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的起步阶段，由于普遍性的贫乏，政府不得不扮演企业家的角色，以带动经济的发展，这一做法有着相当程度的历史合理性。但在改革三十年之后的今天，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起来，正向着完善的方向前进，政府在经济领域内所扮演的角色不能不予以重新界定。如果政府一仍其旧，继续深度介入经济的内部运作，那么政府事实上就演化成一个利益主体。而政府又拥有着巨大的能量，是别的利益主体所无法比拟和争竞的，由此势必影响到社会资源的公平分配，政府难免成为社会矛盾聚集的焦点，成为民众情绪发泄的对象。
社会利益分化的格局，恰好为政府转变角色、准确定位提供了契机。如同球赛，需要一个超然的、利益中立的裁判以维护比赛秩序一样，社会需要政府成为利益纷争的裁决者、包括经济秩序在内的社会秩序的维护者。
我们的政府在这方面应该有它天然的优势，执政党一向以代表和维护社会的整体利益为己任。能代表社会整体利益，即不能偏向于任何利益主体，政府与社会上的任一利益主体应保持等距离，如同裁判与比赛双方保持等距离一样。
1.脱敏
什么是“脱敏”？即去敏感化、脱离敏感化，防止过于敏感。许多社会问题，看似挺大挺复杂，其实质就是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纠纷、冲突。有的人、有的群体，感受到不公平待遇，向政府讨要一个明确的说法，希望政府出面，能给予公平的矫正。即使群而聚之，情绪激昂、沸腾，也只是个经济问题，而非政治问题；是个利益问题，而非意识形态问题。所以，政府在面对此类问题时，不应对利益诉求者的情绪过于敏感、过分紧张，不必以究疑的态度去“深挖”诉求背后的因素。
任何一个社会，都包含有各式各样的矛盾，诸如宗教的矛盾，意识形态的矛盾，政治的矛盾等，当然更常见的是利益的矛盾。在以上种种矛盾中，其实利益的矛盾最为理性。当然，最理性，并不意味着最容易解决，但至少，它的诉求是明确的，解决路径也是清晰的，即利益矛盾是非意识形态化的，非情感化的，它只要求合理对待而且公平解决。
2011年岁末的广东“乌坎事件”，就很明显。乌坎村民长期以来对村干部不满，事关全体村民切身利益的征地情况一直不透明，村民全然不知情，也没得到过补偿。村民情绪被点燃后，事情就闹开了，而且不断升级。值得称道的是，广东当局采取了比较开明、务实的态度和做法。所谓开明、务实，是没有把事件上纲上线，定性为政治问题，而是紧紧地限定在利益冲突的范围内，这就向乌坎村民发出了信号，稳定住情绪，为进一步的协商留下了足够的空间，最终事件得以平和解决。
其实，政府是足够强大的，而在政治、在意识形态上过分敏感，同样会激发出来情绪，情绪将影响判断的准确性，在误判后采取激烈的措施，只会扩大、升级事态的严重性，对政府反倒不利。
2.放利(www.xing528.com)
在本书第二章中我们提出“不平等产生情感”，认为“让利”是增加情感的有效路径。其实，在政府和群众之间的关系上，也可如此为之。“让利”发生在商人与客户之间，因为商人毕竟还要求利。政府则不然，有的方面完全可做到放弃利益。
2012年2月28日，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在北京举行的记者会上，向中国政府决策层进言，提了六条改革建议，其中一条是“重新界定国有部门和私营部门的作用，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其实，他所说的就是政府从竞争性领域中整体退出来，避免与民争利。这对政府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重新建立与民众的关系，是极为有利的。
近些年我国社会矛盾频发，焦点集中于政府。政府既是个火药桶，还要拿着灭火器自个儿来灭火，政府也叫屈，也有情绪。实际上，大多数矛盾源自政府的职能定位失当。现在很多地方的政府，越来越不像一个政府的样子，越来越趋利化，极像个汲汲牟利的超级大企业。正因为如此，不可避免地把自己投入与民争利的矛盾漩涡中。
所以，政府要从矛盾中超脱出来，在民众中备受拥护，有信任感，必须退出能够退出的经营领域，把凡能由市场自我调控的交还给市场，顺其自然。这样，从具体的利害关系中退出来，政府就可以站在比较超然的立场上，以平等、公正的态度裁决各种利益纠纷。“不平等”是可以产生情感的，在某些地方放弃利益，予利于民，表面上看政府好像有所损失，而结果是获得民众的情感，于政府而言，这可能是更大的、更重要的利益。
3.定则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实际上要求着权力与市场分离、脱钩，即由权力为导向的政治型社会转变为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型社会，使各项经济因素能够“公平而自由的交换”[23]。既然市场能自行调节，那么政府的作用又在何处呢？
我以为，政府的作用是制定和维护规则。“定则”，包含着两层意思：一、制定规则；二、在市场交易各方、不同利益主体发生冲突而需要公正调节的时候，政府出面仲裁，执行规则的权威性，以化解冲突，排除情绪，稳定局面，各足所需。所以定则，就是制定规则，并用规则稳定市场、社会。
规则比人更重要。坏的规则，不仅是让“坏人”变得更“坏”，甚至让好人不敢为善、假装为恶。好的规则，则既不至于降低人的道德水准，又能保障人的正当利益。18世纪时候，大英帝国把他们的殖民地澳大利亚作为国内犯人的流放地。政府雇佣私人船只运送犯人，按上船时交付的人头数付酬。船主们为获取高利，降低运送成本，伙食、医疗等环境都较差，犯人的死亡率很高。政府为解决这个问题，派官员全程监督，但有官员不明不白中途落海。政府没办法，对船主进行道德教育，激发他们的良知，向他们宣讲开发澳洲的伟大历史意义，死亡率还是居高不下。最后有人想出办法，改变付酬方式，由上船时的人头数改为抵达后的人头数。于是，船主们不得不尽心全程悉心照料犯人，犯人的死活在这种制度环境下，与他们的利益紧紧绑在一起了。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