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的年中，我收到英国国家足球中心主席大卫·希普汉克斯的电子邮件，邀请我加入英格兰足球总会的技术咨询委员会。成立这个委员会是要给首席执行官马丁·格伦、英格兰男子女子顶尖球队技术总监丹·阿什沃思、英格兰男子队主教练加雷斯·索斯盖特提供咨询建议。这个委员会的成员中有很多“外行人”：一家高科技初创企业的创始人、英籍亚裔人士马诺杰·巴代尔，专门管理奥林匹克运动的苏·坎贝尔，教育家迈克尔·巴伯爵士，英格兰橄榄球队前主教练斯图尔特·兰卡斯特，自行车教练戴夫·布雷斯福德爵士，以及后来加入的露西·吉尔斯，她是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的第一位女校长。
成立该委员会的目的非常明确。几十年来，英格兰男子足球队在重大比赛中屡屡失利，最近一次是在2016年欧洲锦标赛中输给了冰岛。这引起了人们的“灵魂反思”：为什么一个为足球事业付出那么多、并在全世界范围内激起足球热的国家，却在长达50多年的时间里没有夺得过世界杯或者欧洲冠军杯？对此，有人归因于球队有心理障碍，有人认为是教练技术不佳，还有一些人担心是受到英格兰超级联赛的影响。但大多数人相信，原因是英格兰队在罚点球方面有致命缺陷。要知道，该队在1990年、1998年和2006年世界杯，以及1996年、2004年和2012年欧洲杯，都是因为点球大战失败而被淘汰出局。事实上，在世界杯和欧锦赛上，英格兰队都是输掉点球大战最多的球队。
英国足球界听说这个新组编的咨询委员会之后，产生了严重怀疑。毕竟，委员会中很多人都不是足球专家，前英格兰国脚格雷姆·勒索算是唯一的圈内人。对此《泰晤士报》发文说：“英格兰足球总会根本用不着自行车、橄榄球和乒乓球专家来告诉它，为什么一群足球运动员会在大赛上如此倒霉。”在众多评论中，这个措辞已经很温和了。人们的普遍想法是，像兰卡斯特和巴代尔这样的人物，前者一生都在研究橄榄球运动，后者的工作经验主要在科技领域，他们对足球的了解肯定比哈里·雷德克纳普或托尼·普利斯这些著名教练要少，毕竟这两位都担任过多家足球俱乐部的经理。“雷德克纳普远比那些咨询师更懂足球，”一位足球新闻记者说，“这种安排完全不合常理。”
毫无疑问，这些评论都很正确。雷德克纳普遗忘掉的足球知识都比巴代尔知道的要多。普利斯对足球的了解也远远超过巴伯和坎贝尔，更不用说兰卡斯特和吉尔斯了。确实，当我读到这些评论时，也忍不住点头表示同意。这群人怎么可能帮得上索斯盖特的忙？更不用说给格伦和丹·阿什沃思提供咨询建议了。
然而，这样的心理预设反而让身为委员的我感到大开眼界。委员都是不收报酬的，但随着彼此的了解逐步加深，大家开始对参加会议越来越有兴致，因为每场会议都是一次不同寻常的受教育契机。要说最令人兴奋的时刻，就是屋里有人说出一些其他人都没听说过的事情，或者有人分享一些非常独特的经验。换句话说，就是有人从独特角度提出想法的时候。
比如，兰卡斯特根据他在2015年橄榄球世界杯上的经验，给重大比赛前的选组事宜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布雷斯福德分享了利用大数据组合来改善饮食和帮助瘦身的方案细节；吉尔斯从她对军队的了解中，提炼出塑造坚毅精神的见地；巴代尔谈到科技初创企业用来推动创新的一系列做法；巴伯借鉴了自己在布莱尔任期内担任首相货递部门第一任负责人的经验，谈到如何把抽象的想法落地。这是一个充满认知多样性的群体，如果时常对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做一些调整，它一定可以为竞技体育领域持续提供有用的建议，我对此深信不疑。
我自己也常常在想，如果当初英格兰足球总会聘用的是雷德克纳普、普利斯这些更懂足球的人，情况又会如何？当然，委员会的资历背景将更受信赖，会议室里的每个成员大脑里都装满了足球知识和比赛经验，无疑是一种通常意义上的明智选择。
但是，这样做的效果又会如何呢？
