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精英阶层：企业家、知识精英、权力者

精英（elite）一词，指地位优越的社会集团。现代社会精英理论的创始人帕雷多把“精英阶级”定义成“在各自活动领域中获得最高指数的人”^[17]。这个定义也是我们认同的。中国当下社会，当然也形成了精英阶层，主要是掌握着一定经济资源的民营企业家，掌握着文化、知识资源的知识精英，以及掌握着权力资源的国家、社会的管理者。

1.企业家

企业家阶层是市场经济下的新生群体。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缺乏经营自主权，企业的管理者秉承上级指令，以政府经济计划的执行者的面目出现，而非作为市场竞争主体的企业家。我们可以说，计划经济没有企业家，也不需要企业家。

当今的企业家按性质大致上划分为两类：民企的企业家，国企的企业家。

先说民营企业家。

从1956年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到1978年的改革，其间二十多年的时间，中国基本上没有了私营企业。改革，是一个政府释放出资源以及资源开始自由流通的过程。有一批特别敏感且富于经营才华的人，把握住了市场提供的机会，脱颖而出，逐渐致富。不过当时民营企业及民营企业家的地位、形象整体上欠佳。

民营企业真正赢得发展的契机，是1990年代的事了。当时国企已然衰败，亏损严重，难以扶起，乃至变成国家急欲甩脱的包袱；同时，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是蓄势待发，在此情况下，私营企业终于等来了壮大的空间，并且逐渐得到了国家的认同。有一大批体制内人士借此契机离开体制，下海经商，其中有许多已经成为如今企业界的中坚、成为标志性的人物。这部分精英人士提升了民营企业家群体的素质，也改变了民营企业的社会形象，更使民营企业作为一股新生的力量浮现于社会中。

尽管民营企业对中国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的作用、贡献有目共睹，也不是没有遭遇困境。尤其是最近几年，受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影响，说民企度日维艰，也不算太过分。我想，困扰民企的，在经营上是成本增加，招工难，特别是融资难和税负过重等。国家并未给予民企以有力的扶持、救助，这与对待国企截然两样。一边是雪中无炭，一边是锦上有花，不公尽显。

再者，民营企业家还普遍怀有危机意识。举个比较典型的例子，陕北榆林，煤炭资源储量丰厚，更以出产豪奢、阔气的“煤老板”著称。他们的子弟，千方百计想挤入当地政府机关，尤其是司法系统；甚至不惜造假，也要弄身“制服”穿上，并不管这身“制服”有没有太大的权力含金量^[18]。显然，榆林“煤老板”们的心态，不是想能拥有权力，只是去依傍权力。一句话，他们想以这种方式获得一定程度的“安全感”。2011年一家研究机构发布了《2011中国私人财富管理白皮书》。该白皮书显示，在受访的18个重点城市的980位资产超过千万的高净值群体中，有14%目前已移民，或者在申请移民当中；此外，还有近一半在考虑移民^[19]。他们也不全都是民营企业家，移民的原因也定然是多重的，但其中一点不容否认是向往更公平、更安全、更有保障的社会生活。以上两例，一是依傍权力，一个是移民外国，从两个不同的方向揭示当下民营企业家群体性的不安意识。

这种危机感也是一种情绪，不满意于社会的不公平。可见，只有从制度上予以真切的保护，予以公平的待遇，民营企业家群体性的危机感和不安感才能消除，也由此才能为中国经济与社会做出更有力的贡献。

再说国企的企业家。

自2003年国企改革初步完成后，国企与过去那种亏损、低效、臃肿、困窘的形象有天壤之别，如今甩掉了包袱，精简了人员，理顺了关系，引入了现代企业制度，在各自核心领域内维持了垄断地位，财雄而势大。但国企的高管们，同样遭遇着他们在这个层面上的不公平问题，有委屈感。

问题核心还是利益分配。相对于普通人，相对于各自企业的普通职工，相对于同级别的行政官员，国企高管们拿着不菲的收入。但还是有声音，认为目前的薪酬标准尚不足以体现他们的贡献和价值。武钢集团总经理邓崎琳的话比较典型：“我一年税后工资是40多万，你会信吗？美国GE等大公司年薪是千万美元，民营企业就更不用说了。央企绝对不可能有这种高工资。这个矛盾怎么解决？个人的看法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和完善，随着企业职工的收入不断增加，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应该按经济规律走市场化、国际化的道路，‘高管高薪’。”^[20]

一句话，大众嫌目前国企企业家们的收入过高，而当事人则认为过低，社会大众对他们的指责是不公平的。因为国企的企业家们视野已与“国际接轨”了，是从国际同类情况来比较、看待他们的薪酬待遇。参照标准既然不同，感受自然不一。说到底，国企高管的情绪，还是由国企自身的特殊性质所决定的。国企所承担的政治与经济的二重职能，使其高管们在身份上也有二重性：政治体系中的官员、市场竞争中的企业家。制度的复杂性决定了国企的高管们难求他们认为公平的分配。国企企业家群体的情绪，只能从制度上去寻求原因。

2.知识精英(www.xing528.com)

