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制造业生产率的影响

服务领域涉及的制造业生产率研究，较为常见的主要包括两类：一是生产性服务贸易与制造业生产率(Francois，1990；蒙英华、尹翔硕，2010；樊秀峰、韩亚峰，2012；邱爱莲等，2014)，二是生产者服务业与制造业生产率(江静等，2007；冯泰文，2009；顾乃华，2010)。上述文献考虑了服务作为中间投入的角色，并丰富服务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但两者均无法反映自由化程度。与服务贸易自由化相关的研究成果，在国际经济学中仅占非常小的比重(Hoekman，2007)，主要源于对服务贸易自由化或服务贸易壁垒的理解还有待完善、服务贸易壁垒的难以量化、相关数据的可获得性较差等各方面的限制，而立足于“边境内开放”的服务贸易自由化或服务业管制改革视角的相关研究更是寥寥可数。^[3]

Van der Marel(2011)表明，服务部门管制的作用类似于货物贸易中的关税，更具限制性的管制通常与低生产率相关。行业层面上，Bourles et al.(2011)认为仅依靠制造业自身行业内竞争，生产率并不一定显著提高，原因在于生产过程中必需的中间投入大多来源于管制泛滥的服务部门，他们利用1984—2007年15个OECD国家20个行业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服务业管制程度的下降提高了制造行业的生产率；Knobel(2012)使用服务部门自由化指数来衡量服务贸易自由化程度，并利用2000-2008年俄罗斯的制造业行业数据，发现服务贸易自由化导致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平均提高了20%。企业层面上，Arnold et al.(2011)认为服务贸易自由化对下游制造业生产率影响依赖于服务投入，而服务贸易壁垒的消除可通过三种方式影响制造业绩效：新的服务投入种类、更广的服务可获得性、现有服务的可靠性增加。他们利用1998—2003年捷克的企业数据进行检验，结果表明服务贸易自由化促进了捷克制造企业的生产率。Arnold et al.(2012)认为，1991年以来印度制造业部门的增长得益于货物贸易自由化，但忽视了服务政策改革，基于1993—2005年印度约4 000家制造业企业的面板数据，他们发现，银行、保险、通信、运输行业的自由化对制造业企业的生产率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13.2%的外国企业和11.7%的本国企业从中受益。Shepotylo and Vakhitov(2012)利用2001—2007年乌克兰制造业的企业数据，结果表明服务部门的自由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有促进作用。Bas and Causa(2013)指出，服务贸易自由化可以减少服务投入成本，通过高质量和更多种类的服务投入，从而促进印度企业提高生产率。张艳、唐宜红、周默涵(2013)构建理论模型，分析服务贸易自由化如何通过外包效应、重组效应和技术促进效应来影响制造业企业生产率，并利用1998—2007年的企业面板数据对中国的制造业进行检验，最后证实两者呈正相关关系。谢慧、黄建忠(2015)通过构建外国、国内服务投入自由化指数，并利用三水平计量模型对1996—2008年22个OECD国家的数据进行验证，结果表明外国服务贸易自由化有助于制造业生产率的提升，由于自由化过程中，外国服务部分替代了国内服务，则国内服务投入自由化指数对制造业生产率有一定的负面作用，但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制造业生产率有总体上的促进作用。(www.xing52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