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规”这一概念作为一个舶来品，是从英语“compliance”翻译而来的，其意为顺从、服从，早期也被译为“法规的遵守”。“合规”概念的提出可以追溯至20世纪30年代美国金融危机时期，当时主要被用于银行业与证券业等金融机构的内部监管，以期在防范金融风险的同时尽可能地保障金融效率。1977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著名的《反海外腐败法》，虽然该法律主要规制美国公司向外国政府公职人员行贿，但在该法的大力执行过程中，特别是在美国联邦量刑委员会于1991年将企业合规编入《联邦量刑指南》，并在企业犯罪调查认定及量刑时作为考量依据后，合规就不单纯属于企业治理的一种方式，而更属于一种刑法激励机制。[1]
在我国，最早与“合规”直接相关的文件是1992年1月6日审计署发布的《关于对金融机构贷款合规性审计的意见》。该意见旨在通过对贷款合规性审计，审查贷款管理与发放过程中存在的漏洞与问题，重点审计贷款的发放是否突破计划规模。显然，与着眼于企业内部治理、防范商业贿赂的西方式“合规”不同，这是计划经济时代我国对“合规”的一种政策性解读。(www.xing528.com)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逐步完善，我国企业的合规制度逐渐从金融行业扩大至央企甚至所有企业，并开始真正与世界接轨，展示出其独特的制度价值。2017年12月29日，中国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了ISO 19600《合规管理体系指南》（GB/T 35770—2017）；2018年11月2日，国资委下发《关于印发〈中央企业合规管理指引（试行）〉的通知》（国资发法规〔2018〕106号）；同年12月，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国资委、人民银行等多个部门联合印发《企业境外经营合规管理指引》，这些文件都对我国法律体系下的“合规”作了解读，并要求组织或企业遵守国际条约、法律法规、监管规定、行业准则和企业章程等。近年来，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以及“一带一路”建设的客观需要，一场自上而下推动中国企业合规管理的时代已悄然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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