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D投资与资本存量：对公司流量的影响

一个完整的R&D资本化核算实践应包括两个层次：R&D投资（流量）核算和R&D资本存量核算。前者也被称为R&D固定资本形成核算，主要针对R&D资本流量层面的核算与应用；后者主要针对R&D资本存量层面的核算与应用，是开展R&D生产效率、产出弹性、全要素生产率等分析的必要前提。与R&D投资（流量）衡量在一个核算期形成的R&D资本价值不同，R&D资本存量衡量至某一时点核算主体所积累的R&D资本价值，两个时点间的R&D资本价值变化则等于该时期所形成的R&D投资（流量）。

根据PIM公式，R&D资本存量核算需要初始R&D资本存量、历年R&D投资规模、R&D产品价格指数、R&D折旧率与使用年限等关键信息；R&D投资（流量）核算需要R&D产出、R&D净出口、R&D中间消耗与R&D最终消费等关键信息。重要的是，基于资本存量测算的R&D固定资本消耗是R&D产出的重要组成部分。据此，R&D资本存量核算与R&D投资（流量）核算之间相互影响、循环交替的关系易使我们陷入“先存量后流量”或“先流量后存量”的形而上学主义。(www.xing528.com)

综观国内的相关文献，在2008版SNA提出R&D资本化核算改革之前，国内学者已对R&D资本存量展开了系列测算。如吴瑛和杨宏进（2006）^[1]，程华和吴晓晖（2006）^[2]，吴延兵（2006；2008）^[3][4]，李小胜（2007）^[5]，王俊（2009）^[6]，石岿然和赵顺龙（2010）^[7]，王国顺、张涵和邓路（2010）^[8]，王孟欣（2011）^[9]，徐欣和唐清泉（2012）^[10]，周文光和黄瑞华（2 0 1 2）^[11]，周密（2012）^[12]，李淑梅、单松和范鹏翔等（2 0 1 3）^[13]，彭建平和李永苍（2 0 1 4）^[14]，张同斌和高铁梅（2014）^[15]，孟卫东和孙广绪（2014）^[16]，陈蓉和许培源（2015）^[17]，陈宇峰和朱荣军（2016）^[18]等分别基于全国层面或省级区域层面，对制造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等相关产业的R&D资本存量予以测算。在测算过程中，尽管大部分学者均选择PIM模型，但他们对所涉技术参数的选择、基础数据的获取等方面却提出了不尽相同的观点。同时，该类文献几乎一致地将“科技活动经费支出”或“R&D经费支出”作为历年R&D投资（流量）的代理变量，并未对科技经费投入与创新成果产出、科技创新能力累积之间的对应匹配关系予以充分的论述。在2008版SNA提出R&D资本化核算改革之后，国内学者的研究重心已逐渐转移至R&D投资（流量）核算与R&D资本存量核算并重的层面，也涌现出系列较具参考价值的文献，但R&D投资（流量）核算与R&D资本存量核算间的逻辑关系、R&D投资（流量）核算与R&D资本存量核算过程中的细节问题仍有待进一步阐释。如对R&D资本存量核算所需的历年R&D投资规模，孙凤娥和江永宏（2017）^[19]将历年R&D内部经费支出中的资本性支出下调5%（剔除不能作为固定资本存量的土地价值）作为替代，以此形成R&D投资序列；杨林涛、韩兆洲和王昭颖（2015）^[20]则根据“本年R&D资本存量-上年R&D资本存量=本年R&D资本净增加量”的等式关系估算出本年R&D固定资本形成额，而对于测算存量所需的R&D投资序列则仅以“查阅相关数据库和统计年鉴，整理出现价R&D资本支出额或投资额”含糊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