知识精英，我在这里并非定义为一般型的知识分子，而特指那些能在社会政治、经济及文化等资源的分配上享有较多部分，并且非常活跃、有着广泛社会影响力的知识分子。知识精英，伴随着市场化导向的深入以及社会利益格局的固化，逐渐成型。

知识分子在近三十年的改革过程中，伴随社会利益多元化格局的行程，自身也有影响的演化。上世纪80年代，是人文类知识分子大行其道的年代。这里面有多重原因，我不做详细分析。有文史哲背景的知识者们，热衷于探讨中西文化、人性等比较宏大的话题，抱有理想的情怀，使命感很强，力图推进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在物质利益上，知识分子也有过一段比较黯淡的时光，清贫寒陋，当时流传有种种情绪性的说法，如“脑体倒挂”、“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进入90年代后，知识分子作为群体开始演化了。

其一，是学术自身的演化。在领风骚于一时的文史哲等传统人文学科外，与社会发展进程联系更为紧密的社会科学，诸如法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相继兴起，盛于一时，至今不衰，使得知识精英们对于中国社会现实的剖析，有了更强大的理论能力、更精准的发言工具。

于是，带来第二种形式的演化：即知识精英们自身的学院化，以及与之相反的市场化。我在第二章讲儒商时，做过一点粗略的分析，作为现代知识精英原型的古代士人，有一个立身处世的根本立足点，即超然利益之外的价值关怀。而随着中国市场化的进程逐渐深入，一部分知识精英选择扎根学院，不问外事，倾力于纯粹的学术；一部分知识精英选择走出学院，拥抱市场，和社会强势利益群体发生更紧密的联系，为其立言、说法、献策，提供知识与智力的支持，获取更多的实际利益。这就使得知识精英阶层从两个方面出现褪去传统士人精神的现象。

特别是后一类知识精英，成功地把文化资源与权力、经济等资源相结合，有的成为新锐的“学者型官员”，有的成为煊赫的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等等，不一而足。总之，在社会日益成型、固化的利益格局中牢牢占据了一席之地。这部分知识精英，是以依附的姿态切入市场与权力体系，较难保持完整而独立的人格，也有情绪。

3.国家和社会的管理者

这一阶层，主要是指党政事业单位及金融等行业中有管理实权的领导干部，当前中国的政治体制决定了这一阶层在社会结构中占据着顶端的位置，掌握着最关键、最核心的政治权力和经济资源，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变革起着不可替代的主导作用。近一二十年中国社会发展飞速，经济建设成就不凡，社会的管理者们理所当然受益较大。

但是社会的管理者们也落入了社会不公的窠臼里，普遍性的不公平氛围影响着处在社会顶尖层面上的管理者阶层的心态。

如果说一般民众因为社会不公而变得激愤，如“仇富”、“仇官”，那么，管理者们则是“爱富”、“嫌贫”。2006年，央行副行长项俊波在一个金融论坛上表示，中国的金融机构应当摒弃嫌贫爱富观，对经济发展中相对落后又亟须金融支持的行业、地区和群体给予必要的、应有的支持^[21]。足见嫌贫爱富的倾向已经在某些官员中扎下了根。

再者，不安全感、不确定感也在这一群体、阶层中出现。一个显著的事实，是迷信思想流行于部分管理者的头脑中。由于迷信作祟，种种匪夷所思、夸张可笑的花样都浮现出来。2009年被查处的内蒙古赤峰市市长，在家里摆放神龛、金佛等法器，每收到贿赂，都要放在神龛下一段时间，乞求神灵的庇佑。山西省某县数十名党政官员，在县委书记、县长的带领下，夜深人静时，齐跪于设在县委大院的香案前，虔诚埋下“镇邪物”和“升官符”，乞求腾达。有些官员特别关注他们办公楼、办公室的朝向、布局等风水因素，2010年，重庆一区委书记就以“影响政府办公楼的风水”为由，断然要求当地一个合法在建项目停工。

当社会原有的相对公平的状态遭到严重破坏，而新的公平机制又未建立起来，在这么一个混乱的时期内，投机性、私利性的实用主义必然大行其道。像上面几个事例看到的，嫌贫爱富是出于实用，求神拜佛同样出于实用，风水迷信还是出于实用。而实用主义反映到心态上，就是不安全感和不确定感在增强。利益的获取，既然相当一部分原因在于社会的不公平，那么它的安全性、稳定性必成悬疑。既然不存在着一个有效的、现实的公平机制保障安全，那就只有乞灵于怪力乱神，迷信于是乎兴起。

从对以上社会各阶层的简略分析中可以看到，在近一二十年我国经济与社会的高速发展中，有获益者，有失意者，有受现有制度、政策特殊眷顾者，也有部分人群相对身处在制度的盲区；但情绪化是普遍性的，不安感、不确定感几乎弥漫于整个社会中，无论是处在这个社会的顶峰还是它的底端。似乎可以这样说，在社会不公平的态势已然成型的情势下，事实上不可能存在真正的受益者。

那么，消除不安、化解情绪的途径，只能是重建社会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