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商”这个词，是改革开放后流行起来的。按人们的老印象，商人重利，浑身都散发着铜臭味儿。俗话说“富润屋，德润身”，大概富裕后的人要为自己正名，要改变自己的社会形象和在大众心目中的观感，于是把“儒”加在“商”的前面，平添一点儒雅的气息。邓小平南巡后，市场经济的大潮一个浪头接一个浪头地拍击着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那个年代下海者比比皆是，尤以学院内的知识分子为甚。知识分子不再从事学术研究和科技创新了，转以其优异的头脑和丰厚的学养来逐利，这是前所未有的景象，为这群人冠以“儒商”的名号，最确切不过。所以，近二十年来，“儒商”之名畅行天下。
其实，历史上也有过类似的称呼，在明代叫做“儒贾”。知识分子下海，明代已经很盛行了。原因很好理解：国家实行科举考试，开科取士。贫民子弟，出身下层，但只要肯用功读书，做好八股文，善于揣摩和领会圣人意旨，沿着科举之路上升，“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身份便可实现大逆转。科举考试，不管形式如何僵化，至少机会是公平的。但国家提供的机会相对于全国庞大的读书人群体来说，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绝大部分人注定进入不了体制。官当不了，生活却要继续。生存的压力迫使读书人另寻他路，经商自然而然地成了一个选择，明代把这些下海的儒士们叫做“儒贾”。他们是正儿八经的儒士，我们今天的“儒商”把“儒”泛化了，扩大到知识分子，不管是文、理、工、农还是医。
儒商，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这个概念都是一个矛盾体。从身份上来讲，儒是知识人，商是商人；从文化意义上来讲，儒代表着价值理性，商代表着工具理性。本来，商人斤斤于求利，采用合理的手段、方式来谋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儒则是放弃个人的私利，更多的是考虑国家、社会的公利，很少关怀个人而更多地关怀他人。(www.xing528.com)
历史的运动，把本来互相矛盾着的两极硬生生地挤合在一起。因此，严格意义上的儒商，不是一个单纯的商人，也不是一个单纯的知识者；他不仅仅有利益关怀，还有价值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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