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的商业世界：十大商帮和义的意义

明清商业发达，逐渐形成了地域性的商人集团，如著名的安徽商人、山西商人、陕西商人、江苏商人、浙江商人等，因此有赫赫有名的“十大商帮”之说。当然，这种商业集团是松散型的，但是在这一群体身上，还是体现出某种中国商人经营上的共性。明末的学者宋应星说：“商之有本者，大抵属秦、晋与徽郡三方之人。”我们就选择陕西、山西和安徽商人简略说一说他们的经营方式。

1.秦商

明代人张翰，在他的《松窗梦语》中，提到了明代陕西的风俗及商业概况：

“河以西为古雍地，今为陕西，山河四塞，昔称天府。西安为会城，地多驴马牛羊，旃裘筋骨，自昔多贾，西入陇蜀，东走齐鲁，往来交易，莫不得其所欲。至今西北贾多秦人，然皆聚于沂雍以东至河华沃野千里间，而三原为最。” ^[4]

这段话，交代了明代陕西商人在整个西北的重要地位以及他们的活动轨迹。明代在陕西地区实行“食盐开中”、“茶马交易”、“棉布征实”等特殊的经济政策，这刺激了商业的活跃。陕西商人乘时而起，利用陕西的区位优势以及物产丰盛的特点，积极开展贸易，往西进入陇蜀，往东到齐鲁，并逐渐形成以泾阳、三原为中心的商业集团。

清雍正时的《陕西通志》中有相关记载：“泾阳为西安巨县，政繁而道冲，俗美而习敝，民逐末于外者八九。”泾阳民众中，经商的占到人口总数的八九成，纵然统计数字有夸大的成分，但比例也不会太低，于此可见泾阳商风之繁盛。该志提到三原：“民多商贾……每数年不归，劝令买地耕种，多以为累，思欲转移令务本轻末，其道良难。”三原人热衷经商，奔波在外，长年不回，即令劝说他们买地耕种，很多人却视作累赘，总之要让他们放弃经营、回归务农的本业很难。

至于陕西商人的经营之道，一个重要的特色，是自觉坚持以义御利的价值导向。河南开封山陕会馆上刻有“公平交易”、“义中取利”的字样，可见陕西商人的道义感是很强烈的。这既是儒家价值观的熏陶所致，也缘于在异乡经营，唯有以“义”立身，方能取信于陌生人。

有些个典型的陕商，我们来说说。富平人刘邦祯，在湖北荆州做生意。他豁达大度，为人仗义。每贷钱，总让银五两，不多要；又常常贷粟散财，多数时候不取利，烧借据、免欠账的事不少，受到世人的称颂。

三原人高友槐，起初为官，苦于俸禄微薄，难以养家，于是下海经商。他富而有仁，借钱给人做生意，在期限上总有所宽免，酌情取利；对那些还不起的，从不催债，反而厚待，资助回乡。他的德行令人信服，起家巨万^[5]。

三原人胡汝宽从事典当业，并不盘剥人。“里俗出粟收息，类与母埒（读liè），公减息之半”^[6]，当地惯例，利息大概接近本金，胡汝宽的做法是减半，其结果是，他的名声由此传扬开来，无论远近，处在困穷中的人，多来仰仗他。再者，他宽免期限，即使有借贷者以田产、牲畜抵押，他坚决推辞，不想断人生路。收获时，有以粟抵息者来，无粟者亦来，最后人人皆能如愿以归。久而久之，他以此壮大家业，所以家乡舆论公认，以扶助人而富足的，必有胡汝宽。

明清时陕西商人中，像刘邦祯、高友槐、胡汝宽这样，凭借豁达、仁爱的气派、作风而起家的，有很多，几乎可说是一种经商共性了。简言之，是牟利而不局限于利，以扶人、济人的心意来经营，所以有令人钦服的商业信誉。他们一以贯之的做法，都暗合我们总结出来的“不平等产生情感”的原理。

2.晋商

晋商在14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以善于经商著称于世。晋商经营的范围，囊括了盐业、粮食业、棉布业、丝绸业、茶业、颜料业等等；在晚清还开办了票号这种金融信用机构，形成了以平遥、祁县、太谷为核心的三大帮，其分支机构遍布全国各大城镇。山西位居内陆，交通不便，其时资讯也不发达，晋商竟能执全国金融界之牛耳，其事颇值得琢磨。

印象中中国人一向闭塞、保守，细究起来，这种说法站不住脚，至少于晋商而言。晋商早就涉足国际贸易了，明代已经有晋商兴贩于海外，清代则与俄罗斯有过对外贸易，足迹还踏入今天的伊朗。此帮商人大概是中国商人里最早有国际视野，最富于冒险精神的。

经商讲求信义，晋商尤重，关羽崇拜，即为显例。关羽，本是山西解州人，晋商崇拜关羽，是因为民间传说中他已经成为“义”的化身。“义”，对于经商者来说，意义非同一般。(www.xing528.com)

