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利益共享机制：让每个人都受益

“公享”是我创造的一个概念，即“公平分享”。社会发展的成果，对于其成员来说，不但是公共的，而且是公平的。即，都有权利分享，只不过是公平的分享。

1.保障利益诉求的权利，提供利益诉求的渠道

政府维护和保障民众的合法权益的前提是允许民众表达合法的利益诉求。恩格斯说过一句很俏皮的话：“火地岛的居民没有达到进行大规模生产和世界贸易的程度，也没有达到出现票据投机或交易所破产的程度。”^[24]我们总是羡慕田园、乡村生活的简单纯朴，没有复杂的利益纠纷，那是因为可争的利益还没有出现。

现代市场经济已经充分发育出了不同的利益主体，相互之间产生冲突，在所难免。如2011年美国爆发的“攻占华尔街”事件：华尔街是美国以金融资本为核心的社会精英阶层的象征，普通民众之所以聚集起来，发起“攻占华尔街”的运动，其实质还是争取自身利益的一种表达形式，借此抗议社会的严重不公。华尔街的金融精英们因他们的贪婪制造出了金融危机，令普通民众利益受损，但华尔街“绑架”了政府，迫使政府动用纳税人的钱来救市，而这些危机的制造者们一仍其旧，照往年的做法，继续分享着高额的分红、奖金，丝毫不为危机而歉疚、担责；这种景象强烈地刺激了民众，心生不满，情绪爆发，不胜其怒，终于走上街头，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抗议运动。这次事件，便是阶层之间围绕着社会不公平而爆发的冲突。

利益冲突当然危及社会的稳定，引发振荡。但要注意，振荡往往是利益表达被压制、被堵塞后的产物。犹如没有合适的泄洪渠道，洪水泛滥，成汪洋一片。所以，最重要的是提供正当的机制、通道，供利益相关者以平和、理性、可控的方式来表达其诉求。

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马太效应”之能出现，很大程度上缘于贫穷者、弱势者的利益缺乏有效的表达机制，以致无法参与到利益博弈的进程中，也就无法通过正当的方式争取自身的利益，逐步改善自身的处境。如第11届全国人大的2987名代表中，才首次诞生了3名农民工代表，而我国目前农民工总人数在1.5亿左右。由此可见，农民工这一数量巨大的利益群体在全国人大的政治平台上没有足够的利益代表者来表达他们的合理诉求。在当前第12届全国人大，工农代表人数一共401名，占总人数的13.42%^[25]。尽管比上届有所增加，但相对于庞大的工农群体来说，还显不足。为社会上相对弱势的群体提供更多的参与公共政策协商的机会，让其利益诉求有更多的流动渠道、有更大的展示平台，既维护、保障其合法权益，又增强其利益博弈能力，有助于社会利益格局的均衡化。

2.少取与多予

在利益分配上针对不同阶层分别采取少取和多予的政策。2013年1月18日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公布了全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2003年是0.479，2004年是0.473，2005年0.485，2006年0.487，2007年0.484，2008年0.491。然后逐步回落，2009年0.490，2010年0.481，2011年0.477，2012年0.474^[26]。这是自2000年后官方首次公布中国的基尼系数。此次数据甫以公布，即在社会上引起较大争议，不认同者很多，认为比实际数据要低。不管如何，即使以官方数据为基准，我国社会的贫富差距也是相当大的。

因此，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对于调节贫富差距，降低社会不平等的程度，减少利益受损阶层的情绪，是很关键的。针对不同收入人群，政府在政策制定上应该有所倾斜和侧重，区别对待。对于高收入群体，应该发挥税收的再调节作用；至于中低收入阶层，应有所改变。

对于中等收入群体，重点在“少取”。现在很多中等收入阶层的人，抱怨税收负担过重。尽管个税的起征点确实一再提高，可对于这部分人群来说，压力仍大。这说明在税制的设计上仍不合理，不但没有发挥税收的收入调节作用，甚至还逆转了调节方向，加重社会不公平的态势。所以要挽回和平息中等收入阶层的情绪，须改进税制，真正做到“少取”。

