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建立人际关系的意义

上面说了关系靠情感建立。没有情感的关系，或者说，缺乏情感充实和支撑的关系，断然不能长久，仅是一时的苟合而已。所以，人际关系，亦可说成是“人情”。有关系在，就是有情在。大致说来，人以自我为起点，由家庭而至于社会、自然，所建立的种种关系，皆以情感为纽带。因此，上面所说的“关系本位”，论本质，应该是“情本位”。

1.人与自我

人与自我能否构成一种关系呢？我认为是可以的。最明显的例子是：我们都有自省、反省的心理能力。在自省的时候，人实际上把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一分为二，化作审查者和被审查者。小孩子，就因为反省能力欠缺，所以老要家长们提醒、纠偏乃至惩罚，才能改正它不好的习性，而逐渐社会化。所以，人和自我事实上也构成关系。

中国文化的价值系统中，在人和自我的关系上，期望的处理方式是“修身”。关于修身，在后面讲“情绪”时，我要展开谈，本处仅从与自己的关系的角度来谈一谈。

我们的文化从来都比较欣赏冷静、稳重的人，不太喜欢人过于夸张、激动，不喜欢人一惊一乍，大呼小叫。稳定的人，宠辱不惊，从容淡定。做到这一点，当然不容易。我想说的是，这种人格态势，究其实质，来自人对待自我有一个稳定的设计和预期，不受环境的影响和支配。所谓“自知者明”，彻底了解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以及能要什么，在什么条件下能选择什么以及底线、边界在何处，心智便可谓成熟，能按照自己设定的轨道前行。

修身的目的，是尽量让人臻于此境，我们只要读读宋明理学家的语录、日记等文献，就可发现让自己能够完全地、彻底地“静”下来，是理学家们共同的追求，他们探索、设计出各种有针对性的方式来修养己身，力求从容。我曾多次去王阳明在余姚的故居以及龙泉山讲学处，了解到王阳明有一段非常典型的说法，他在与友人的书信中说：“变化气质，居常无所见，惟当利害、经变故、遭屈辱，平时愤怒者到此能不愤怒、忧惶失措者到此能不忧惶失措，始是能有得力处。”^[5]在经历重大的人生挫折、磨难时，在巨大的不公平面前，也能够保持心境的安稳与平定，没有怨天尤人的情绪，这就是变化气质、修养自身的关键之所在。

儒家还推崇“慎独”，即在一个人独处的时候，都不起私心杂念，而有内心的澄净、无纷扰。这是通过克制自我的欲念，降低需求，来摆脱对于外界的依赖，以避免不必要的情绪产生，扰乱人应有的平静。

很明显，这样的自我状态，乃是一种无任何情绪性反应的宁静心境。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己与自己的关系，是以减少、乃至泯除让人心灵不安的情绪为追求的。

为什么有此目标呢？我想，还是与前面所说的“关系本位”有关吧。当把人与人的关系放在第一位时，无论如何，不能过于伸张个人意志、意愿，而要观察、照顾到对方的心理需要、反应、情绪；否则，相互冲突的意志拥挤不堪，极容易产生矛盾，从而破坏关系。关系，就是“大局”。我们常说有大局观、从大局着眼，无非要维持关系的长期化、稳定化、和谐化。在此目标下，通过修身，自觉克制自我情绪，调整心态，是顺理成章的事。

把自我修养到位，无疑，有助于人与他人建立良好的关系。

2.人与他人

儒家认为人与他人的关系，其基本原则是“和谐”。和谐，即彼此无冲突地相容。人与人的相处能做到融洽、祥和，这当然就是情感状态了。

和谐的理念，首先体现在家庭中。家庭以浓缩的形式体现出了社会上可能的种种关系。家庭中，有上下辈的父母和子女关系，有平行的兄弟关系，有结二姓之好、化异姓为同姓的夫妻关系。家庭的原则是和睦，所以有“家和万事兴”的俗语。显然，和，只能靠情感、靠家庭成员的情感互动实现出来。和，是情感融洽的结果。朱桐庐著名的《治家格言》有十六个字说得好：“刻薄成家，理无久享。伦常乖舛，立见消亡。”如果家族的气氛、性格是刻薄的，是严苛的，那么家庭不睦，不睦则无法久长。刻薄、严苛的对面，就是厚道与温情。(www.xing528.com)

