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摆脱仇恨？作为严重不平感的仇恨，我以为有如下几个特性

如果经常关注日常的社会新闻，看一看民众的生活情态，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当下社会中弥漫着一股暴戾之气。说明我们社会的心态极不健康，极不正常，很多人内心充斥着莫名的愤怒和怨恨，只是压抑着，变成了凶邪的戾气，在无任何征兆的情形下就会发作出来。

如粗暴的语言。网络的普及，使得大众借助于高科技的力量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自由表达的能力，这种表达又是非接触式的、匿名式的，为情绪的宣泄提供了最适宜的渠道。在BBS上，微博上，我们看到，只要意见不合，发生争议，粗口、辱骂、恐吓、威胁等暴力语言便倾泻而出，大家没耐心讲理，有话不好好说，以出语粗暴而自鸣得意。粗暴的语言是粗暴心态的表现，言为心声嘛。在戾气的催激之下，自然而然发展出暴力行为。出了问题，不走程序，不相信合法渠道，只迷信暴力，用拳头解决问题。

我们在西安开发了一个小区，有业主不知怎么心有怨恨，一肚子气总往小区的公共设施上发泄，出过几回事。有次更过分，故意把体育场上的篮球架的玻璃砸了，差点伤到正在打球的业主。他自知理亏，事发后托人求情想私了。我严词拒绝，在这个问题上再要妥协，对其他业主、对我们公司的物业管理人员，都极不公平，将生出更多的情绪来，集体性情绪是最令人担忧的。我说这事儿，是真正体验到当下的暴力行为既是常发性的，又是突发性的。归根结底，还是导源于心态，人们被情绪所左右，难以自控。

暴戾之气，散播恨意，制造敌对，扭曲行为，加剧人际关系的紧张。这种戾气，我认为，就是社会不公平催生出的仇恨。作为严重不平感的仇恨，我以为有如下几个特性。

1.反社会

人存在于种种关系中，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当安排和处理人际关系的公平规则失去效力，而变得极度不公平时，社会便成为受到不公待遇者的桎梏。社会既然损害他的权益，社会既然令他备觉屈辱、压抑和痛苦，社会既然不能肯定他，于是乎他必要否定社会。其实，这里同样隐藏着一个更深层次的“公平观”：社会若能肯定人，人则会亲近与顺应社会，用他的聪明才智为社会做贡献；社会若是否定人，人则逆反，反过来仇视社会，攻击社会。人与社会之间，同样存在着我们前面说过的交换形式：以肯定交换着肯定，以否定交换着否定。前者，是情感；后者，是情绪。只不过，情感的交换，能令社会更和谐，人与人更亲密；而情绪的交换，则令社会分裂，人与人交相为仇。这样的情绪，就是人的反社会性行为的心理基础。

当然，人的反社会性，有不同层次的表现形式。最直接的，是逃避。我国古代有许多隐士，大多是目睹时艰，身罹不公，无能为力，干脆一避了之，隐居山林，不问世事。所谓“隐”，就是自觉消失于社会之外。现代人当然不可能再有隐居的条件了，但不意味着现代人就不具备“隐”的心态。这种心态，表现为经见的冷漠。

2011年，佛山发生的小悦悦事件，令人感慨。一个小女孩被碾压于车下，惨不忍睹。过往的十几个行人，一个个视而不见，全当没事。“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是这些人丧失了最基本的同情心吗？我相信绝不至此。问题还是出在社会上。一个良性的社会，最起码“好心得好报”，这才是正当的，是公平的。但当社会失衡，正义消失，好心非但无好报，而且还有恶报，乃至连法律也无从保障和维护这种基本的正当性、公平性，一般人有睹于此，自然选择避而远之，事不沾身，不敢释放同情心了。由此，冷漠成为社会大众的常态。鲁迅曾经严厉批评过我们国民性中的看客心理，推源论始，未尝不是旧日社会的不公现实所造就的。

冷漠，只是反社会性的原始，只是不参与人际关系的情感互动，还不具备太大的危害性。最具危害性的反社会行为，是报复社会。2005年的时候，一个叫艾绪强的来京打工者，驾着抢来的出租车，故意撞入王府井大街，造成数名无辜行人伤亡。据《北京晚报》2006年3月21日的报道，艾绪强在法庭上自述动机，就是要“报复富人”、“报复社会”，因为他觉得平时受够了欺负，连妻子也弃他而去，世道对他太不公；王府井是繁华之区，富人成堆，所以他选择在这里行凶，以报复这个没有给他尊严的社会。近些年，类似的报复性事件时有发生。除了谴责和制裁行凶者外，我们还要反思因社会的运作机制失当、不公而激发出来的仇恨心态。