雷德克纳普和普利斯的知识结构非常相似，参照框架也高度重叠，并且他们各自通过圈内社交也都基本认同了足球运动的主流观点，包括踢球方式、教练方式等。没错，他们很懂足球，但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一领域没什么事情是他们知道而索斯盖特还不知道的，所以这两个人的作用无外乎是镜像翻转出另一套索斯盖特的思考过程，在无意中强化索斯盖特对足球一贯的逻辑。这是典型的同质化，一群聪明的内行人聚在一起，反而很难做出明智的决策。问题不会出在任一个体身上，而是透过整体显现出来。
多元化的团队则会表现出截然不同的特性：无论球员招募还是教练方法，这些足球方面的外行人常常能够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些本质上的弱点，这过程简直令人着迷。虽然多样化的想法常常遭到排斥，思想的碰撞也十分激烈，但正是这样的机制往往可以催生出更为成熟的解决方案。
但我要强调一下，并不是说这样的团队就是完美的团队。我们的理解也常常出现偏差，有时候讨论的进程一点儿都不顺利。实际上，任何类型的团队都需要不断对运作方式做一些改善，才能得到优化。集体智慧总是处在一个不断提升的过程之中。
上面讲到的这段经历触发了本书的写作。我发现多样性的力量长期遭到低估，这是之前没有意识到的。与此同时，我也越发想要弄清楚为什么多样性有这样的力量，以及应该如何发挥这种力量。经历过多样性带来的发展过程是一回事，知道如何让它在不同行业、不同条件背景下有效运作，以及如何真正使它发挥最大作用，又是另外一回事情。
于是，我开始参加有关多样性这一话题的研讨会，结识了一些相关领域的人士：有人力资源官员、企业首席执行官，甚至是政治领袖。在这些互动交流中，让我印象极其深刻的是，不同的人提到多样性这个术语时想表达的含义也各不相同。有些人谈的是性别多样性，有些人谈的是神经多元性，还有一些人指的是种族多样性。你会发现人们很少给出准确的定义，也没有具体说明为什么拥有某一种多样性很重要。所有的讨论都很模糊。
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认为，给多样性找出一套科学的理论依据很重要。我希望挖掘出一些理论概念，一方面解释为什么同质化的团队容易失败，而且往往意识不到失败的原因在哪里，另一方面也解释为什么多样性团队可以实现1+1>2的效果。这些概念将告诉我们，为什么多样性在学术界的每个分支领域都能发挥作用，并开始主导商业、体育及其他领域中一些尖端机构的战略导向。
知道了大致背景后，现在就让我们为刚才提到的内容注入一些“精确性”。我们将在这一章中探究集体智慧的主要轮廓，它是如何产生的，以及阻碍一个团队实现潜能的主要障碍是什么。最重要的是，我们将了解到为什么多样性团队能够战胜克隆人团队。
我们可以用下图来对多样性做一个科学解释。假设图中的矩形代表了有用的想法，也就是所有与特定问题或目标相关的见解、观点、经验和思维方式。我们将这个矩形称为“问题空间”。
如果问题足够简单，那么一个人就有可能掌握全部的信息，这时候就不需要多样性了。但如果面对复杂问题，那就没有一个人可以掌握全部的相关信息，就算是最聪明的人也只能掌握部分的知识。我们把这个聪明人用圆圈标示出来，取名为大卫，如图1所示。他确实知道得很多，但不可能知道一切。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同质化的潜在危险了。图2显示出当一群思考方式雷同的人聚集在一起时的情况。他们每个人都很聪明，每个人的知识积累都很丰厚。但他们存在同质化，所知、所感都非常相似，这就是所谓的克隆人团队。显然，这也是中情局的根本问题所在。
试想，如果周围人和你的思维模式极其相近，保持着和你一致的观点，甚至和你怀有同样的对待某事的偏见，这是一种多么令人舒心的状态。这样的状态还会让我们感到自己很聪明，因为自己的世界观在周围人当中得到了验证和认可。有人对大脑进行过相关的扫描研究，结果也证明：当听到其他人表达的相似观点时，大脑里的快乐中心就会得到刺激。可见，同质化就像一股暗藏着的引力，把人群集中拉向问题空间的某个角落。
