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克·布莱克早在上小学的时候就投身到所谓“白人至上”主义的“事业”中。十几岁的时候，他开始帮忙管理一个叫作“风暴前线”的网上论坛。2001年，《今日美国》的一篇文章称“风暴前线”在“同类型网站中访问量最大”。[1]德里克定期在网站上发帖子，引导评论区的论调，并帮助想法一致的人创建在线社区。他目标长远，机智灵活，口才极好，做事情也非常投入，很快成为这个网站和该“事业”的核心人物，很多人都将他视为这项“事业”的储君，指望他创造出新的想法和口号。
快20岁的时候，德里克得到了出名的机会，在晨间广播电台做了一个名叫“德里克·布莱克脱口秀”的节目。他天生适合做主播，所以节目很受欢迎，逐渐变成了一个日更活动。
2008年贝拉克·奥巴马赢得总统大选的当晚，“风暴前线”网站服务器因流量骤增而崩溃，白人民族主义者群情激昂，一天比一天疯狂。不久之后，德里克在孟菲斯的一次白人大会上备受追捧，记者伊莱·萨斯洛在他的一本书中描述了当时的背景：
2008年秋天，不少人身着印有化名的西服套装来参加会议。他们穿过人行道上挥舞彩旗的抗议者人群，绕过驻扎在酒店大堂外的州警，瞒过了试图混进会议大厅的联邦调查局线人……有一个社区为了获得警力支援而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还有一个社区叫停了所有公众集会。但到了周六早上7时，还是有大约150名白人民族主义者聚集到一个不起眼的酒店会议室。
从某种意义来说，德里克生来就会成长为这样的人。他的父亲唐·布莱克在大学里就加入了3K党①，曾因试图在多米尼克岛发动政变而被捕。“他们希望把多米尼克岛变成白人的天堂。”伊莱·萨斯洛写道。唐·布莱克被判监禁三年，服刑期间学习了计算机技术，创建了“风暴前线”网站。后来，他的儿子德里克·布莱克成为了网站的核心人物。
唐·布莱克看到德里克迅速崛起后感到无比自豪，他说：“我从没想过当二把手的感觉会这么好。”他认为德里克的很多优点正是自己所欠缺的，尤其是智力上的优势。这个年轻人总能创造出引爆公众想象力的词汇。
德里克的母亲克洛伊20多岁时嫁给了3K党一名非常高调的成员大卫·杜克并生下两个女儿，离婚几年后她又嫁给了唐·布莱克。她和唐在他们共同的圈子里相识多年，唐也是她结婚时的伴郎。
大卫·杜克可以说是美国白人至上主义的真正领袖。1991年，他竞选路易斯安那州州长，赢得了大多数白人的选票，但最终以微弱票数败选。他是德里克的教父，对于德里克而言“就像第二个父亲”。他和德里克一家交往甚密，甚至一起过圣诞节。他就像培养自己的继承人一样对德里克栽培有加。
到了近20岁的时候，德里克对于白人民族主义的各种教条，已经像对自己的肤色一样习以为常。他戴一顶黑色帽，红头发垂到肩上，英俊潇洒，充满魅力。他不太会用种族主义的污蔑语言，也不鼓吹暴力攻击，一般会用温和的言辞来传达自己的理念。他希望美国今后只有白人，少数种族最终被驱逐出境。
在孟菲斯的会议上，杜克无比激动地把德里克介绍给与会者，那就像一个决定性的时刻。“我们的运动将真正成为主流，”杜克说，“我要向你们介绍我们未来的曙光。我从未见过如此有天赋的人，他在国内外的从业经历都远远超过我。女士们先生们，他就是德里克·布莱克。”[2]
堪萨斯大学是堪萨斯州最大的大学，建于1865年，位于劳伦斯镇的一座山上。该校后来扩展到5个校区，被认为是美国学术环境最好的学校之一。学校网站上这么写道：“作为本州的一流大学和研究机构，我们热情服务于本州、本国和全世界，也热情赞颂为弘扬杰伊·霍克②精神而付出的努力和投入的情感。”
与那里的学生、学者交谈，你不仅能感受到这所大学的社交热情，也会感受到它的庞大规模。这所大学有近3万名学生，来自美国及世界各地。其中近3000人是非白人学生，近6000人来自堪萨斯州以外的地区，近2000人超过25岁。人群多样性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体现。[3]
其实在任何一所大学里，你都能很快从学生们的大规模聚集和相互交流中感受到一种社会网络自发形成的氛围。同学们课后三五成群，到酒吧、俱乐部聚会，建立友谊，甚至成为终身朋友。很多人在毕业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都会继续和大学同学保持联系。
近年来，社会网络的形成方式已成为科学研究的一大热点，相关研究的数量繁多。其中由美国心理学教授安吉拉·巴恩斯领衔的一项研究非常引人注目，这项研究针对堪萨斯州的学术机构展开，其中一个分析重点就是堪萨斯大学。研究人员观察了这些学生和朋友交往的情况，然后请他们填写问卷，以探究建立友谊和社交团体的方式。除堪萨斯大学外，他们还研究了该州5所较小的大学：鲍德温市的贝克大学、林茨堡的贝萨尼学院、北牛顿的贝瑟尔学院、麦弗逊的中央基督教学院和位于麦弗逊的麦弗逊学院。[4]
