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现代企业家精神的可能性

讲企业家精神，就是讲企业家的灵魂。今天的中国企业家们，处在中西两大文明交汇数百年的情势下，所拥有的文化资源已非传统社会的商人可比。但是，任何一种新的精神，都是立足于既定的历史条件的基础之上所生发出来的，我们若要谈论现代企业家精神，必须有中西汇通的考虑。

或许，日本近代著名企业家涩泽荣一，能给我们若干启示。

1.士魂商才

涩泽荣一，被誉为“日本近代化之父”、“日本近代实业界之父”。他年轻时代曾作为日本使节团成员，在西方呆过近两年时间，详细研究了当时西方列国的产业发展历史以及经济制度。归国后，他投身实业界，不断拓展经营范围，涉及铁道、海运、钢铁、造船、机电、保险、建筑等诸多领域。终其一生，与他有关的经济事业有五百项之多，推进了近代日本工商业的发展^[25]。

涩泽荣一不仅是实业家、实践家，而且还有高度的文化自觉性。他熟谙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论语》，自道“一生都尊信孔子之教，把《论语》作为处世的金科玉律，不离左右”。他从《论语》汲取了丰富的人生智慧，用于商业经营，宣称“以《论语》为商业上的圣经”。涩泽荣一把修养和经营，把伦理和商业，把行义与求利，很好地结合起来，而其心得，汇聚成书，是为《〈论语〉与算盘》。从这个名字就可以看到，在涉泽荣一的眼中，《论语》培养的是价值观，“算盘”培养的是经商的精明；前者是价值理性，后者是工具理性，两者并不冲突，而是相辅相成。

由此，涩泽荣一提出他的“士魂商才”的概念。他讲，如果偏于士魂而没有商才，经济上将招致自灭，商才是断不可废弃的。但商才，也是以道德为根基，离开道德的商才，即不道德、欺瞒、浮华、轻佻的商才，绝不是真正的商才。我们还可以从更深一层来理解涩泽荣一的“士魂商才”，并非简简单单把道德贯彻于经营中而已。“商才”的背后，隐含着以个人幸福、利益为本位的思想，所以需要精明的算计、需要工具理性。而“士魂”则指向一种更高远的境界，非以理性为本位，而以情感为本位。所以，这个概念，放到今日文明交融的情境中，还有如何确立人和人之间最基础的关系的意义。

涩泽荣一说：“如果富豪、贫民都能以仁义待人，即按照人类行为的准则来处世的话，那么，我就认为远远胜过百种法、千种规则。换言之，资本家以仁义对待工人，而工人也以仁义对待资本家，认识到相关事业的利害得失，对双方来说都是共同的，从而相互间始终以同情之心来相处，这样才能得到真正的和谐。两者果真都做到了这一点，那么像权利、义务观念，除了疏远两者的感情以外，几乎是没有什么效果可言的。”^[26]

权利与义务，是否真如涩泽荣一所言能疏离资本家与工人的关系，还有进一步商榷的余地，可另当别论。显然，涩泽荣一最终期待的是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情感关系，己与人都充满着情感，方为仁义的充分显现。

2.现代化进程中的“仁”

前面我们提到儒者的特征时，已经简单说过了儒家的核心思想观念“仁”，这里我们接着说。我们看看儒家原初的“仁”的思想以及如何转化以适应新的社会条件。

儒家原初的“仁”，大致包含几个层次的内涵：

其一，是“做人”。孔子生活的春秋晚期，是社会急遽变革的年代。固有的社会结构被恶性竞争所打破，所谓“春秋无义战”。在社会正义缺位的局面下，道德沦丧，人性迷失。孔子提出“仁”的观念，力图提升人的精神境界，促人自觉珍视、保存、维护、升华人之高于动物的一面，把做真正的人视为人生的终极价值。因此，“仁”首先可说是自觉为人的意识。至于为人的路径、方式、实践取向，则是“爱”。

