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少数民族牧区,畜牧业是当地的主导产业,也是当地居民的主要经济来源。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放牧经营是当地的主要的养殖方式,一般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分散养殖。目前,由于草原生态恶化,西北各牧区推出与执行牧民定居计划,圈养正在成为主要的养殖方式之一。根据作者在宁夏自治区西吉县和青海省海南藏族共和县的实地考察,圈养仍然保持着单家独户的养殖方式。在分散放牧的情况下,由于地理距离遥远,交通不便,增加了疫情处理的难度,增加了防疫工作的成本。而在新建定居区内圈养的情况下,由于畜圈的选址和设计缺乏科学性,卫生管理工作不到位,防疫形势依然严峻。
我国牧区的动物防疫体系是由兽医管理体制、防疫队伍与基础设施三方面组成的,是一个以行政机构为核心、以兽医官制度为基础、以技术支持为保障的有机整体[2]。在组织机构上,采用的是县、乡、村的三级垂直管理防疫体系。具体来说,县、乡政府实行了行政一把手负总责制和县兽医技术人员包乡(镇)、乡兽医技术人员包片、村级动物防疫员包村的办法。在人民公社时期,村级组织(大队)具有组织生产的功能,这种体系承担了大量的农村动物防疫工作,有效地控制了疫病的爆发。但是自从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制以后,村组织的生产组织功能削弱甚至丧失,县乡动物防疫机构缺少与养殖户的沟通和联系,因此农村动物防疫体系也存在“网破、线断、人亡”的局面,如图1所示。
图1 当前防疫工作流程和存在的问题(www.xing528.com)
针对以上问题,政府对牧区动物防疫体系进行了相应的改革:增加了对防疫体系的资金和资源的投入,用于基础防疫设施的建设;加强了防疫队伍的建设,吸纳大学生进入防疫队伍,增加村级防疫员的薪酬;明确了县乡村各级政府的责任等。然而,这些措施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原有的动物防疫体制,牧区防疫体系仍存在比较严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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