这5所大学确实比堪萨斯大学小得多。比如说贝克大学，这是该州最古老的学术机构，建于1858年，历史悠久并享有美誉，但目前只有3栋学生宿舍楼和2栋学生公寓楼。该校有着很高的学术声誉，开设很多课程，不过在规模上肯定比不上那些大型学校。
堪萨斯大学有近3万名学生，其他5所大学平均不到1000人。麦弗逊学院有629名学生，贝萨尼学院有592名学生，贝瑟尔学院只有437名学生。这么看起来，这5所大学的学生多样性应该相对偏低。贝瑟尔学院只有105名学生来自堪萨斯州以外，贝克大学和麦弗逊学院完全没有来自海外的学生。[5]
安吉拉·巴恩斯试图回答的问题是：上述不同会如何影响这些学校社会网络的特征？会如何塑造人们相互连接的方式？会如何影响个体所交往朋友的类型及构建友谊的方式？
在直觉层面上，答案似乎显而易见，堪萨斯大学因规模庞大而成为一处国际化场所，能为人们提供更多机会去结识思维方式不同、背景不同、观点不同的人。而那些规模较小的学校，比如贝瑟尔学院，尽管声誉不错，但因规模限制，人们在这里很难结识到不同的人。虽然人数少会更有亲密、温暖的感觉，但这势必降低与想法不同、行为不同或只是看起来有点不同的人进行有益交流的可能性。
然而当巴恩斯查看数据时，却发现情况截然相反：堪萨斯大学的社会网络更趋同质化。巴恩斯告诉我说：“当人们进入更大范围的社会群体时，他们构建的社会网络反而更加窄小。”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比较一下这两类校园就能找到原因了。
在堪萨斯大学，学生人数很多，背景也确实很多样，但多样性有一个自相矛盾的特点——不同类型的人越多，同一类型的人也会相应增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人们倾向于“人以群分”的交往方式，那就很容易找到同伴。社会学家称之为“精细化分类”。
另外，虽然那几所规模较小的大学里学生人数少，总体的多样性不足，但这意味着你很难找到和自己想法很一致或者看上去相似的人。于是你就只能妥协，接受有一些细微差异的人。人群背景的多样性越不足，就越难找到相似性高的人。安吉拉·巴恩斯说：
这听起来有些讽刺，但也是可以预见的。在规模较小的那几所大学，因为选择少，所以人们会去和有些差异的人交往。但是如果学校很大的话，学生就会精密搜寻和自己相似的社交圈。这会促使“人以群分”的情况发生。[6]
巴恩斯的实验也得到了很多其他研究的印证，比如哥伦比亚商学院教授保罗·英格拉姆主持过的一次关于社交的实验。他邀请了100名商界人士下班后参加在纽约举行的社交活动，活动定于周五晚上7时在纽约大学的接待大厅举行。[7]大厅中央是一张摆着小点心的大桌子，靠墙的一张桌子上放着比萨饼，另有一张桌子上放着啤酒、葡萄酒和其他软饮。整个活动期间，研究人员都不遗余力地催促与会者互相交流。
所有与会者都配备了电子追踪器，它不会录音，但是可以追踪谁和谁进行过交流，以及交流的时长。凭借这个追踪设备，研究人员就能“在整个活动中建立一个动态网络，捕捉人与人的交往过程”。
平均每位与会者认识屋子里三分之一的人，也就是说大部分人都互不认识，所以这次活动对于他们来说是扩大社交、和不同人结识的机会。的确，很多与会者都在事前调研中明确表示，他们来这里的主要目的就是结识新人。
结果如何？与会者最后和谁交谈了？他们是否按照自己的原定目标，找不认识的人交谈？实际情况恰恰与预期相反，研究人员说：“人们打开社交范围了吗？答案是‘不’，至少不像他们最初想的那样。我们的调研结果显示，活动中的嘉宾仍然在和自己认识的几个人交流。”
在人类早期历史上，对集体大脑的成长构成最大阻碍的就是社会孤立。以狩猎为生的游牧民族往往在地理上非常分散，很少能相互交流。农业革命后，人们开始密集地生活在一起，但是社会性仍然受到生理和心理等人类特有因素的约束。在上一章中我提到过，塔斯马尼亚岛在与澳大利亚的生态系统分离之后，出现了明显的倒退。
然而，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人们不仅可以通过社交场合进行交流，还能通过数字网络实现连接。互联网创造了一个跨越全球的超级空间，且“一触即发”——我们只要点击鼠标，就可以史无前例地接触到各种不同的观点、信仰、想法和技术。当然，这正是万维网的发明者蒂姆·伯纳斯·李的最初设想：让网络成为一个科学界分享研究成果和想法的地方。互联网推动了各式各样的组合创新，在很多纵深领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社会网络的高度多样性，反倒对本地化社交造成了相反的效果，这在数字世界和线下社交场合都是如此。比如在堪萨斯大学这样的国际化大学里，交友反而变得同质化。即使在一场鼓励人们社交的活动里，最后还是自动出现了“人以群分”的结果。