对于社会中的低收入阶层，重点就不再是“取”了，而是“予”、“多予”，在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中，适当地偏向低收入阶层，给予更多的、更切实的保障。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数据：2011年末全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28392万人，参加城镇基本医疗保险的人数47291万人，参加失业保险的人数14317万人^[27]。而2011年末我国就业人员总量已达到76420万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员总量是35914万人。还是有相当一部分就业人员在社会保障的覆盖之外。最近几年，我国在农村也启动了养老保险和合作医疗制度，但是距离农民的切实需要还有不小的距离。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于是为社会设置“减压阀”，缓解低收入阶层的生存焦虑，释放这部分人群对于社会的抵触和反感情绪，善莫大焉。总之，在“多予”上，国家还有一定的调整空间。也就是说，国家对于民众，还有很大的情感增加空间。

3.增加幸福感

现在很多研究者设法制定了“幸福指数”，希望找到一个比较合理的参照系，用以评估和检验大众的幸福程度。许多地方政府把“幸福感”作为新的施政理念，用以取代屡遭诟病的GDP发展导向。这说明，对社会大众的情感关怀逐渐快成为我们国家和社会的管理者们的共识了。

我以为，“幸福感”既然为一种主观感受，一种情感反应，那么就很难打分数，把它量化出来。但“幸福感”也不是完全不可捉摸，可以归结到：情感的最大化和情绪的最小化，即幸福感=情感/情绪。

在增进情感方面，主要有安全感、参与感与荣誉感三种。如果一个社会能够满足大众的三种感受，庶几可为“幸福社会”。

（1）建立法治，满足安全感

在前面所做的社会各阶层“情态”分析中，可见当下各阶层普遍怀有不安全感。尤其是许多社会精英人士纷纷向海外移民，把资产转走，其中一个重要动机，乃向往更安全、更可靠的生活、事业环境。这是一个风向标，显示出社会中坚力量的信心不足。

安全感不足的原因又何在呢？我认为，是法律的权威性、公正性未能从根本上建立起来，公民享有的合法权利还未能从制度上得到切实的维护、尊重和保障。2011年的时候，有外交部发言人当众发出惊世之语——“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28]。

我理解该发言人，这番话有具体语境，而且其本意是法律不能沦为别有用心者“为非作歹”的工具。但法律确乎是个“挡箭牌”，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免受不法侵扰，甚至是“坏人”的合法权利。如果法律当不了“挡箭牌”，公民的权益又靠什么来保障呢？该发言人的话，隐隐约约传达了官方对待法律的某些真实心态。

真正建立法律的权威性和公正性，把法律作为公民合法权利的“挡箭牌”、“保护伞”，才足以提升全社会的安全感。

（2）开放社会，满足参与感

社会治理不能单向化，也就是说政府不能是个神经反应系统的末梢，社会机体上的问题都必须回馈到政府这里统一调度和解决。这种治理模式，对于政府是不利的，它迫使政府解决超出它职能范围的问题，效率低下不说，分散资源不说，能不能解决得好不说；还使社会过度依赖政府，无法让大众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公民社会，怎么也发育不出来。

政府要重视社会的自治与自组织，唯有大众充分参与社会治理，才能应对政府和市场的有限性，让社会良序运作。在此基础上，才能催生和培育大众的公民意识。只有作为公民而非作为被治者的民众，对于他生存的社会，才有真切的关怀。他才不会有被排斥感，而有参与感和归属感。

开放社会，还意味着民众有更多的机会可供选择，这也能够减少因机会不等所产生的不良情绪。近几年，国家公务员考试受社会热捧，有的热门职位几乎是数千人竞争一个位置。我们不必谴责什么官本位思想还有市场，不必感叹报考者不理性、一头非往公务员队伍里挤、罔顾学非所用；实际上，是社会提供的有充裕保障的机会不多，这才造成屈指可数的机会被报考者挤爆。假如是一个开放的社会格局，民众有相对自由地选择适宜于他们专业、兴趣、才能的机会，这样的社会自有活力，也不会造成人才分布不平衡的情况。

（3）化解对立，满足价值感

社会不公平，造成社会各阶层间的对立，除引发不良情绪外，还有一大严重的后果，是使得整个社会不再有令人倍感珍惜、崇尚的价值，是使得社会彻底消解了崇高感和荣誉感。因受损于不公平而怨恨者，以及因受惠于不公平而惶恐者，双方关系是敌视与提防，是愤怒与傲慢。如弱势群体对强势群体不满与愤恨，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不屑与霸道；强势群体的专为己甚，弱势群体的铤而走险。

在敌对者的眼中，当然没有什么正义之言，公道之说。很简单的例子，专家、学者，所谓知识分子，本应扮演着社会良心的角色，本应以其操守和专业获得很高的社会认同度。可是，近些年知识分子群体分化比较严重，一些人与强势者结盟，成为利益共同体，利用自身的专业素养，为强势者造势、解释、宣传、游说、立论等，结果弄得这一群体声名日下。

