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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人际关系,找准自我位置——谈中国社会的关系观

时间:2023-05-3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在中国社会中,分外重视人际关系,看重关系的价值,是一个非常显著的社会现象。赵辛楣称方鸿渐为“同情兄”,理由是:两个人共同爱慕苏文纨,拥有同一个情人。讲社会关系,就是讲“人脉资源”。[2]关系本位,一言以蔽之,是在一定人际关系中定位自我,找准个人的位置以便采取合理的待人方式。在关系本位的文化系统中,人们并没有处理关系的确定不移的原则。一事当前,首先明确的是相关者之间的关系,关系不同,处理方式即不同。

重视人际关系,找准自我位置——谈中国社会的关系观

在中国社会中,分外重视人际关系,看重关系的价值,是一个非常显著的社会现象。1919年,留学哈佛的陈寅恪,在与友人吴宓比较中印欧三大文化时,曾经说过:“中国古人,素擅长政治及实践伦理学……国家如个人然,苟其性专重实事,则处世一切必周备,而研究人群中关系之学必发达。”[1]

一旦进行中西文化比较时,中国社会的这种现象就异常明显。鸦片战争后,清朝政府被迫放下了天朝上国的架子,与西方列强打起交道。有擅长办交涉的官场能员,按照平时在本土屡试不爽的套路与西方人搞外交,先从培养私人关系着手。发现老外也接受吃请,该笑纳的同样笑纳。可一旦进入公事范畴,丁是丁,卯是卯,毫无通融可言,原则性极强。中国人就不理解了,觉得老外“不近人情”。举这个例子,是要通过中西文明的一个粗略比较,来说明中国社会看重关系的特性。

1.有没有关系,大有关系

汉语中称谓最是丰富,和英语决然不同。英语中,舅舅、叔叔、伯伯统统就一个“uncle”。唯独汉语,把人在不同关系中的不同位置,均加以定位。过去,一个成年中国男性,除了名以外,还有字,有号。西方文化里就没有这种情形。电影开国大典》中,斯大林的代表米高扬西柏坡和中共领导人会谈,他问毛泽东那个“毛润之”怎么没看见,是不是被清洗掉了。毛泽东哈哈大笑,说“毛润之”即是他本人,对他解释一番,米高扬方才恍然大悟。

把称谓复杂化、细密化,说明了中国人想准确辨认、定位关系的心理态势。可以说,关系的概念渗透进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中,成为我们这个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一部分。大凡比较成熟的中国人,都懂得要在社会上立足,建立必要的人际关系是不可缺少的一步。同事、同学、同乡……都是搭建关系的便利渠道。小说《围城》里,钱锺书先生还调侃出一个“同情”的概念。赵辛楣称方鸿渐为“同情兄”,理由是:两个人共同爱慕苏文纨,拥有同一个情人。从这莫名其妙的共同点上引申出两人理应同病相怜。总之,通过某种共同的东西作为基础,以拉近彼此的距离、建立亲密的关系,是我们扩大社交范围的习惯性做法。比如,应酬场合,相互介绍,如何进一步消除隔阂、避免冷场呢?找共同的熟人是首选。谈起某某,对方说:啊,我们是老熟人了。趁着兴致还掏出手机拨打其电话,做一番寒暄,关系就此搭建起来。

自然,关系学也就成为最重要的学问。《红楼梦》里不是有这么一句话么:“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人情练达,其实质便是懂得恰当地处理各种人际关系。所以有民谣说:“文学、医学、经济学数学、化学、物理学……这学那学不用学,最最实用关系学;老乡、老友、老上级,七姑、八姨、舅子哥,四面八方拉关系,关系越多好处多……”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现代化的程度与日俱增,与国际接轨的幅度也日益加大,可是重视关系的传统价值导向似乎没怎么变化;相反,还愈演愈烈。时下大学毕业生找工作比较困难,个人的努力起不了太大的作用,很多时候要“拼爹”。“拼爹”,实际上拼的是家族积攒下来的社会关系