上述发现反映出现代社会的一种悖论：回声室效应。尽管互联网带来了它所承诺的各种多样性和社交途径，但它也催生了一个新的“物种”——同质化的内嵌群体。这种群体的形成不是因为亲属关系或者类似游牧部落的逻辑，而是思想上的自我调整。可以说，这就是新石器时代所特有的孤立形态在数字化时代的再现——信息在群族之内传播，而不是在群与群之间传播。
在很多情况下，完全不用担心回声室效应。比如你对时尚感兴趣，就会加入这一主题的论坛，和兴趣一致的伙伴交流；如果周围的人都在讨论建筑、足球或者健身，反而会破坏你的享受。所以在这类论坛，多样性不仅没有必要，反而会让人恼火。
但是当一个人试图理解复杂信息时，回声室效应就会造成严重扭曲。比如，有人习惯于从社交网络获取信息，但毕竟这些平台是朋友之间分享信息的地方，人们接触到的大多是与自己意见一致、支持自己观点的人，很少会碰到相左的意见。这种精细化分类会被一个更加微妙的现象放大，就是所谓的“过滤气泡”。平台会通过各种各样的算法——比如谷歌内嵌的算法，无形中对我们的搜索结果进行个性化设置，让我们得到的都是本就坚信的东西，限制了我们获得不同观点的机会。[8]这相当于是安吉拉·巴恩斯实验的高阶版本。社交网络的高互联性，提高了对思想进行分类和调整的可能性。
回声室效应究竟带来了多大程度的影响，目前还有争论，不同研究得到的结果不尽相同。数学家艾玛·皮尔森分析了2014年“迈克尔·布朗枪击案”③在社交媒体上激发的反应，发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蓝营”对布朗的死表示震惊并谴责了警察的强势行径，而“红营”则认为警察是替罪羊，布朗是抢劫犯。皮尔森说：
“红营”表示达伦·威尔逊比迈克尔·布朗要更安全无害，还声称布朗被枪杀时也带着武器；“蓝营”则带着讽刺的意味将达伦·威尔逊和手无寸铁的迈克尔·布朗作了对比。“红营”大谈原则和正义，“蓝营”则讨论现有制度的不合理性。“红营”谴责政府加剧了紧张局势，迫使密苏里州州长为此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蓝营”则说，不能用紧急状态来敷衍塞责，掩盖人权被侵犯的事实。[9]
事实上，这两组人不存在相互的交流，他们只听到自己圈内人的声音，这也证明了网络的人群分组会改变信息的流向。皮尔森写道：“在这一事件中，两个背景相左的群体互不关心，这的确产生了很大问题。最显著的就是，这两组人的思考内容截然不同。”
牛津大学的学者赛思·弗拉克斯曼和皮尤研究所领衔的研究，则给数字化世界带来了另一种视角。他们发现，从整个互联网的使用情况来看，数字时代的用户虽然对于相近观点的接受程度更高，但也能看到反方的观点。这一发现并不令人意外，即使是在农业革命后出现的宗族制度中，闭门的各个宗族之间也不会完全相互隔绝。
但是当持有不同观点的群体接触时，会产生怎样的情况？你现在可能以为，听到反方的意见或者看到其提供的证据之后，人们的想法就不会那么极端。但事实并非如此，比如在艾玛·皮尔森的研究中，“红营”和“蓝营”发推特的人在为数不多的几次争论中就擦出了巨大火花。她写道：
当“蓝营”和“红营”真的说上话时，场面往往十分难看。就比如“红营”成员给“蓝营”中最有影响力的成员之一德雷·麦凯森（一名学校管理员，在组织抗议的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戴上的那些帽子，他们称麦凯森为“到处散播仇恨的坏蛋”“把种族主义的猖獗话语奉若神明”“吃错药了”。
为了真正理解这背后的原因和回声室效应的内在逻辑，我们需要对回声室和信息泡沫做一个明确区分。正如哲学家阮氏（C.Thi Nguyen的音译）所说，信息泡沫是最极端的孤立形式，泡沫内的人只看得到同一阵营的观点，而看不到其他任何信息。这种社会群体在现代历史上非常少见，比如邪教。但回声室是完全不同的，它是通过信息过滤这一动作，使得一些人接触不到反面信息。学者伊丽莎白·杜布瓦和格兰特·布兰克的研究发现，英国有8%的人对媒体信息存在偏见式吸收的情况，以至于他们对现实的理解存在扭曲。[10]
回声室的显著特点是，其内置的信息过滤器往往不止一个，而是有两个。那么，第二个过滤器是什么？我将它称为“认知围墙”。
凯瑟琳·霍尔·贾米森和约瑟夫·卡佩拉是两位传媒和政治学专家，他们在学术著作《回声室》中探究了政治分化的核心逻辑。[11]他们主要通过拉什·林堡的信息曲解法来做考察。林堡是一位很成功的保守派电台主持人，据报道，他的广播节目每周累计有1325万人收听。