其二，是“爱人”。“仁”的基本内涵是爱人，所以“仁”又可具体化为“仁爱”。南怀瑾先生在《论语别裁》中解释：“‘仁’是什么？中国古代‘仁’字是这样写的：人两足走路旁加个二，为什么不就旁加个‘一’？‘二人’是两个人，就是人与人之间，有我就有你，有你就有我。有你、我、他，就有社会。一个人没有问题，有两个人就发生了怎样相处、怎样相爱、怎样互助的问题，就是仁。”^[27]不过，儒家的仁爱，在践行中有个过程，是从“亲亲”之爱推扩为“人人”之爱。

其三，从“亲亲”之爱到“人人”之爱。在儒家看来，一个人成为仁者、仁人，须有过程，不可躐等。首先从自己的亲人开始，在与有血缘关系的亲人的交往中体味和培养人应有的爱心，从而形成自觉的道德意识，再把情感扩展到无甚关系的陌生人身上。臻于此境，才算是仁爱的实现与完成。

儒家的“仁”的思想，在观念上支持了传统的家国一体的宗法社会模式。传统宗法社会，理论上把国看成家的放大，将两者视作同质。从现代社会的角度着眼，这种模式显然把公与私、个人与群体、家庭与社会、伦理与政治这些需要严格界定、明晰边界的领域融为一体，这就容易产生不必要的纠纷。

像我国的许多民营企业，起初是一帮子熟人、兄弟齐心合力创业，大家都很仁义，首要考虑的是彼此融洽亲密的感情，是如何渡过难关，而不大情愿过于计较利害得失。这样的氛围很令人感念。等企业做到一定规模，绩效初显，感情逐渐淡化，利益开始浮现。大家各有各的立场，各有各的权衡，影响感情的事于是多起来了，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自然而然走上分开之路。这是中国社会在其现代化进程中所产生的普遍现象。在市场经济逐渐成型、社会利益逐渐分化的大背景之下，儒家的仁学，作为一种终极性的价值关怀，作为一种普遍性的人道主义，仍可适用，不过需要转换与提升，弱化其内涵中差等之爱的痕迹，强化其内涵中人人之爱的追求，在人格平等、规则公正的基础上厘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为人”。

而这，也是建立现代一种企业家精神的立足点。

3.“仁”与现代企业家精神

作为仁者的企业家，以仁义为价值导向的企业家精神，说到底，是一种做人的精神。企业家，不能只见“物”而不“见”人，不能只见“利”而不见“义”，不能只有利益考虑而没有情感关怀。我们认为，真正的企业家精神，除了通常的冒险、进取、扩张、节制等，还应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反省的精神。

“仁”，既是自觉为人的意识，自然包含着反省的态度。儒家有“三省吾身”的说法，要人去自觉省察身上的缺陷、不足，尽量接近完善的人性境界。以“仁”为本位的企业家，同样需要反省。反省，首先是把他人视作与己同类的“人”，而非关系疏远的“外人”，或是谋取利益的工具。这是“仁”的人道情怀。更重要的反省，乃自觉检查对他人的情感是否真诚、对他人是否带有情绪。

二是公平的精神。

在第二章中我们分析过传统文化的“关系本位”现象。我们说需要辨析“关系”的本然意义，暂时忽略它在实践操作中的异化。而在这里，我们必须指明异化的负面效应。讲关系，重人情，当然很好，使得人们之间的社会交往有温馨的情谊。这是儒家“仁”之思想对中国社会所施予的教化。人的仁义之心，是在家庭、在亲属、在熟人圈子内培养起来的。这比较容易造成人的亲疏、内外、彼此的区别，造成了对无关系者、对陌生人的相对漠视。换言之，对人若区别性对待，就很难再保持公平的取向了。

