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者修身之道与人伦关系的特征

典型的儒者，应该有什么样的特性呢？

1.儒者的特性

儒家经典里有关于此的论述很多。如《论语》里所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士是儒，以“道”作为关怀对象，他们考虑的是天下国家而不是一己之贫富。《孟子》里也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若民，因无恒产，则无恒心。”儒者和一般民众不大一样，后者需要必要的财产作为依托，心志这才比较稳定。而物质、财产对儒者就没那么重要，他们的心志、他们的追求是稳定的，不以物质生活环境而转移。所以，我们可以归结儒者的第一个典型特征：有尊崇的价值观，并矢志践行。

第二，儒家经典《大学》中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话虽这么说，好像修身是对每一个人的要求，但实际上，作为社会治理精英的儒者，更要起严格的表率作用。他们更注重自我的修身，把道德意识内化于心。并在日常生活中随时反省，自我勉励，以求臻于善境。如孔子高徒曾参的名言“吾日三省吾身”，每天多次反省自己。

第三，凡事不苟为，讲究原则，讲究是非。《礼记》开篇就告诫：“临财毋苟得，临难无苟免。”有发财的机会放在眼前，先停一停，不要急急忙忙抓到手，问个该不该；面临着危难，也先停一停，不要手足无措，一心想着开溜，问自己是否该迎头而上，甚至舍生取义。总之，时刻牢记自己是个有是非观的“人”。有这种意识和考究，作为儒者的尊严就建立起来了。

第四，也是最主要的，乃怀有仁心。对于这一点，我要详细解释。

2.仁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但这个概念内涵比较模糊，《论语》中并未对“仁”下一个明确的定义。照我看来，它的意思就是爱人、关爱他人。孔子是把对他人的自觉而真诚的关爱作为人的基本立足点。“仁”，是凡人皆应有且本来就有的情感。后代的儒家人物，多从“爱”这一角度来延续、阐述孔子的“仁”。比如，唐代的韩愈说：“博爱之谓仁。”“仁”就是博爱。南宋的朱熹说“仁”是“爱之理，心之德”等等。所以，日常语言中还有“仁爱”的说法。

儒家重视人伦关系，又把仁爱作为人之根本。由此，可以认为仁爱的情感乃人际关系的实质。也就是说，如果一种人伦关系缺乏仁爱作为支撑，那么它是虚假的，是不真实的，是无法持久的，或者说是“乌合”。历史上的民间组织有种江湖做派，喜欢搞歃血为盟、结为异性兄弟的仪式，用以强化组织的凝聚力，就是把同道关系转化成类似于兄弟的情感关系，如此其成员才安心。这表示在民间意识中，情感才是让人安心的力量。(www.xing528.com)

儒家思想教化了中国社会。历代的儒者通过撰写童蒙读物、劝善书、家训、乡约等形式，把儒家的核心价值观念——“泛爱众，而亲仁”，传播开去，走入普罗大众的心中。比如，明代著名的《了凡四训》说：“君子所存之心，只是爱人、敬人之心。盖人有亲疏贵贱，有智愚贤不肖，万品不齐，皆吾同胞，皆无一体，孰非当爱当敬者。”清代的《弟子规》也有言：“凡是人，皆须爱。天同覆，地同载。”人皆在天地之中，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所以应予以关爱。

有这种仁爱的价值关怀在，中国人在处理人际关系的时候，总存着一分厚道的考虑，即使有利益纠葛的因素在内，也不纯然考虑利益而遗忘情感。举个例子，元代的郑太和有《郑氏规范》，是郑氏家族的族规通约。里面有句话是“里党或有缺食，裁量出谷借之。后催元谷归还，勿收其息”。郑太和是浦江郑氏第六代。浦江郑氏自南宋高宗建炎初合族同居，到明英宗天顺三年（1459年）分居，同居计有十五代，鼎盛时有三千多人同吃一锅饭，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宗族之一。郑氏族训，告诫子孙救济和帮助乡党邻里，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慈善事业，而是致力于培养亲密、友好、富于人情味的邻里关系。家训中还提到：“田租既有定额，子孙不得别增数目。所有逋租，亦不可起息，以重困里党之人。但务及时勤索，以免亏折。”^[8]意思是，田租已经有确定的数额了，子孙不必另外再增加数目。即使田租有所拖欠，也不要算利息，以免加重乡亲们的困难。只是注意及时索求而已，但求不折本。其用意，既不让自家“亏折”，同时也不在正常合约之外加租加息，这是为对方考虑，免得加重负担。这条训示，合情合理，兼顾了自家和他人，不唱高调，非常平实。此中所表现出来的，还是儒家特有的价值观念，待人以仁。

以上种种，可以说大致勾勒了一个儒者的典型特征。毫无疑问，这都是经典上所载的理想形态，现实里有多少人能做到，或者做到什么样的程度，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但以上四个特性，作为理想的价值取向，为现实中人设立了标准和尺度，在制约、规范和引导着人。如此，这些价值取向又造就着相应的行为模式，这就是中庸之道。

3.以“中庸”为导向的行为模式

中庸，历来遭到很大的误解，认作是不偏不倚，和稀泥，谁都不得罪等等。儒家的本意不在此，作为一种行为模式的“中庸”，是不走极端，不唱高调，合乎人心，入情入理，恰到好处，掌握分寸。中庸，超越了两极对立式的思维。比如，不是黑，就是白；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不是我的朋友，就是我的敌人；不是我赢，就是你赢等等，这些观点、思想和行为，习见习闻。两极对立，没有中间状态，不留余地，从认识上看，割裂了事物的复杂性；从心理上看，把个人利益、立场与他人放在势不两立的位置上。这对人是相当不利的。儒家讲“极高明而道中庸”，简单来说，是以高姿态、高境界、高风尚来照顾人之常情。上一章中，我们所说“不平等产生情感”，其实也是这个意思。

我有个酉阳老乡石新民，现执教于中央民族大学。他又是个作家，刚出版有小说《今夜无鸟入睡》，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我们经常一起讨论家乡的民俗民风。他说自己走出酉阳虽然很早（八十年代初即考到北京的大学），但身上酉阳人的烙印很分明。他认为他自己深受父亲的影响。他父亲天资卓越，却一生困在山区，没有到更广阔的天地中闯荡，很是可惜。即使如此，他的父亲在那个一隅之地过得游刃有余。懂得中医，弄点草药。因为他处理事情的分寸感特别好，赢得了乡亲们的认同，在当地威望很高。这就是儒家的中庸之道在民间积淀的结晶。它要求人在考虑自己的同时，也要考虑到对方；若有必要，甚至可以把自己摆在对方之后，宁愿委屈自己来成全他人，并且满怀诚意。

分析了儒者的精神特征和行为模式，可以看到：儒者身上的价值关怀色彩相当浓厚，极端条件下为了强调对其所尊奉的价值观的认同和追寻，甚至可以轻视普通人特别关怀的利害。这样说吧，普通人关心的是对自己有利还是有害，而儒者所关心的是义还是不义。而商人，毫无疑问，以谋求利益、以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为生计。

所以，当儒开始与商合流、融成一体的时候，利与义就有无穷的矛盾和纠结了。这就是盘踞在中国传统思想世界中的老题目：义利之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