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平等的社会革命

马克思在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说：“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着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者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5]

革命是如何引发的呢？马克思的观点相当明确了，就是物质财富的生产力发生变化，而财富关系一仍其旧，即分配机制未作适时的调整、变革以顺合财富不断增加的现实——利益分配上的巨大不公平性凸显出来，于是革命的火种便被广大利益受损者的激烈情绪所点燃。

我们稍微简化一下，可以理解成不公平导致社会革命。

1.社会不公与革命

18世纪的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很清楚地交代了社会不公与革命之间的有机关联。

托克维尔在其论述法国大革命的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发出疑问：“有件事看起来使人惊讶：大革命的特殊目的是要到处消灭中世纪残余的制度，但是革命并不是在那些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发，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此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6]革命是要扫荡严苛的封建制度。按照常理，哪里压迫深重，哪里反抗激烈。可奇怪的是，革命不是在封建制度保留最多、人民深受荼毒的地方发生——例如1788年的德国，在那里农民束缚于土地之上，没有迁徙自由，没有耕作自由，他们的生活受到封建领主的严密控制，而革命不发生在德意志，却爆发于法兰西，真是咄咄怪事。

其实并不奇怪。革命前的法国，农民已非农奴，而是土地所有者，当时法国大概有一半土地属于农民所有。封建领主们也失去了统御、控制农民的政治权力，他们纵然还有些特权，可是论其政治地位，“领主只不过是第一居民”^[7]。那为什么法国还爆发革命了呢，农民为什么还积极参与革命呢？

这是因为社会不公平。在封建制度下，农民固然饱受剥削，毫无人权，但封建制度毕竟还带有某种“公平性”，尽管是低程度的。农民受封建制度的束缚不假，可“束缚”的另一面是“保护”；也就是说，封建等级制一方面把农民束缚于土地上，另一方面又给予了农民低程度的保障。束缚与保障对等，故而稍许具备了“公平”的性质。托克维尔说：“为了取得贵族给予的保障，就得接受贵族强加的负担。”^[8]农民负担沉重，贵族也提供了相应的保障，如赈济贫弱、处理公务。自封建制度崩溃后，农民失去了旧制度提供的保护，却未享受到随之而来的自由和权利，依然受到权力的压榨，负担一如既往，甚至变本加厉，利益受损，无从救济。这就不公平了。于是，要求改变现状、建立平等的新型社会的革命运动，受到广大民众的热情支持，自然之极。

1917年俄国的二月革命也是在如此情形下发生。沙皇统治下的俄国广大农村，最初保有传统的公社体制，农民被束缚于公社之内，当然公社对农民也提供了保护。到1907年，首相斯托雷平强力推动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瓦解公社体制，实行土地私有化，确立产权制度，允许自由交易。但是，斯托雷平的改革政策明显有倾向性，立足点不大公平，站在贵族、领主、富农一边，支持这部分人大肆兼并公产。农民失去了本属于他们的那一部分土地、财产，同时也失去了旧体制给予的保护。对于这个不公平的社会，当然无从怀有好感，只有仇恨。庞大的沙俄帝国就在民众的情绪爆发中轰然倒塌。

我国在实行改革开放后，成效显著，大众普遍受益，社会却流行着这么一种现象：“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大众的生活水准逐渐提高，而不满情绪与日俱增。好日子居然没带来满足，相反，却是不满和怨恨。从表象上看，相当矛盾，何以至此呢？其实根子还是出在不公平上。怨恨，并非来于人获得了、拥有了什么以及多少，而来于所获、所有是否公平。只要感觉到不公平，哪怕有很多，也不可能没有情绪。即，在大众的意识中，公平往往不是纵向的比较——用今日的境况和昨日的境况对比；而是横向的比较——大致相同的起点下自我和他人境况的差距。儒家说“不患寡而患不均”，这有点平均主义倾向，过于看重结果的平等一致，如果把这话改作“不患寡而患不公平”，就比较接近我所要述说的意思：人的情绪，不仅来自物质的丰寡，更产生于公平的程度。