两位学者注意到，拉什·林堡并没有试图捂住听众的耳朵，让他们听不到反对的声音，在当今这个高度互联的世界，这也是几乎做不到的。林堡的做法是让反对的声音失去合理性：他攻击那些提出不同观点的人的人品，诋毁他们的动机；他宣称反对者不仅是错误的，更是邪恶的；他说主流媒体表达的都是自由派的偏见，这些自由派无法忍受林堡吐露的真相，因而对他和他的追随者们发起攻击。贾米森和卡佩拉写道：“保守党的舆论发起者不断强调主流媒体使用双重标准，有计划地破坏保守党派的地位和信念。”两位作者指出，林堡是通过“极端假设、嘲讽、质疑人格和挑动强烈的负面情绪”等技巧，来诋毁所有反方信息以及政治对手。
现在，我们可以看出信息泡沫和回声室之间微妙的差异了。信息泡沫的边界被密封着，所以里面的人只能听到内部的声音。这就造成了信息扭曲，一旦泡沫内的人接触到外部观点，他们很容易质疑自己所相信的事情。打碎泡沫的方法就是接触外界，这也是为什么很多邪教体系要花那么大的力气，让内部人听不到外面的声音。
回声室则增加了一道过滤器，性质上完全不同。内部人听到很多的内部消息，但在接触到外部信息时，反而更加坚定了内部立场。为什么？因为反对者越是攻击林堡，越是指出林堡的种种观点错误，就越证明了这种攻击是针对他的阴谋。这就显得反对者不是带来新鲜观点，而是制造假新闻。每多一条攻击林堡的证据，围墙就又变高了一点，这使得内外部的分化继续加剧。正如阮氏所言：
这就像一种认知与认知间的柔道较量，在这场较量中，对立声音的力量和热情通过一种精心操控的信仰体系，反倒变成了自我推翻的力量。林堡的追随者们看到了主流、自由派的信息，但是主观上拒绝接受。他们的孤立不是因为对信息的选择性接触，而是来源于他们在心中选错了可以信赖的消息源。他们听到了外界的声音，但嗤之以鼻。[12]
或许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决定性要素是，信任是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没有时间去检验所有的证据，很多时候都是在接受一些表面的东西，从第一性原理去追根溯源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人们信任医生和教师。即使是专家也信任其他专家，把他们的数据和研究成果转化为自己思想的一部分。信息世界和商业世界并无二致，都以信任为前提。正如阮氏所言：
扪心自问：你能区分一个好的统计学家和一个不称职的统计员吗？你能区分一个好的生物学家和一个糟糕的生物学家吗？你能鉴别出一个好的核工程师、放射学家或宏观经济学家吗？实际上，没有人能真的做出这么长链条的评估。相反，我们会依赖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信任结构。我们无法不相互信任，但正如哲学家安妮特·拜尔所说，这种信任使我们变得脆弱。[13]
回声室利用的就是这种认知上的弱点。通过系统性地破坏人们对反对意见的信任，通过诋毁和攻击那些提出不同见解和观点的人，回声室引入了一套信息过滤系统，形成了一种扭曲信仰。反对意见在出现的第一时间就被未经思考地驳回，事实摆在桌面上的那一刻就惨遭拒绝，正反双方的观点和证据就像磁铁的同极一样相互排斥。阮氏写道：“回声室就像长在我们认知脆弱性上的寄生虫。信息泡沫让你听不到外面的声音，回声室让你根本就不相信外部的人。”
我不是在讨论某位电台主持人，更不是在讨论英国政治的哪个派别，我是在分析回声室效应这个现象本身。回声室效应是普遍存在的，比如反对疫苗的人群就明显地形成了一个回声室，超越了政治的范畴。我在很多话题的讨论过程中都遇到过回声室效应，节食、健身技巧、母乳喂养，以及一些传统的商业习俗等。[14]
正是信息和信任这两道过滤器，在群体内部创造了一种无与伦比的凝聚力和抗冲击力。信息泡沫本质上是脆弱的，但回声室效应反而会因为圈内人持续接触到圈外的观点而不断强化，从而导致观点的进一步分化。于是，双方竞相指责对方说的是假消息，都认为对方站在真理之外。正如阮氏所说：“一个群体的信仰体系是否在主动、积极地攻击任何不认同其核心教条的外来者？如果情况如此，那就是出现回声室效应了。”[15]
德里克·布莱克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不是在数字时代造就的回声室里长大的。他从小就参加过很多白人主义的活动，在那里听周围的大人讨论黑人在智力上所谓的“劣势”。伊莱·萨斯洛写道：“德里克的社交活动都发生在‘风暴前线’，他刚一学会打字就整晚泡在网络聊天室里。德里克读完三年级后父母就让他退学，因为他们认为西棕榈滩的公共教育系统涌入了太多的海地人和西班牙裔人。”[16]