讲社会关系,就是讲“人脉资源”。这种资源,可能是中国人最为看重的资源。现在各著名大学争相开办高级总裁班、研修班之类的培训,其兴奋点不在于传播前沿知识,而是提供丰厚的同学资源。相当于大学扮演了搭建平台的角色,整合关系,便于共享。我就曾接到过这样一个招生短信:某大学开办的顶尖政企合读班(党政学员70%为各部委司局级干部。企业家学员中企业资产超过100亿的占50%,据统计前两期企业家学员,累加各自企业产值总量超过8000亿,两个班级的经济总量已接近省区的GDP),讲师多是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授课人。从学员和教师两个方面同时强调该班所蕴藏的人脉资源的优势性。

所以,一个人能不能做事,能不能做成事,与有没有关系实在大有关系。我这么说,绝非主张大家从此一门心思拉关系,把精力和智慧耗在这上面;也不是因为它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就宣扬它是一个值得追求和努力的方向。我纯粹是从历史和现实的体味中,指出中国社会一直存在着的重视人际关系的价值导向。这种价值导向,在它的传播过程以及实际操作中,与其本来意义发生了分离。

因此,我们有必要简单追溯一下它的来源,明确它本来的意义。

2.关系本位

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梁漱溟先生,曾用了“关系本位”这个概念来定义中国人重视关系的现象。在《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梁先生做了分析。他说:“人一生下来,便有与他相关系之人(父母、兄弟等),人生且将始终在与人相关系而生活(不能离社会),如此则知,人生实存于各种关系之上。此种种关系即是种种伦理。”又说:“中国之伦理只看见此一人与彼一人之互相关系,而忽视社会与个人相互间的关系……不把重点固定在任何一方,而从乎其关系,彼此交换,其重点实在放在关系上了。伦理本位者,关系本位也。”[2]

关系本位,一言以蔽之,是在一定人际关系中定位自我,找准个人的位置以便采取合理的待人方式。(www.xing528.com)

生命,是个很麻烦的东西。它必须拥有某种确定的形式,如作为国家的公民,作为妻子的丈夫,作为属下的领导……但同时它又一无所有,本来一无所有,什么也不是。婴儿来到这个世间,他未来将是什么样子,从事什么职业,没有人能够安排和设计。我们对他可以有期许,但绝不能预设,他的成长总会逃离我们对他的预设。如同马克思所说的:“人来到世间,既没有带着镜子,也不像费希特派的哲学家那样,说什么我就是我,所以人起初是以别人来反映着自己的。”[3]我的意思是:人要在一定的关系中才有自己的定位,才有自我;反过来,脱离了关系,真的无有“我”。这也印证了马克思的名言:人的本质,在现实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在关系本位的文化系统中,人们并没有处理关系的确定不移的原则。一事当前,首先明确的是相关者之间的关系,关系不同,处理方式即不同。有个前苏联的政治冷笑话,可以帮助我们明白这一点。前苏联“肃反”期间,社会空气比较严峻,人都很敏感,小心翼翼的,怕招来无妄之灾。公共汽车上,一个乘客突然问邻近者:“你有亲戚在中央委员会么?”那人说没有;又问:“有亲戚在契卡(主管‘肃反’的谍报机构,克格勃的前身)么?”回答还是没有,此人长舒了一口气,说:“对不起,你把我的脚踩了,麻烦你移开。”这则笑话,反映的是“肃反”所造成的肃杀的社会气氛,令人投鼠忌器,噤若寒蝉。抛开具体的社会历史背景,单看故事本身,在重视关系的文化中,恰如那个脚被踩着的人,厘清关系,明确身份,是优先考虑的因素,是处理问题的前提。

就说法律吧。现代法律把人看成是无任何差异性的人,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有同等的权利、义务。事实上做不做得到或者做到什么程度,另当别论,至少在立法精神上是不容否认的。但是古代的中国法律——如大明律,一案发生,首先要明确涉案人员之间的关系,然后再来考虑如何审判。明代著名清官海瑞,审理案件有个基本原则:大凡官司可疑的时候,与其委屈兄长,宁可委屈弟弟;与其委屈叔伯,宁可委屈侄子。海瑞要保护的是基本的伦理关系,所以在事情纠结不清的时候,弟弟为兄长受点委屈,在他看来理应如此。