这样的认知危险可以一直追溯到人类起源时。古希腊哲人早已深谙此理。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写道，人们总是“喜欢和自己相似的人”。柏拉图在《费德鲁斯》中指出“相似招致友谊”。[1]“物以类聚”的说法正是出自柏拉图的代表作《理想国》第一卷的开头几页。认知体系趋同性的危险是希腊文化一直以来在担忧的问题。为什么图2值得人们铭记于心，因为它反映出了当今世界一个大范围存在的问题：一群聪明人组成了一个笨集体。
*
20世纪80年代末，英国政府推出了所谓“人头税”，其核心政策是将地方税收由基于财产课征改为按人头征收。这项制度一直饱受诟病，可以说天生存在缺陷，本就不应该施行，因为它让收税变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不具备现实可行性。更何况，让普通和低档住宅的住户承担与其生活水平不相称的税负，这本身就代表着一种制度的倒退。
这项政策颁布后，大多数家庭要多付至少500英镑①的税金，在1989年，这笔钱占据了家庭总收入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有些家庭的税负甚至陡增1500多英镑。可是，也有很少一批人的年度税负甚至可以减少1万英镑。这种不平等招致了连锁反应，市民纷纷抗议，从而进一步增加了收税的难度。可以说，收不到税款的结局从这项制度产生最初就已注定，随着制度的实施，灾难性结果慢慢清晰可见。正如一位消息人士所说：“征税艰难，一些市政当局的财政情况迅速崩溃。”
和平示威者走上街头大喊：“付不起，不会付！”一些队伍由于混入了激进分子，开始发生骚乱。在伦敦，多达25万人上街游行，随之也发生了打砸橱窗、焚烧汽车和抢劫沿街商店的事件。游行导致339人被捕，100多人受伤。在群情激愤的头几天里，人们都担心暴力事件还会进一步蔓延。
20多年过去了，这一幕仍然让人惊叹。关于人头税的每一个可怕预言，都或早或晚得到了应验。“肇事者”睁着眼一头栽进深坑，毫无防范。他们跌跌撞撞地往前走，无视任何警告。最终，等待他们的是惨败的结局。[2]
根据两位专家的说法，人头税的崩溃是更深层次的政府机关人员结构问题的缩影，这个问题贯穿了战后英国的整个政治史。他们认为，尽管各党派政府犯下的那些大错误从表面上看情况各有不同，但“很大程度上”都可以归因于一个根本性问题：缺乏人员多样性，特别是政治精英阶层缺乏多样性。
以人头税问题为例。落实该政策的环境局秘书尼古拉斯·雷德利从小在诺森伯兰郡的豪宅长大，父亲是一位子爵，母亲是著名建筑师的女儿。在受教育方面，雷德利先后毕业于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人头税实施期间的其他几位环境局秘书还包括帕特里克·詹金（就读于老牌名校克利夫顿学院和剑桥大学）和肯尼斯·贝克（就读于全英国最好的男校圣保罗学校和牛津大学）等人。你会发现，这些人都是先读了一所私立学校，然后去了牛津或者剑桥。
评审组由威廉·沃尔德格拉夫领衔，他的父亲是一位伯爵，母亲出身于皇家商人家族。他在查顿庄园长大，这是萨默塞特郡最大的豪宅之一。沃尔德格拉夫在回忆录《不一样的天气》中以令人钦佩的诚恳，如实承认他的生活与普通大众脱节严重：“我从来没和一个邻居孩子玩过。我们所说的邻居，一般指的是几英里②外阿默尔敦的乔里非一家、梅尔斯的阿奎兹家、乌节路的达克沃思家，或者是在威尔士大教堂的主教先生。”
度假时，沃尔德格拉夫一家常常会和来自同一阶层的朋友们到湖边的旅游胜地，听一位著名钢琴家在客厅里为他们演奏，或者去瑞士的尚佩里乘坐马拉的雪橇游玩。年幼的沃尔德格拉夫有专门的厨师和家庭教师。他和哥哥常常在庄园里打野鸡玩。有一次，一名黑人男子突然出现在庄园附近，他的母亲马上认定那是一个恐怖分子，于是拿起剪草机来和他对峙。后来她才看到，是小威廉骑自行车不小心摔倒了，“恐怖分子”正要过来扶他。