但是，革命来临的时候，首当其冲的是针对贵贱不等、贫富不均的现状。也就是说，首先要矫正的是结果的不平等。于是，革命者往往发出平等的诉求，把结果一致看成是公平。

所以，历史上的革命多与平均主义联系起来。

2.以平等为导向的革命诉求

革命由社会不公凝聚的情绪所引发、促动和生成。社会不公最直观的状态，是权力不平等、财富不平等。所以历史上的革命运动，为动员民众，多是直指这种不平等的状态，要求权力和财富的平等分配。(www.xing528.com)

我们看看中国的历史。陈胜起兵反抗暴秦，他发出的口号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王侯将相本无种，要求的是社会地位的平等。宋代王小波起义，“蜀民不足，故小波得以激怒其人曰：‘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贫者附之益众”^[9]。四川民众困乏，王小波用“均贫富”的口号号召民众，要求的是财富的平等。他初步达成了他的意愿，贫穷困苦的老百姓都来依附他。

至于近代太平天国革命，更加明晰。太平天国制定过《天朝田亩制度》，里面说到务使普天下人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很明显，这就是一种平均主义，是社会成员在资源上的平等分配。尽管这一设想在太平天国存在之日从未曾实施，仅停留于概念设计；但，至少反映出制度设计者的某种考虑：唯以平均来号召，才有鼓动人心的力量，才能建立革命的群众基础。

社会的不公平强烈刺激大众，大众普遍有怨气，这是革命所以能爆发的社会心理条件。革命的目标，毫无疑义，是诉求公平。社会不公平，是作为起点的权利、机会的不平等，以及社会政策、制度不公正，是起点与规则这两个环节出了问题。革命既以公平为目标，必将强力扭转资源分配不均的现状，所以，求公平的社会革命转变成求平等的重新分配。中国历史上反复上演的农民起义，都是循此逻辑发生的。

而重新分配、重新洗牌，所凭借的无非是暴力。革命的方式，就是狂风骤雨般的暴力行动。

3.暴力有理

革命，是社会大多数人被组织起来，使用暴力来改变不公的现状。不公平，既然是由起点不等、经由规则不公正所致，那么，一旦革命发动起来，必然要以暴力来涤荡现存的一切，这既是革命的巨大破坏性之所在，也是革命的巨大恐怖性之所在。

1927年，毛泽东在用三十二天考察了湖南农民运动后，正义凛然地阐述了“暴力有理”的逻辑。农民组织了农会，借助于革命的浪潮，洗刷乡村的封建秩序，土豪劣绅被清算和打倒，声势烜赫。有人认为“过分”了，毛泽东不这么看，他说：“第一，上述那些事，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自己逼出来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历来凭借势力称霸，践踏农民，农民才有这种很大的反抗……第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10]

这套话语，非常明白地阐述了暴力正当、暴力有理的逻辑。可见，革命就是合理使用暴力。暴力一旦合理化了，后果相当可怕。在暴力的冲击、洗刷下，人类文明的底线就很难坚守住。

其实，从历史上来看，革命多发生在非商业社会向商业社会转变的国家中。其故何在？商业社会相对于迄今为止的其他类型社会，更好地坚持和维护了社会公平，更好地坚持和维护了人的自由以及权利。在一个成熟的商业社会中，人更富于理性，较少激进、亢奋的情绪，所以依靠煽动、激扬大众的不公平感而高蹈的革命行动，反倒不容易发生。

托克维尔很早就发现了这一点，他说：“商业自然是一切狂热的情绪的敌人。商业爱温和，喜欢妥协，竭力避免激怒敌人。它能忍耐，有柔性，委曲婉转，除非不得已决不采用极端手段。商业使人各自独立和重视自己的个人价值，使人愿意自己处理自己的工作，教导人学会成功之道。因此，商业使人倾向自由而远离革命。”^[11]

商业使人远离革命，是因为一个成熟的商业社会，必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社会公平。我们国家正朝着成熟的商业社会迈进，在这么一个转型期内，社会矛盾多发、突发，也属正常。社会矛盾同时还起着一层警示的作用，警示各阶层在合理的框架内定位自己，找准坐标，明晓边界，克服不必要的、足以偾事的情绪。

我们先尝试着运用“不公平产生情绪、仇恨”的工具来具体分析当前社会各阶层的心态、情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