还有,中国人喜欢看“人”说话、行事。明确了双方关系、各自身份,才能拿捏说话的分寸、边界以及采取恰如其分的交往方式。还可以举出个古代的笑话:有个庙的大和尚为人势利,某官员微服来访,和尚不明身份,随便叫声“坐”,对身边的小和尚喊声“茶”;与他聊天,见其人言语不凡,热情了些,叫“请坐”,又叫小和尚“上茶”;后来得知他的真实身份,态度大变,巴结了,连忙说“请上座”,又催促小和尚“上好茶”。很明显,故事是在讽刺大和尚的势利。不过,我又要做翻案文章了。大和尚的举动,未免局促了点,故而显得巴结,可思路还是正确的。本来就应该“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试想,见“人”说“鬼”话,“人”不乐意;见“鬼”说“人”话,“鬼”听不懂。合乎身份,即为妥当。

待人接物时,把双方关系作为大前提,按照自我的身份、位置来决定恰当的言行方式,此为“得体”,在传统文化里称这样的人为懂得人情世故。

3.关系本位下的人情世故

人情、世故,这两个词通常连用。如果说一个人不懂人情世故,在中国人的价值体系中,那是很负面的评价,意味着这个人不成熟,不懂得处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准确地说,不懂得从情感的角度来处理人际关系。人情世故不通,后果很严重,是要得罪人的。

得罪人,相当麻烦,意味着“关系本位”遭到破坏,被得罪者不再承认他和你之间有“关系”。既然双方无关了,交往便“公事公办”,也就是照规定来,凡事往“原则”上靠。问题是:一方面是信息不对称,你也不知道具体“原则”是什么;另一方面,“原则”的解释权和执行权掌控在他手上。所以说很麻烦。

现实总是教育碰壁之后的人从此“懂事”点。什么是“懂事”呢?就是懂人事。而人事,不外乎人情。《西游记》里,有句话颇妙,“有人事则通”。唐僧师徒一行好不容易到了西天,他们可是奉佛祖钦点来取经的,硬得很咧!即使佛祖交代下来,他们在藏经阁还是受到具体承办的阿傩、伽叶两大尊者的卡要,讨要“人事”。我们会觉得堂堂西天庄严佛土,居然有如此污垢之事,实在不像话。但,换一个角度说,唐僧一行从东土来西天,求取至珍至贵的大乘佛经,连大唐土特产也不顺便捎带、分送,“诚意”又何在呢?不是目中无佛,就是心里糊涂。我当然是说个玩笑话了,我的意思是,在中国人的交往中,不喜欢人际关系过于生分、过于冰冷。所谓人情、人事,是想在具体的事中添点情味。我们在送礼于人时,即使很贵重的礼物,也惯于说“区区薄礼,不成敬意”,这可不仅仅是表谦虚,内中蕴有深刻的文化心理:有意贬低物的价值,来凸显情的意义。

但人情和世故还是有区别的。冯友兰先生做过说明:“一个人来看我,在普通的情形中,我必须回看他。一个人送礼物与我,在普通的情形中,我必回礼与他。这是人情。‘匿怨而友其人,一个人与我有怨,但我因特别的原因,虽心中怨他,而仍在表面上与他为友,这是世故。’”[4]人情,是对人持一份真诚的敬意;至于世故,那是因为人情已成为社会上公认的、通行的法则,不得不表面上遵从并加以利用。人情,有原则;世故,仅仅是懂得不得罪人的好好先生。对于世故,我们是防备的;而人情,是我们称许的。

关系,对我们中国人的社会交往很重要。关系,最主要的,靠人情来搭建和维护;反过来,建立关系,其目的在于增加彼此的情感。这是最根本的相处之道,但要是过分运用,那就是世故,而非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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