沃尔德格拉夫的身份背景跟绝大多数普通人都很不一样，但和评审组的其他成员却高度相似。当然，并不是所有评审组成员都像沃尔德格拉夫一样有着如此显赫的出身，但他们的确都来自极为富裕的家庭。
安东尼·金和艾弗·克鲁指出：“没有任何一个评审组成员可以代表英国社会的其他阶层。”这些人都挤在“问题空间”的同一个角落里，而且圆圈高度重合。他们都很聪明，但过于同质化。他们不是基因意义上的克隆人，而是在人口分布意义上高度趋同。对于做政治决策而言，尤其需要从政者在经验背景方面具备多样性，像人头税政策评审组这样的情况无疑会招致灾难。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评审组成员倒是非常喜欢在一起工作，他们很享受这段经历。两位专家引用评审组成员的内部说法，称这是一个“具有非凡团队精神”的小组。主要原因在于，这组人在工作当中不断互相认同、互相证实、互为代表。他们表达一致的想法，说同样的话，真正沐浴在了同质化的温暖光辉下。内部沟通的高度和谐，让他们误以为通过集体智慧找出了公认的高明政策。事实却恰恰相反，他们一直在互相强化各自的感知盲点。
因此他们聚在一起时就根本听不到警钟，而对于任何熟悉多样性科学的人来说，这个警钟声可谓震耳欲聋。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一组克隆人团队预见不到收税过程中的种种现实困难、执行层面会遇到的问题，以及普通家庭承受不起税负压力的事实。同样也不难理解，为什么他们会意识不到这将给当地政府以及整个社会结构造成巨大的压力。
对于老年群体来说，这一新政带来的结果更是毁灭性的。比如，一对住在伦敦市中心靠养老金生活的夫妇，会发现自己要将22%的净收入用于交税，而住在郊区、经济状况更好一些的夫妇却只要缴纳收入的1%。在谈到一些穷困的老年夫妇的确交不出税款的悲惨境遇时，尼古拉斯·雷德利还是认识不到问题出在哪里，竟然说：“嗯，但他们总还可以卖掉家里一两幅画的，不是吗？”
尼古拉斯·雷德利的前任帕特里克·詹金在20世纪70年代能源危机爆发时，也曾发表过类似的言论。在一次电视采访中，他鼓励公众可以通过“不开灯刷牙”的方式来节约用电。但后来，詹金本人被发现用的是电动牙刷，并且他位于伦敦北部的家里还被拍到每个房间都开着灯。
根据安东尼·金和艾弗·克鲁的说法，人头税的问题不能怪罪于任何政客或者政府官员。他们当中很多人都是忠诚的政府职员，未来还会有更好的工作前景。他们也是很善于思考的一群人，心理学家大卫·巴特勒爵士引用一位内部人士的话说，这次税制改革是“有史以来最聪明的一群人聚集在一起”思考地方政府改革的问题。安东尼·金和艾弗·克鲁还指出：富裕阶层的身份不应成为步入仕途的阻碍。很多出身富裕的人——无论通过继承还是其他方式致富，都曾为公共利益做出过很大贡献。
但这番话恰恰切中了问题本质：当一群单一背景的聪明人组成决策小组时，他们很有可能发生集体性失明。就像安东尼·金和艾弗·克鲁所说：“每个人都会把自己的生活方式、喜好和态度投射到别人身上，只不过有些人是经常如此，有些人是偶尔为之。”那些政府官员同样如此，他们将自己的价值观、态度和生活方式，不假思索地投射到与他们截然不同的普通民众身上。③ [3]
当然，这不仅仅是保守党存在的问题，安东尼·金和艾弗·克鲁还援引了工党政府的不少例子。其中一个典型例子是：2000年7月，时任首相的托尼·布莱尔在一次演讲中呼吁处理反社会行为时应赋予警察更大的权力。他说：“如果暴徒踢开别人家大门，在街道上乱扔路障，或者在夜里大声骂人之后会被警察抓到提款机前，当场罚掉100英镑，那么他就会学着三思而后行了。”这段发言迅速激起社会反响，其中有一小部分人发现了一个不太容易被察觉的问题而认为这项政策本身就存在缺陷。为什么？因为大部分所谓的“暴徒”根本就不会有正常的借记卡，账户上也不可能存有100英镑的钱。正如安东尼·金和艾弗·克鲁所说：“首相默认其他人的生活都和他自己的没什么两样，但这种假设本身就站不住脚。”
同质化的情况非常普遍。