2.非理性(www.xing528.com)

仇恨情绪，还是非理性的。非理性，就是盲目，没有目的。这个很奇怪，既怀有仇恨，必有仇恨的对象，也必知仇恨的对象。既知仇恨的对象，那么报复的手段、方式是可确定的。这个过程本是相当清晰、理智，那为什么还说仇恨是非理性的呢，是盲目的呢？

我所说的非理性、盲目，是说在实施报复的过程中，目的和手段往往发生颠倒，最终目的消失，手段反而变成目的。我举个例子，如2012年的“钓鱼岛事件”。日本想“国有化”钓鱼岛，引发国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我所在的西安，就是抗议最严重的城市之一。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不可能没有悲剧产生，呼啸而过的大队人马多半会践踏无辜的花草。情绪激昂的抗议者们堵塞街道，狂砸日货，尤其是日系车。有个日系车主的车被砸了不说，颅骨还被砸穿。只因为开着日系车，便在狂热的抗议者心中当作了日本的“替代品”，这些车主们不再是同胞、市民，而是日本仇人的“替身”。在目的合理性——爱国——的名目下，手段也有了正当性。于是，砸车，砸得大义凛然；伤人，伤得义正词严。当目的的正当性确证了手段的正当性，手段便取代了目的，摇身一变，成为当下的、直接的目的，而真实的目的反倒消失。从而，针对无辜者的打砸等暴力行径，肆虐开来。这就是我所说的盲目性、非理性。

仇恨的情绪，不仅使人头脑发热，铤而走险，不计后果，施暴行凶；而且，还了无愧畏，视作当然。因为在仇恨者的心中，他是在反抗不公，是在捍卫公平，所以他的捍卫，他的报复，他的暴力，全都是正当的。

3.极端化

有了仇恨，很容易走到极端化的程度。什么叫极端化呢？

第一，不设底线。底线，就是自觉地有所不为；而所谓走极端，是无所不用其极，怎么有效怎么来，怎么能更好报复怎么做。因此，仇恨必然使人轻易突破底线，逾越社会通行的规则。两个拳击手正规比赛，一方被击倒，另一方断无“宜将胜勇追穷寇”的念头，继续拳打脚踢。规则既保护败者，令他败而不亡；也保护着胜者，不让他胜之不武。但欲报仇者不然，是不讲规则的，撒沙子，丢石头，打暗拳，搞小动作……所以，不设底线的结果是人与人的关系出现“丛林状态”。“丛林状态”，就是道德真空的状态。在失去道德意识、底线意识的状态之中，人只把维护他本人的利益以及防止本人利益被侵犯作为唯一的原则，人与人由此是互相猜忌、防范和仇恨的。

第二，不择手段。不设底线，所以不择手段。我们知道，不公平产生仇恨，而仇恨是指向着报复的。通过报复，在伤害对方的过程中，才有泄恨的快意，才能扭转不公平的态势而重新获得心理的平衡。所以，报复越有力，伤害越重，仇恨者越是快慰，越发满足。而有力的、激烈的报复，必定是极端之举。有个历史故事：春秋末期楚国的伍子胥，他的父兄被楚平王杀害，满怀怨恨，逃到吴国。其后借助吴国的力量，攻破楚国，他把楚平王的尸体从坟墓里拖出来鞭打，以此泄愤。他的朋友申包胥批评他太过分了，伍子胥说他自己已是日暮途穷，所以不惜倒行逆施。我借这个例子，只是说明仇恨的逻辑，仇恨的运作方式，仇恨所导致的报复行动，不由自主驱使着人往极端方向走，越极端越能泄愤，越有快意，哪怕倒行逆施。

第三，不讲情感。恻隐之心，天然的良心，情感，是人之为人的最后防线。而当人走极端的时候，是把情绪、仇恨最大化，因此之故，是情感的最小化、乃至于无。我们看到，在反日的游行示威中，民族仇恨的情绪被调动起来，在那些极端民族主义者心中，情感荡然无存，于是开着日系车的无辜车主的颅骨被刺穿，也引不起施暴者的怜悯，没能止手。

仇恨所导致的反社会、非理性和极端化的行为，是对他人、对现状、对社会制度强烈的不认同、不接受，一言以蔽之，是不宽容。所以，每当革命发生的时候，这样的不宽容心态，伴随着仇恨者掌握权力，产生出巨大的强制性和破坏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