当人走出家庭，踏入社会，加入某个单位，就发生了上下级关系。就西方人来说，上下级之间，平等相处，下级直呼上级的名字，也无不妥。放在中国人身上，估计没哪个下级敢于如此，这叫做“没大没小”。也就是说，上下级是个有大有小、必须分出大小的关系。以下犯上固然不对，以大欺小也不对。以下犯上，叫“目无尊长”；以上欺下，叫“恃势凌人”。

社会组织中有上下关系，虽然地位不平等，但也要有情。中国人所主张的，是上级对下级超出工作范围的关怀和照顾，是下级对上级的信任与忠诚。比如，楚汉相持不下的时候，韩信的作用凸现出来，他倒向哪一边，哪边则可取胜。项羽派人游说韩信，韩信没有动摇。他的理由是，当初在项羽阵营时，项羽不重视他；转投刘邦后，刘邦没什么不能与他分享，把他视作一尊人物。韩信不背叛，念情，原因是刘邦有情于他。

以上种种，都是发生在熟人之间。至于对待陌生人，中国文化也推崇的是情感化。西方文化则不同，如《圣经》中，耶稣说：“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基督教的教义，要人打破血缘关系的狭隘性，转以上帝为中介，在平等的基础上重建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所以，经过基督教一千多年的教化，西方文化中，对陌生人关系的处理并无什么滞碍难通之处。中国文化则不然，不是把陌生人视作和我平等者，而是把陌生人“熟人化”，即通过建立情感联系来消除彼此心灵上的陌生感、疏离感和异己感。《论语》有言：“四海之内皆兄弟。”把血缘关系向外推，将天下纳入到血缘的脉络里，其情感意味更浓厚。天下如一家，这是以内心的情感为中介，在情感的基础上重建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北宋理学家张载，在他著名的《西铭》中说得更加明确：“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整个宇宙在他的眼里，就是以情感为架构支撑起来的。

像旅店、宾馆之类的场所，人来人往，人聚人散，流动性大，是最不容易产生情感的，也最不必产生情感的。但如果问从业人员他们的营业理念、服务理念是什么，多半会说力争做到“宾至如归”，让客人虽然出门在外却有回家的感觉。换言之，宾馆应能给予客人温馨的情意。可见，把陌生关系情感化，变成熟人关系，变成回头客、老客户，是我们文化的下意识的选择。

3.人与自然

人与自然（天，异化的形式为神）的关系是情感关系，即所谓“天人合一”。只有在情感中，天人合一才成立，究其实质，就是人和自然亲密无间的融合感。

天人合一的命题，最开始是西汉大儒董仲舒提出来的。在他的理论系统中，天界（自然）和人界存在着互动的关系，两者是同一的。他说：“美事召美类，恶事召恶类。类之相应而起也，如马鸣则马应之。”有鸣则有应，此起则彼伏。在互动的模式下，人的行为应当配合着天。这种思想，当然没什么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根据，确切地说，还不是科学的思维方式。但它对中国文化的塑造作用是巨大的，直到今天，中医、养生、风水等，其理论基础还在此。

如果清洗掉“天”的人格痕迹，把“天”看成人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环境，那么两者关系的情感基础则更清晰了。

我们看陶渊明一首著名的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诗中传达的情感很平和，也很澄净。自然（环境），并未带给诗人生存压力；相反，诗人在此中有自足的归宿感。人与自然是合一的，而这种合一不是现成的，而首先是诗人心境的转变。当以超脱的态度去审视包括自我在内的自然时，自然便是我，我同时也是自然。

再看辛弃疾同样一句著名的词：“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青山何曾能够见人之妩媚呢，但词人觉得理应如此。准确地说，是词人觉得情应如此。情感也有着自身的逻辑，它在要求对方（即使是无情之物）对它做出对等的回应。《文心雕龙》说：“情往似赠，兴来如答。”情投射过去，好像是赠送；回应过来，好像是报答。这句话很准确地交代了情感运作的逻辑。在一赠一答中，情感便得到了确证，确证强化了认同，认同则是人与自然的融合。

看来，我们中国人不大喜欢把自然看成是无情之物，或者看成科学意义上的纯客观的自然；毋宁说，把自然看成是有情的，能够与人的心情相互呼应，能时刻与之共鸣。龚自珍有诗：“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落花本无情感可言，但是龚自珍相信，它是有意落在泥中，更来护花。

在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情感都作为最后的取向支配着各种关系的建立，因此可以说情感关系乃是关系的本质；那么，建立和维系关系的最佳方式是增进彼此的情感。用中国人通常的说法，这个工夫叫：做人情，送人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