比如，社交网络上充斥着具有相似经历、观点及信仰的人，即使一开始还有比较明显的个体差异，但随着人们在潜移默化中对一些大众观点趋于认同——也就是形成一种“同化”现象，群体里的个体差异也就被逐渐磨平了。作家谢恩·斯诺分享了一位大型银行高管的评论，很能说明问题：
她摇着头感慨地说，公司雇用了那么多优秀的毕业生，他们的背景各不相同，脑袋里装满各式各样的想法，最后却被逐渐重塑成“契合”公司文化的模板式员工，目睹这一过程真的很令人痛苦。这些人来的时候都带着自己独特的见地和声音，但渐渐地，那些声音都消失了，剩下的只有公司认可的思维方式在不断回响。[4]
这样看来，人群聚拢在“问题空间”的一角是一个可预见的结果，这符合人类心理的状态。群体会天生产生一种趋于同质化的倾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情局和税务政策研究组的情况并非特例，而是普遍“症状”的反映。现实的确如此，看看各种组织的领导层，甚至是一些科技公司的高管，就能窥见一二。我说这些群体存在同质化的问题，并不是在批评任何一个个体，而是希望指出，当一群聪明人的参照体系发生重叠时，就会产生集体失明的情况。
聪明的群体则会表现出截然不同的动态机制。成员相似度很低，观点想法也大相径庭，这样的团队更像是一群叛军。当然，他们不是存心怀有异议，而是本着解决问题的精神，从问题空间的不同区域注入自己的独特见地。在这样的群体中，人们的不同观点会相互碰撞、延展、分化、栽植衍生。这就是集体智慧的标志：让总体超过个体的简单相加。
请看下页的图3，与本章开头图2所示的团队相比，下图中的团队拥有更高的集体智慧。也许他们中的每个个体都不如图2所示的那些人聪明，但他们在问题空间的覆盖面要更为广泛。这张图告诉我们，为什么在遇到复杂问题时，与思维方式不同的人合作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对于任何一个志在解决疑难问题的团队来说，第一步要做的一定不是更多地了解问题本身，也不是深入探索问题的各个切面，而是应该后退一步，问一问自己：集体智慧的短板在哪里？我们会不会陷入某些概念的盲区？同质化的问题有没有把整个团队拖向问题空间的某一个角落？
在这些更深层次的问题得到解答之前，组织很可能在进行集体讨论时陷入一个常见的陷阱：讨论十分热烈，对问题本身也挖得很深，但实际上所有的努力不过是在强化集体的感知盲点。所以说，在着手解决问题之前，我们首先需要确保团队具备认知多样性。只有这样，团队的讨论才能带来启迪，而不只是同质思维的“互照镜子”。
*
卡尔斯科加是瑞典北部一个美丽的小镇，坐落在莫克尔恩湖的北边。这里到处是林地和精美的建筑。我十几岁住在瑞典的时候，常常去那里游玩，这个地方很令我着迷。
任何在瑞典待过的人都知道，当地政府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组织清扫积雪。平均来看，首都斯德哥尔摩的一年中约有170天下大雪，降雪多集中在秋冬两季。记得有很多个清晨，我都在帮室友铲除道路积雪。
几十年来，卡尔斯科加镇的扫雪行动一直遵循着某种合乎逻辑的做法：从主要的交通干线开始，最后才是自行车道和人行道。小镇议会的官员们（大多为男性）致力于让每天的上下班通勤尽可能不受干扰，为维护自己选民的利益操了不少心。
但是有一次，议会有了一个不同于往常的看待问题的视角，实现了认知层面的重大提升。
通常来说，制定一项政策会影响到许许多多的人，所以任何一个议会的人员结构分布必须足够广，才能为会议讨论带来有效的信息输入。作家卡罗琳·克里亚多·佩雷斯在她的一本著作《看不见的女人》中强调，只有当决策性岗位越来越多地融入女性，集体智慧才会开始获得重大飞跃。
一项新的分析结果显示，男女的出行习惯从平均来看是完全不同的。小镇议会的官员们此前都没注意过这个差别：男性通常开车上班，而女性则更倾向于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或步行。例如，在法国，66%的公共交通乘客是女性，而在费城和芝加哥，这一比例分别为64%和62%。
