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合作基金会（农基会）覆灭原因总结

农村合作基金会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1999年1月，国务院发布[1999]3号文件在全国统一取缔，期间经历了十几年的兴衰。农基会在机构性质上与正在试点的新型农村资金互助社相同，是具有互助合作性质的非银行的农村金融组织。在成立初期，农基会取得了明显的制度绩效：一是加强和改善了农村集体资金的管理，壮大了集体经济；二是有效增加了农业投入，支持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三是拓展了融资渠道，有利于完善农村金融体系（王继权，2002）。

农基会作为农村基层自发创立的内部融资组织，也存在着与生俱来的制度性缺陷，使得农基会的发展偏离了正常的运行轨道，最终演化为金融悲剧——被国家严令禁止并取缔。总结农基会整体覆灭的过程，其经验教训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定位不清、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

农基会在定性定位问题上的争议，一直没有解决。从名义上看，农基会的经营活动归农业部等农经行政管理部门管理，而不归中国人民银行管辖，但农经行政管理部门与农基会的关系松散，而地方政府则利用农基会依托县、乡（镇）农经站建立的条件，牢牢掌握着对农基会的控制权，县、乡（镇）长则俨然成为农基会的绝对领导，从各自利益出发，对农基会发展进行大量不适当的行政干预（周震，1993）。加之，农基会自身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如产权制度、利率制度、财务制度、信贷制度的不健全），使得农基会整体内部管理混乱。

（二）资产质量低劣、盲目高息揽存

由于缺乏规范的运营机制，农基会在发展后期不良资产比重过大的问题十分突出，存在着较大的支付风险。一方面是由于行政干预严重，地方政府（尤其是乡镇政府）的部分党政领导为追求政绩而违背资金营运的基本规律，强行要求合作基金会为修路、办学、建医院等公益事业借款，甚至直接划拨财政以缓解财政资金短缺的矛盾，这部分资金基本不能偿还，使合作基金会不堪重负（李静，2002）；另一方面是部分农基会为吸收存款、与正规农村金融机构争夺客户资源而盲目高息揽存（到1996年，农基会的存款规模达到农信社的1/9），严重违背“成本收益”原则，成为农基会以后矛盾爆发的直接诱因。

（三）业务经营银行化、内外金融监管缺位(www.xing528.com)

农基会本应是为内部成员服务、不以营利为目的社区性资金互助合作组织。但许多地方的农基会刚成立不久，就要求扩大自己的活动范围和服务对象，变相经营银行业务，与农业银行、信用社、邮政储蓄进行业务竞争，逐步演变为一个超区域经营、公众性的金融机构，俨然就是“第二个农信社”（梅兴保，2000）。但是农基会在当时却不被认定为“金融机构”，从而游离于国家的金融监管体系之外；在其内部，虽然各个合作基金会都无一例外地成立了会员代表大会，但却不是名副其实的最高权力机构，对合作基金会的实际运行过程的监督作用微乎其微。会员代表大会的虚置和流于形式，使农基会不能形成内部监督和制衡功能，也无法建立有效的自我约束机制，使金融风险和经营损失不断滚动累计，最后集中爆发，在不少地区引发农民挤兑风潮后，国家不得不采取强制措施予以取缔。

（四）从业人员业务素质差

由于缺乏规范管理和培训，农基会的高管人员和从业人员来源复杂，缺乏必要的金融知识，业务水平低下，这对于农基会发展中后期金融风险的形成也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张元红，2002）。

（五）退出机制缺位

和农村信用社一样，农基会在其存在的十多年里一直没有建立起退出机制。退出机制的缺位使得部分地区的农基会爆发金融危机后，国家采取了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取缔农基会的措施。而在事实上，有相当部分地区的农基会在总体上仍然是盈利的，与当时大面积亏损的国有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相比较，合作基金会的经营绩效并不算差（吴永红，2001），可是，退出机制的缺位却使得国家不得不对农基会采取“一刀切”的整体封杀措施。农基会的兴衰，也反映了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无论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所建立的农村金融体系都存在着重大制度缺陷，只有村级以下的社区性合作金融仍然具有生命力（温铁军，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