三是退让的精神。

我们总结过“不平等产生情感”的规律。“不平等”，逻辑上便指示着“退让”的处事方式。因为，表面的“不平等”，其实际内涵是站在超越利益的立场来考虑、处理利益的交换与分配问题。所以，其行事风格不是刚性的，而是柔性的；不是直线式的，而是曲线式的。那么，这种行事风格必是退让。

准确地说，退与让也有分别。退，是被动的，是经受不住压力的退却；让，是主动的，是维持彼此关系的善意。被动地退，即便一退到底，也使彼此心有不甘，都有情绪产生；主动地让，即使所让不多，也使彼此心存感念，都有情感产生。作为身处利益渊薮的企业家，应从利益中超拔出来，审时度势，更积极地让，而非一味地退。

进言之，退让的行事风格，本身就蕴含着节制精神。我们前面说过西方企业家精神是个矛盾体，其中一极是节制。这种节制，是出于理性的考虑，是为了扩张，是进行扩张的必要手段。若要立足于仁心，当然也需节制、节制个人意欲的膨胀，但更多的是出于增进情感的善念，因此这种节制自身便是目的。它同样可起到扩张的效果，却可能避免为扩张而扩张所生的恶果。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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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2年岁末，我又写了首《我是一个商人》：我是一个商人/牛车拉着桑歌和丝绸/从河南到河北/黄河啊黄河/我要过河//我是一个商人/牛车拉着易水的哀歌/从安邑到洛阳/黄河啊黄河/我要回乡//我是一个商人/帆船载着我们的祖先/从夏商周到唐宋元明/辨贵贱、调余缺、度远近/黄河啊黄河/我要出海//我是一个商人/历史载着历朝历代的争吵和思考/从春秋战国到改革开放到2012/重义轻利还是义利并举/还是天下为公/从南方啊到北方/问人民。

[2]王利器《盐铁论校注》，中华书局，1992年，第57页。

[3]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0页。

[4]张翰《松窗梦语》，中华书局，1997年，第82页。

[5]刘邦祯、高友槐事迹引自李刚、王俊霞《大商载德——明清陕西商帮的诚信经营精神》，载于2008年12月15日《华商报》。

[6]转引自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中华书局，2007年，第158页。

[7]该文见王尔敏所著《明清社会文化生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49页。

[8]引自徐梓《家训——父祖的叮咛》，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19页。

[9]《叶适集》，中华书局，2010年，第676页。

[10]《叶适集》，中华书局，2010年，第657页。

[11]王夫之《尚书引义》卷五，岳麓书社，2011年。

[12]王夫之《四书训义》卷六，岳麓书社，2011年。

[13]转引自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载《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58页。

[14]转引自余英时《士商互动与儒学转向——明清社会史与思想史之一面相》，载《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47页。

[15]经元善《经元善集》，虞和平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8页。

[16]经元善《经元善集》，虞和平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9页。

[17]谢肇淛《五杂俎》，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257页。

[18]《明史·食货一》，中华书局，1974年，第1880页。

[19]冯梦龙《智囊全集》，中华书局，2008年，第21页。

[20]香港中文大学的社会学学者张德胜、金耀基两先生曾经在内地、台湾、香港三地就儒商问题做过广泛的社会调查，其成果是论文《儒商研究：儒家伦理与现代色和会探微》，载于《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3期。其中有些例子很好，在本节的论述中，我有所借用，并作了归纳。

[21]本节参考了张曙光先生的文章《企业家精神和文化的“推”与“挽”》，该文网址为：http：//www.21ccom.net/articles/dlpl/whpl/2012/0424/58361.html

[22]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三联书店，2006年，第34、35页。

[23]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9、30页。

[24]歌德《浮士德》，绿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第30页。

[25]相关材料取自王中江翻译的《人生十论——〈论语〉中的处世之道》一书前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

[26]王中江《人生十论——〈论语〉中的处世之道》，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86页。

[27]南怀瑾《论语别裁》，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