男性和女性的出行路线也有很大差异。通常，男性每天只在工作地点和自己家之间往返一次，而承担了全世界75%的无偿家务劳动的女性“往往上班前需要先把孩子送到学校，下班回家还要带家里的老人去看医生，然后帮家里购置一些杂货”，她们的出行模式犹如一条“行程链”。这样的差异在整个欧洲普遍存在，有幼儿的家庭尤为明显。
随着新视角的打开，之前被忽视的其他统计数据也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需要注意的是，一个明智的判断不仅仅取决于如何解读数据，还在于是否第一时间想到去搜集这些数据。根据瑞典北部地区的统计数据，雪天因伤入院的人主要都是步行者，他们因地滑或结冰导致摔伤的几率是驾车人士的3倍，而这又会导致医疗成本的上升以及劳动力损失。据估算，在一个冬天的时间里，仅瑞士西南部的斯康纳省就因此引发3600万克朗④的损失，这大约是冬季公路养护费用的两倍。
认清问题的本质后，卡尔斯科加镇决定推翻几十年来的旧有政策，改为优先处理步行者及公共交通使用者的出行难问题，理由便是“开车穿过三英寸厚的积雪要比推着童车、轮椅或自行车容易得多”。这项政改不仅给女性带来了便利，对于社区及城镇的整体财政状况也大有裨益。佩雷斯写道：“在积雪清理工作中优先考虑行人的做法，有利于财政健康。”
此处或许有必要提一下，市政人员最初确定除雪方案时并非有意忽略女性的利益，也非存心将司机的利益置于推童车的行人之上。初衷一定不是这样的，问题就是出在认知盲区。正如佩雷斯所说：“这都要归结于认知上的偏差。最初确立计划的议员都是男性，他们知道自己的出行习惯，于是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设计。他们不是有意将女性的利益排除在外，而是根本没有意识到她们的困难。”
或许，最能鲜明体现出多样性团队与克隆人团队区别的领域就是预测科学。这可能听起来有点过于学术，但实际上预测科学已经融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任何时候，一个组织决定做某件事而不做另一件事，都是因为进行过科学预测，知道哪种选择对组织更有好处。无论在工作还是在生活中，预测对于我们所做的几乎每一个决策都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近来，关于预测学最杰出的一项研究大概就出自杜克大学心理学家杰克·斯洛领衔的研究团队。他和他的同事们分析了28000个专业经济学家所做过的预测，第一项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学家的预测表现并不一致，预测最准的经济学家，其准确率要比平均水平高出5%。
但后来研究团队又做了调整，不再考察单个人的预测结果，而是取了排名前六位的经济学家的平均成绩。换句话说，就是把这批预测者组了一个团队，而他们的平均预测结果也可以叫作集体判断。随后，杰克·斯洛将他们的平均成绩与某位一流经济学家做对比，看看是否会更好一些。
在简单的预测任务中，这个答案是否定的。很显然，比如说跑步比赛，6名选手的平均速度肯定比不上第一名。这也是第一章提到的斯卡利亚大法官在权衡多样性和卓越性时所考量的事情。但是当把简单问题切换成复杂问题时，分析结果就出现了逆转：6位经济学家的集体判断比那位一流经济学家要准确得多，准确率高出15%。这个差异如此之大，让研究人员也感到震惊。
这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但和我之前讲到的内容非常吻合。还记得第一章里日本人和美国人看水下场景的那个实验吗？他们似乎看到了很不一样的东西，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总体而言，美国人和日本人有着很不相同的参照体系。这也是为什么如果将这些不同的视角融合在一起，会形成一个更全面的画面。
