或企业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少数文献利用多国的行业数据验证了两者关系的一般性，但从区域视角检验服务贸易自由化与制造业生产率关系的相关研究，迄今为止几乎空白；另一方面，在关键指标的构建上，已有文献大多仅考虑外国服务自由化对制造业生产率的影响，且并不区分外国服务投入的来源，至于国内服务自由化的影响，更未被纳入研究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