退学之后，德里克接受的都是家庭教育，吸收了越来越多的白人至上主义观点，长期接触种族主义思想。布莱克一家住在西棕榈滩，他们的房子就像一座小型孤岛，周围的植物胡乱生长，除了白人至上主义者和家庭成员外，没有其他人可以入内。这样一来，你很容易以为德里克的极端主义观点来源于社交孤立。他之所以对自己的信仰坚定不移，是因为接触不到外部的信息。但事实上，德里克的生活环境固然独特，但他并非生活在完全封闭的群体里，他的教父大卫·杜克和他的父母都没有阻止他听到反对的声音。所以，发生在德里克身上的情况不能套用我们之前提到的术语——信息泡沫。
是回声室效应把德里克变得如此盲目和狂热。杜克从不阻止他接收对立信息，但一直在打碎他对那些信息的信任感。但凡不属于白人至上主义的人群——也就是那些不能忍受极端主义语言、更无法接受极端主义所谓“合理要求”的人，都会被扣上欺诈的帽子，被称为“存心把欧洲白人出卖给各类移民和犹太人”的自由派成员。(www.xing528.com)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德里克接触到互联网、电视新闻及其他信息渠道后，他的立场反而变得更加顽固，因为他听到的反对声音不是在合理表达观点，而是在兜售虚假消息。德里克觉得那些发布信息的机构看似政治正确，但在谈到某些观点时却出现了两面派的行为。伊莱·萨斯洛这样描述：“他对陌生人的意见置之不理……批评者对他而言不过是幕布另一边的一支匿名合唱团——一群‘篡位者’和‘石器时代的人’。他无法从本质上尊重这些人，又怎么会在乎他们的意见？”[17]
21岁时，德里克·布莱克离开家去上大学。他选的学校是新佛罗里达学院，该州最好的学院之一。德里克选了德语和中世纪历史专业，因为他一直把这个学科和欧洲白人的辉煌统治史联系起来。他的父母提醒他不要只是去学习历史，更要自己创造历史。值得注意的是，他的父亲一点儿都不担心他的极端主义思想会被对立面的声音所中和。曾有人打电话到德里克的电台节目，问他有没有发现自己正身处多元文化的温床，德里克的父亲听说后笑道：“这些人绝不可能动摇他的思想。如果有人会被动摇，反而是这些人自己。”
新佛罗里达学院不同于其他大学，它的规模很小，总共只有800人。在一所大型学校里，德里克可能会找到一大批伙伴，建立起一个想法相似的社会网络。然而在这样一所小型学院里，不存在“人以群分”的环境。所以德里克发现自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地暴露于反方观点之中，以至于他的信息过滤器彻底失效。
上学的第一天，德里克遇到了留着稀疏胡子和长长鬓角的胡安·埃利亚斯，他是一位秘鲁移民。在这之前，德里克几乎没和任何西班牙裔打过交道，他们一起聊了好一会儿生活话题。过了几天，德里克在院子里弹吉他时，发现一个戴着圆顶小帽的学生坐下来听。这个人叫马修·史蒂文森，是该校唯一一名正统犹太教徒，他微笑地和着德里克的音乐唱起歌来。
德里克不想在学校被孤立，所以从一开始就打算隐瞒自己的政治身份。他小心翼翼，从不在人前讨论政治，至少从不讲出自己的信仰和倾向。他经常在晚上和同学们聚会，聊历史、语言、音乐，然后一大清早离开寝室来到电台，开始宣扬各种白人至上的思想。
一年后，德里克的立场丝毫未变，基于信任的信息过滤器一直维持着他的极端主义思想，他仍然是白人至上主义的最大希望。但同时，不断有人嘲笑他不具备自己的独立思想，这让他非常烦恼。不过，他很高兴在这样的“异端”环境中自己仍能坚持信念。德里克最痛恨周围人说他不过是被家庭灌输了某种思想，这种说辞让他感到了极大的羞辱。第一个学期结束后，他利用4个月的假期飞往德国，去一所沉浸式语言学校修学，还拜访了教父大卫·杜克，并继续阅读了很多关于种族主义的书籍。在假期过去3个月的时候，他登录了学校的学生博客网站和朋友聊天，看看有什么新闻。
还真有一条大新闻。几天前的凌晨1时56分，有位研究政治极端主义的学生在某网站上看到一张年轻人的照片，红色长发，戴着宽边帽。他震惊不已，发了一篇博客还配了照片：“你们见过这个人吗？德里克·布莱克，白人至上主义者，电台主持人……新佛罗里达学院的学生？”
短短几小时，这篇博客就成了学院历史上跟帖最多的帖子。
德里克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回到学校后，过去的朋友都开始排斥他。有人写道：“我只想让这家伙全家都不得好死。请问这个要求过分吗？”另一个人写道：“对白人至上主义者的暴力行为只会传递出一个信息，那就是他们必将受到痛打。这招绝对有效。”