经济学家也有不同的参照体系，有时候被称为不同的模型。模型是用于理解世界的一种方式：它是一种视角，一种观点，通常可以表示为一组方程式。然而，没有一个经济模型是完美无缺的，每个模型都包含感知盲点。经济预测是很复杂的，这不像木星的轨道，你可以准确测量出来。工业生产率取决于成千上万个经营着工厂、公司的商人们所做的决定，还受到数百万个变量的影响。所以，没有一个模型可以圆满解释所有复杂性，也没有一位经济学家是无所不知的。
但这意味着，如果我们把不同的模型放在一起，就能构建出一幅更加完整的画面。没有一个经济学家知道全部真相，但一群经济学家就能在很大程度上接近真相。就预测任务而言，这个状况常被称为“集体智慧”的结果。能够反映集体智慧的实际案例不胜枚举，比如，有位研究人员曾让他的学生在纸条上写下他们对伦敦地铁长度的估计，集体预测的结果为249英里，实际长度为250英里。当信息被分散在不同头脑中时，群体智慧就会显露出来。想想那些猜测伦敦地铁长度的学生：有人可能去过伦敦，有人可能熟悉纽约的地铁，等等。在做出估测时，人们会把各自掌握的任何信息转换成一个数字，所以每一个猜测都会增加信息池的有效数据量。
当然，每个人也会同时带来各自的错误观点、理解误区以及感知盲点，由此产生的谬误池和有用的信息池一样庞大。但是，所有正确的信息都会指向同一个方向，而错误的信息由于来源的不同，会指向各个不同的方向，于是过高估值和过低估值会相互抵消。就像美国学者菲利普·泰特洛克所说：“随着有效信息的逐渐累加和谬误之间的相互抵消，最终得出的结果将会惊人地准确。”可以说，每个人的猜测都包含两个部分：正确信息和谬误。去掉那些谬误的部分，剩下的就是正确信息。[5]
当然，如果团队成员对于所涉主题知之甚少，那么将他们的推断结合在一起也起不到多大作用。比如，你请一群门外汉来估算未来十年海平面会上升多少，那必定很难获得你想要的答案。所以要想让群体智慧发挥作用，就需要一批比较“懂”的人。但同时，你也需要不同种类的人，否则他们会出现相同的感知盲点。
理解了这一点，现在让我们来做一个思维实验。假设你找到了世界上跑得最快的一个人，名叫乌塞恩·博尔特。接下来，假设你可以克隆这个人并用6个克隆人组建一支接力赛跑队。显然，你的乌塞恩·博尔特克隆人队必将击溃所有对手（假设接力棒的传接正常），因为你队伍里的每一个人都比其他队的人跑得快。(www.xing528.com)
这体现了本书开头提到的观点：当涉及简单任务时，人员多样性是一个无关议题，你只要雇到聪明、速度快且知识渊博的人即可。然而，当涉及复杂问题时，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或者说迥然不同。让我们回到经济预测：假设你能找出并克隆出世界上最顶尖的一位经济预测专家，而你的任务是组建一支6人团队做经济预测，你觉得把这6个克隆人组成一支队伍是否合理？从表面上看，这支队伍理应所向披靡，因为每个成员都比其他团队的人更厉害。这难道不是我们想要的梦之队吗？
现在我们知道，答案绝对是否定的！因为他们的思考方式、使用的模型和犯的错误都将完全一致。也就是说，他们的参照系存在重叠。前述的实验也已证明，由6名经济学家组成的多元团队，尽管并非人人都是顶尖选手，但预测准确率却比所谓的“梦之队”高出15%。我们看到，一组思维同质化的世界级经济学家，他们的预测表现并不比一组思维多元的团队更有优势。
当然，大多数人在工作或生活中不会围坐在桌子旁，去做经济学家常做的那种数量预测。但我们的确都需要解决问题、提出创造性想法、确立战略、发现机会，等等。这些都是团队工作的要务，而未来大部分的工作都需要团队完成。不难预见，多样性对这些任务的影响将会更加深远。
再举一个例子，假设你召集了10个人出主意解决肥胖问题，而这10个人也正好每人想出了10个有用的建议。那么你总共收集了多少条有用的建议？
事实上，这个问题并不好回答。你不能仅仅基于小组有多少成员，就推断自己可以收集多少建议。当然，如果小组成员具有克隆人特征，那么你的确只能收到10个有用的想法。但如果这10个人是多元化的，有着各式各样的想法，那么你就可能收集到100个有用的想法。由此带来的创意增幅不是50%或100%，而是1000%。这也是唯有多元性可以带来的巨大效应。