河南南阳社旗镇有“山陕会馆”，该地至今尚保存着一块“同行商贾公议戥称定规矩”，相对于商会公约，上面说：“赊社店，四六客商集资兴贩之墟。原初，码头买卖行户原有数家，年末人烟稠多，开张卖载者二十余家，其间即有改换戥（读）秤，大小不一，独网其利，内弊难除。是以合行商贾，会同集头等，齐集关帝庙，公议秤足十六两，戥依天平为则，庶乎校准均匀公平无私，俱各遵依。同行有和气之雅，宾主无疏戾之情。公议之后，不得暗私戥秤之更换。犯此者罚戏三台。如不遵者，举称禀官究治。”

最能表现晋商经营创新的，是“伙计制度”。

明代沈孝思《晋录》中说：“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其居室之法善也。其人以行止相高，其合伙而善者，名曰伙计。一人出本，众伙共而商之，虽不誓而无私藏。祖父或以子母息丐贷于而道亡，贷者业舍之数十年。子孙生而有知，更焦劳强作，以还其贷。则他大有居积者争欲得斯人以为伙计，谓其不忘死肯背生也。则斯人输少息于前，而获大利于后，故有本无本者，咸得以为生。且富者蓄藏不于家，而尽散之为伙计。估人产者，但数其大小伙若干，则数十百万产可屈指矣。”

从沈孝斯的叙述中，可见山西的“伙计”类似于今天的职业经理人，已经有着高度自觉的职业精神。众伙计帮出资者经营，“虽不誓而无私藏”，不发誓言，不立契约，而没有中饱私囊的。也就是说，做事完全凭良心，凭信誉，凭自己的自觉。其实，这可说是以一种更高层次的契约——“心理契约”，它立足于人的情感，是自发涌现出来的道德责任。

3.徽商

明清安徽商人的名气非常大，当时有“无徽不成商”的说法。其实历史上盛行一时的徽商，主要指的是新安江流域徽州府的商人。

徽商，主要从事的是盐、粮、木材、茶、书、布匹、丝棉等行业，还有典当。明代时安徽地区俗称富翁为“朝奉”，又由于典当业发达，“朝奉”居然成了当铺掌柜的通称。直到1949年解放前夕，上海、汉口等徽商丛集的地区，当铺还多由徽人经营。

徽商的经营行为都贯穿着传统文化里讲人情、重人情的意识。本来，做买卖，只要你情我愿、公平交易即可。但安徽商人把儒家仁者爱人之风带入经营中。比如休宁商人程家第，一生以信义服人，开始时亏本。有人劝他“经商本大道，亦须运以心计”，这就是说，最好把底线放低点，头脑活泛些，计算利害，玩点花样好赚钱。程家第不以为然，他说：“吾敦吾信义而已，赢余之获否，亦听之而已。”我只是奉行我的信义而已，至于是赚钱还是亏本，也只能顺其自然，听天由命了。他的原则性极强，所以声誉慢慢积累下来，终于到他儿子程之珍时，完全获得社会认同，他家的生意日渐盛大。

总的说来，安徽商人的经营哲学，约略有以下几种。

其一，是厚道。如清代一个姓吴的商人，甚为典型。“平生仁心为质，视人急之如己，力所可为即默任其劳，事成而人不知其德。其或有形格势阻，辄食为之不宁。”为人以仁为本，把别人的困难视作自己的，在能力范围内则暗施以援手，成功了别人还不知道是他的功德。有时候事情棘手，他心神不宁，饭也吃不好。他告诫后人：“今遗汝十二字：存好心，行好事，说好话，亲好人。”又讲：“人生学与年俱进，我觉‘厚’之一字，一生学不尽亦做不尽也。”还想把“与人为善”、“待人厚道”的处世哲学作为家风一直传承下去。

其二，是紧紧把握住“情”这一核心。如歙县商人凌晋，“虽经营圜阓（读）中，而仁义之气蔼如。与市人贸易，黠贩或蒙混其数，以多取之，不屑屑较也；或讹于少与，觉必如其数以偿焉。然生计于是乎益殖”。他虽然在商圈中讨生活，但全身散发着读书人特有的仁义的气质。他在市场上与人交易，有狡黠的小贩贪便宜有意蒙骗，多拿了，凌晋也不屑于计较。有时无意中少给了，凌晋察觉后一定照约补偿。总之，他是宁可自己吃亏，也不占人便宜。总把自己放在少取多予的吃亏的态势中，日积月累，一贯如此，自然赢得人的认同和敬意，都愿意与他打交道、做生意。

其三，也是最重要的，徽商在经营的过程中还形成了一定程度的群体意识，互助互利。如“商贾在外，遇乡里之讼，不啻身尝之，金出死力，则又以众帮众，无非亦为己身地也”。徽商在外，每沾惹上官司，都视作是自己的事，集资，花大力气，以众帮众，最终还是自己受益，因为每个人都有受难、需要求助的时候。把别人的事看成是自己的事，急公好义，慷慨赴难，这是很可贵的情感。

商业的发达，商帮的雄起，富商巨贾的迭兴，必然产生强有力的示范效应，吸引民间人才投身这一领域。就像考科举的人多了，必有教人应对考试的书；经商的人多了，也自然有教人经商诀窍的资料。明清时，像这样的商业类书很流行。值得注意的是，此类书籍，除了实用性的经商技术外，还有浅俗而鲜明的经营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