时下对此类人物，大众抱以极深的戒心。我们只要随便从网上看一看，但凡社会热点产生，专家登台评论，网上留言总是骂声一片，乃至把“专家”称为“砖家”，把“教授”称为“叫兽”。斯文扫地，完全丧失了公信力。这种现象，不能简单归结为公众的误解，或者传媒为制造新闻而故意曲解专家的言论以哗众取宠，它有更深刻的社会心理背景。即，严重的不公平以及强势者的蛮横，扭曲了正常的是非。强势者用是非来掩饰利害，其后果是大众也鄙弃这种被严重混淆了的是非观。社会不公消解了大众对价值的珍视和崇敬，整个社会弥漫的是怀疑、嘲讽、戏谑和玩世不恭的论调，这就是价值上的虚无。事实上，即使强势群体也不可能幸免于此，如本章第二节所分析的国家和社会管理者们的情态。

贯穿于本书始终的一个观点是“不公平产生情绪、仇恨”，对于内心充满着强烈仇恨的人来说：没有什么道理好讲，因为道理被霸占了；没有什么是非好讲，因为是非被扭曲了；没什么信仰好讲，因为信仰被玷污了。他不再相信社会还存有正义。在公平和正义迷失的状态中，美好的价值、高尚的理想被解构，最后就只剩下彻彻底底的实用主义与享乐主义。

所以，我们非常迫切希望我们新一届的政府以积极的举措促进、维护公平，化解各阶层的对立，恢复大众心中的价值理想。有价值、合乎理想的生活，方为幸福。如其不然，不公平所引发、聚集起来的情绪和仇恨，必将带来无法想象的后果。

儒家政治思想主张治国平天下。本来“国”与“天下”在传统社会中有其特定的指向，“天下”更具有普适性。我们在此借用这两个概念稍作调整和更改：治国需要公平，尤其是制度的公正性，让全社会在尽可能平等的机会分享社会发展的成果，不能让民众产生情绪；而治天下则更进一步，在公平的前提下注重情感的建设，要让民众有情可感。(www.xing528.com)

【注释】

[1]弗朗索瓦·布吉尼翁《公平是长期增长与发展的根本》，载于2005年9月30日《中国财经报》。

[2]见2012年6月29日《南方都市报》。

[3]霍布豪斯《自由主义》，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9、10页。

[4]霍尔巴赫《自然政治论》，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41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13页。

[6]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64页。

[7]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69页。

[8]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72页。

[9]王辟之《渑水燕谈录》，中华书局，1981年，第105页。

[10]《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7页。

[11]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801页。

[12]文章网址：http：//news.sina.com.cn/c/2011-12-04/064023571423.shtml

[13]相关论述，参见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58—162页。

[14]数据转见孙立平《守卫底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83页。

[15]文章网址：http：//finance.chinanews.com/cj/2012/09-06/4162348.shtml

[16]见《南方周末》文章《年轻人，到“体制内”去》，文章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55585

[17]巴特摩尔《平等还是精英》尤卫军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页。

[18]见《经济观察报》2012年8月28日刊载的文章《西北煤二代热衷做官，弄身制服比啥都重要》。

[19]文章网址：http：//news.ifeng.com/gundong/detail_2011_11/01/10308961_0.shtml

[20]见2012年5月1日凤凰网文章《国企高管收入：利益失衡分配改革在于国企改革》，来源于《南风窗》。文章网址：http：//finance.ifeng.com/news/corporate/20120501/6397837.shtml

[21]文章网址：http：//news.sina.com.cn/c/2006-12-27/041911893223.shtml

[22]《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7页。

[23]借用黄仁宇先生惯用的语汇。

[24]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52页。

[25]见2013年2月27日新华网文章《肩负起人民的重托——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构成特色分析》。网址是http：//news.ifeng.com/mainland/special/2013lianghui/content-3/detail_2013_02/27/22549269_0.shtml？_from_ralated

[26]文章网址：http：//finance.ifeng.com/news/special/data201212/20130118/7574994.shtml

[27]文章网址：http：//money.163.com/12/0222/10/7QS2A62200252G50.html

[28]见外交部网址：http：//www.fmprc.gov.cn/mfa_chn/wjdt_611265/fyrbt_611275/t803799.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