某天，德里克和开完派对的几个同学发生冲突，后来有人担心他会挨拳头就把他拖走了。学生们刮花他的汽车，对他大声咒骂，甚至有人就因为看到德里克在学校出现而罢课一天，以示抗议。
对德里克来说，这一切都印证了他从杜克和父亲那里学到的东西：自由派都是死硬分子和专制者，他们无法忍受对立观点，甚至不允许对立观点的表达，只有白人种族主义者才站在科学和道德的高地。为了对抗这股势力，德里克为“风暴前沿”的成员组织了一场国际会议，主题为“任何一名正常白人的口头反击策略”。他在电台里呼吁：“快来学习如何对抗敌人的口头污蔑。”他预约了十几位主题演讲嘉宾，包括他的父亲和大卫·杜克这两位最口若悬河的白人民族主义倡导者。
德里克关注每一个细节，从会议标志的颜色到午餐的袋装三明治。那次大会上，来自欧洲、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极端主义者甚至在他还没开始致辞的时候就纷纷起立鼓掌，这让他感到自己身处于众人的中心。
然而，几天之后，一切都改变了。
马修·史蒂文森头发乌黑，眼睛明亮，留着短短的胡子，举止沉着，面相友好。他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长大，在犹太信仰中成长，14岁时开始戴犹太人的圆顶小帽。他的成长过程颇为艰辛，最主要的问题是母亲严重酗酒。他很小的时候就开始陪母亲接受治疗，参加互助活动。“我得到了很大的成长。你在这里能看到很多人——富人、穷人、白人、黑人，能听到很多不可思议的故事，知道人们是如何跌入谷底，又如何爬上来。你渐渐就有了同理心。”
马修是一位正统的犹太教人士，是德里克在新佛罗里达学院入学几天后遇到的人，也就是那个戴着小圆帽、跟着德里克的吉他哼起小曲的人。我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冬日下午采访过马修，发现他的确是一个很有思想的年轻人。他通过互助活动学到很多，尤其是懂得每个人都具有改变自我的能力。
在聊到发现德里克的白人至上主义信仰时，他说：“刚认识的时候，我完全不知道他的思想背景。我们只是喜欢聚在一起聊聊天。我们算不上最好的朋友，但喜欢待在一起。关于他的消息曝光出来的时候，我和大家一样都非常震惊。”
马修之前就知道“风暴前线”。和很多担心白人民族主义抬头的学生一样，他也经常浏览这个网站，试图弄清让仇恨浪潮高涨的背后原因。“听说德里克的消息时，我回去找了他的帖子出来。他的言论真让人震惊，他说犹太人钻入社会的权力阶层，善于钻营和污蔑。”
马修的很多同学听闻德里克的消息后，立即就把他拒之门外，学校论坛在好几个星期，甚至好几个月里都充满了对丑闻的痛斥。但马修追根溯源地思考了德里克的成长过程，以及他所处的白人民族主义的文化环境。他觉得，任何一个年轻人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都会生发出民族主义的苗头。马修说：
我知道他不太会花时间和不同于自己的人待在一起，也没有很多黑人或者犹太人朋友。平心而论，在这样的有毒文化中我也很难不变成一个像他这样的白人民族主义者。我觉得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主动和他接近。通过互助活动的经历，我知道人可以发生重大的转变，也知道这种转变是如何发生的。
每周五马修都会为朋友们举办一场聚餐，一开始人数不多，后来渐渐变成了校园里一个固定的社交活动。一般都有超过15个人挤进他的寝室分享食物，这是一种建立友谊和分享想法的好途径。
就在“风暴前线”召开会议的几天前，也就是德里克回到校园的时候，马修慎重地给他发了一条短信：“嘿，你周五晚上打算干什么？”周五下午马修再次发短信：“很期待今晚能看到你啊。”
德里克那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孤独，于是接受了邀请。他后来回忆说：“那时候再也没别人邀请我了！”
马修这样写道：“大家一开始确实有点为难，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让另外两位同学（大部分朋友都不愿意和德里克一起参加）到时不要谈政治。活动进行了几分钟，场面还算平稳，他是一个聪明的人。他第二周、第三周也都来参加了活动，我其实很喜欢和他交朋友。”
马修避开了政治话题。他意识到，这种敏感的话题容易导致人们的对峙，尤其会刺激到那些抵制过德里克但之后又陆陆续续重返每周聚会的同学。并且，马修不认为直接展开政治方面的交流可以改变德里克，至少一开始不会。他觉得在展开任何实质性的交流之前，必须建立一些别的东西，比如信任。
他们从历史开始聊起。德里克一直都对马修的渊博知识感到钦佩，而马修也觉得德里克是他见过最聪明的人之一。他们两个本就是学院里的尖子生，互相之间的情感连接也因为这样的交流而变得更为紧密。他们在一起欢笑、一起学习，慢慢地，越来越多的同学回到了每周的聚会，也开始和德里克交朋友，认知的高墙渐渐被推倒。
一天晚上，到场的一个名叫艾里逊·戈尔尼克的同学自顾自地聊起了政治话题，德里克在一旁听着。他们聊到白人民族主义产生的原因：民族主义者认为黑人的平均智商低于白人，黑人天生就更容易犯罪，种族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生物性差异。德里克始终坚信这类“伪科学”的逻辑基础，所以他真心认为少数族裔应该被遣返，这对白人和黑人都有好处。
艾里逊又带来一些科学论文，挑战这些种族主义言论的统计依据。德里克以前听说过这类论文，但没有查阅过。为什么要花时间研究自由派骗子和所谓科学机构引用的假数据呢？为什么要花时间看那些遭到篡改并服务于既定意图的信息？
不过现在，他感觉自己的心态更加开放了。他读了一些论文，慢慢认识到智商差异其实可以用文化偏见来解释，了解到刻板印象的危害，知道了第一代移民儿童在学校的平均成绩其实要高于美国本土学生，也读到了造成人类基因差异的根源及其影响。
长期以来，他一直打心底里相信白人在现代美国遭受到了更加不公的待遇，然而如今他却不得不面对实实在在的数据：州政府中很少有黑人代表；白人比同等资历的黑人更容易被提拔；即使犯下同样的错误，黑人学生被学校开除的概率是白人学生的两倍；做同样的工作，黑人拿到最低薪水的可能性也是白人的两倍；在同样的资质条件下，黑人得到面试资格的机会要少得多。
德里克的生活、童年回忆和身份感都与白人民族主义紧紧结合在一起，他的家人、朋友和圈内伙伴也是如此。但他的信仰基础之所以被推翻，并不是因为他从没接触过反方的证据，而是因为他没有真正坐下来审视这些证据。但慢慢地，他的意识觉醒了，原来那些所谓的证据并不足以支持白人民族主义。其实这样的改变是势必会发生的。不过他也知道，如果就此公布他的全新认识，一定会危及他的社会关系，尤其是与父母的关系，于是他在某天晚上写下了这段文字：
在我从小长大的社区中，大部分人都坚信白人民族主义，我非常尊敬的家庭成员，尤其是我的父亲，也一直是这项事业的坚定拥护者。很小的时候，我就看到父亲为这一事业所做出的巨大牺牲。这种信念并没有任何明确的源头，只是来自对这项事业的无限热忱。当然，我并不打算在这些社会关系中制造任何阻碍，也不认为这样做有任何必要。
然而，过去几年中我的信仰发生了变化，这使我感到不得不采取一些相应行动。在当下的社会，面对白人与其他族裔在社会权力方面的差异，你很难在理性的情况下说出白人是受压迫的种族。更让我感到不可思议的是，有人指控犹太人掌握着社会统治地位。这些鼓动性的语言我已经无法再接受，包围我的泡沫也已破灭。我和曾被我伤害过的人们交流，并广泛地阅读，最终意识到，我的行为已经对我从未有意伤害的人产生了直接的影响。[18]
随后，他找到了南方贫困法律中心的电子邮箱地址，并按下了发送键。这个组织几十年来一直在追踪他父亲的行动。
在当代对“后真相”时代的分析中，最主要的问题是在定义上容易将信息泡沫和回声室效应相混淆。
前者指的是：信息曝光的缺失会导致人们产生极端主义思想，也就是当接触不到多元的观点和证据时，人们更有可能固守极端主义的信仰和思想。正如法律学者卡斯·桑斯坦在一篇极具影响力的文章中所说：
尽管数亿人都在利用互联网拓展自己的视野，但很多人的做法却适得其反，因为他们自创了一个叫作“每一天的我”的频道，专门搜索符合自己兴趣或偏见的消息。我们必须意识到，无论对于网络世界还是真实世界，一个存在“封闭社区”的系统都是有害的。
这一分析听起来很有道理，但很难经受实证检验。证据显示：很多极端主义者事实上都会接触到对立观点，但丝毫不受这些观点的影响。于是人们找到了另一套解释，集中探讨心理因素（就是人们懒得去理解对立观点）。这个想法的基础是，很多人其实对真理本身失去了信任。
掌握了回声室的特性，就能给出一个更加解释得通的说法。问题并不在于人们被困在一个邪教式的信息泡沫里，也不在于像传染病一样流行的非理性因素。真实情况要微妙得多：外部信息遭到了系统化的贬低，形成信任的过程本身被扭曲。在一个信任先于证据的世界里，这是非常危险的。正如阮氏所言：
回声室是一种战略性抹黑对方的机制，与信息沟通的顺畅度无关。即使信息流通得很好，回声室也可以存在。事实上，回声室的制造者反而希望他的成员接触外部信息，因为只要过滤机制有效，这种信息暴露反而会增强会员的忠诚度。所以我们不能根据数据简单得出结论，说信息泡沫或者回声室效应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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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里克·布莱克和马修·史蒂文森是当今世界上反对极端思想呼声最高的两个人。他们不在意意见分歧，哪怕是剧烈分歧，但是很担心人格攻击、假新闻以及针对敌手的信任瓦解等问题。他们在热门电视节目、青少年活动，甚至一些希望了解“后真相”时代的公司里一起上台发言。马修正在攻读经济学和数学博士学位，目前还在帮助一家慈善机构增进社区居民的相互理解。德里克正在完成历史博士学位的攻读，他的推特标签上写着“一个出人意料的反种族主义倡导者”。
德里克向南方贫困法律中心发出那封邮件之后，生活变得非常艰难。这件事在白人民族主义的人群中掀起了巨大风暴，他的父亲起初以为邮件被人冒名了，母亲则不愿再和他说话。至于大卫·杜克，他推测德里克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认为他被对立派的思想绑架了，并对绑架者产生了同情和依赖。德里克说：
很快我就接到了父亲的电话。他以为我的邮箱被黑客攻击了，因为我完全没向他提过这件事。我对于（白人民族主义）的谴责让他十分震惊。当然，我的做法也没什么值得骄傲的。之后几天，我们父子间进行了非常激烈的对话，我都不知道未来他还会不会和我讲话。
马修告诉我：
最初的几个月对德里克是最困难的，因为他的社交生活和身份都和这一思想体系绑定在一起，需要很长时间的调整。但德里克的转变再次印证了当初我跟着母亲去匿名戒酒所时看到的情况。人是可以改变的，前提是他相信你。只要你建立起真正的关系，对方就会愿意听你说话，而不是贸然否决你的想法。
有人这样定义人身攻击：“这是一种荒谬的论证策略，它回避掉了当前围绕真正主题的讨论，不对论点本身展开辩论，转而攻击提出论点的人或与论点相关的人，质疑其性格、动机或其他特质。”芬兰哲学家雅克·欣提卡的一篇论文中说，最早是亚里士多德在他的一本著作《辩谬篇》中探讨了这种谬证法。[19]之后，这种谬证法一直是哲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尤其是在约翰·洛克的著作中。他写道：“这值得我们好好反省一下……人们在争辩的时候，常会利用这种方式来征得同意，或者至少是通过震慑来使对方保持沉默。”[20]
“人身攻击”所能触发的巨大质疑在很多心理学研究中都得到了印证，比如，一次针对39名大学生和199名成年人的调研发现，当你攻击某些人的性格问题时，这个人的可信度就会被大幅削弱，其效果等同于论据被人找出硬伤。当然“人身攻击”并不总是荒谬错误的，如果一个人总是说谎，或者和你存在利益冲突，那么曝光这个人的做法也未尝不可。但问题是，如果一个人的人格遭受攻击，并非因为错误行为，而仅仅因为他是对手，或者一种观点从一开始就被打上有违诚信的标签，这种认识论的“部落主义”就不属于知情辩论的缩水版本，而是把这种辩论推向了对立的两极。
马修·史蒂文森对我说：“如果公众人物知道，不断攻击对手的人品反而会让自己一方失去信任，他们就会更关注证据面。这样一来辩论的调性和商讨的质量就会提升。如果一个人不自觉地就开始攻击对手的可信度，他丧失的反而是公众对自己的信任。”
在最初的激烈对峙之后，德里克·布莱克和父母达成了一定程度的和解。“我们互相发信息，也会时不时通电话。在过去的五六年里，我回过三四次家，每次待一两天。”他说，“能够好好地沟通，比我们的分歧更重要……我父母也为此做出了努力。”目前很难预测他们的家庭关系会何去何从，但既然这名弹着吉他的学生可以被马修·史蒂文森感化，那么他也完全有可能推倒父母的认知高墙。毕竟，德里克和唐之间不仅有信任，还有爱。很可能，他们的讨论有朝一日会带来最为戏剧性的转变。
“他们说不信任是会传染的，”马修说，“有时候信任也会传染。”
①编者注：3K党是美国历史上和如今的一个奉行白人至上主义的组织。
②编者注：杰伊·霍克（Jayhawk）是堪萨斯大学的吉祥物，这个名字由两个部分组成——具有战斗气质的松鸡（jay）和善于捕猎的鹰（hawk），反映了当地印第安原住民反抗奴隶和殖民、努力将堪萨斯州变成自由州的历史。
③编者注：迈克尔·布朗枪击案发生于2014年8月9日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县弗格森。事发时，18岁的非裔美国青年迈克尔·布朗在未携带武器的情况下，被28岁的白人警员达伦·威尔逊射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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