在致力于解决问题的团队中，我们会看到同样的模式。我们注意到在经济预测的任务中，有一个高效的方式是取各个独立数值的平均数。但是要解决问题，取平均值肯定不是好主意。因为如果你在两个方案之间折中，它们的逻辑连贯性就很难保证。对于大多数问题，团队都必须在方案中做出取舍。
但这再次揭示了多元化的重要性。在同质团队中，人们往往被困在思维的一隅，但多元化的团队就会提出新的见解，走出思维困局，有效地激发集体的想象力。正如著名心理学家查兰·奈米斯所说：“非主流观点很重要，不是因为它们能够胜出，而是因为它们激发出了不同的关注点和想法。最终，即使是错误的，它们也帮助找到了创新型的解决方案，而这些方案从总体而言质量更高。”[6]
多样性的威力微妙难言，甚至这些案例也不足以体现。同质化造成的最深层的问题并非在于这些克隆人团队理解不了数据、答错问题，或者无法充分利用机会。这些都不是问题所在。真正的问题在于他们根本问不出应该问的问题，根本想不到应该寻找哪些数据，也根本意识不到存在着哪些机会。
越具挑战性的领域，个人或单一视角就越不可能发挥作用。在经济预测小组，同质化思维的人会犯同样的错误；在问题解决小组，他们会被局限在思维的一隅；在战略小组，他们则会多次错失同样类型的机会。
当斯卡利亚大法官说团队的表现与多样性之间必须有所取舍时，他其实犯了一个很具误导性的观念错误。很多人也有类似的观念，所以当他们听说6名经济专家的平均预测水平超过一名顶尖经济学家时，都表现得很惊讶。人们很容易认为一群聪明人肯定能组成一支聪明的团队。实际上，斯卡利亚的思考出发点是基于个体而非总体视角，他没有意识到集体智慧不仅来自每一个体的知识输入，也来自成员之间的差异互补。我们将上述想法称为“克隆人谬误”。
不幸的是，这种谬误还很普遍。我在为这本书做调研的时候，与一位著名经济学家有过一次对话，让我印象极深。我当时问他，是否更希望和思维方式不同，或者说有不同见地的人一起合作。他回答说：“如果我打心底里认为我的模型是业界最好的，那么我只想和想法一致的人合作。”这套逻辑有强大的说服力，但这是彻头彻尾的谬误。
大多数组织在招募人才的时候，都会公开表示将唯才是举。也就是基于人的能力和潜力，而非社会关系、种族或性别等带有人为判断的因素执行招聘。这个做法看起来既符合道德标准，也符合组织利益。但实际上，企业只考虑专业才能而完全不顾其他因素，这背后也隐藏了一定风险。
让我们假设一个场景：某些大学的软件开发专业很有名，于是吸引了最优秀的学生，之后这些学生也会以优异的成绩毕业。现在，如果你正在经营一家顶级软件公司，你难道不想招募这些学生？你不想让你的企业拥有行业内最棒、最优秀的人才？
明智的回答应该是“不”。因为这些毕业生在学校里师从同样的教授，学到的见解、想法、启发方式和应用模型都很相似，或许世界观也趋于一致。这有时被称为“知识集群”。以所谓“唯才是举”的思维招募毕业生，企业会被不自觉地推向克隆人团队的道路。这倒不是说唯才是举存在弊端，而是集体智慧的建立不仅需要个人能力，还需要团队的多样性。
事实上，你无法单独依靠任何一种测试个人能力的工具来组建起一支聪明的团队。对此，密歇根大学的研究者斯科特·佩奇提出了一个观点：“假设你现在要组建一个团队来提出创造性的想法。首先你要知道，任何用于测试个人能力的工具都只能测试个人而非团队；其次，无论我们使用什么测试工具，克隆一个最高分者对于团队的帮助势必有限，相反，增加一名持有不同想法的人效果要好很多。所以，其实不需要任何测试。”[7]
现在让我们回到认知多样性（想法、见解、视角的差异）和人口多样性（种族、性别、阶级等的差异）之间的区别。我们在第一章中已经提到，人口多样性常与认知多样性发生交叠。这很好理解，因为人们的身份特征势必会影响经历和看待问题的视角，等等。比如，广告公司就常常基于人口的多样性分布来打造宣传活动，试图吸引尽可能广泛的客户群体。但在某些情况下，这种交叠的状况就不太明显，甚至根本没有交叠。
曾有研究发现：在法律服务、卫生服务和金融领域，种族多样性仅仅增加一个标准差，生产率就可提升25%以上；但对于生产飞机部件、机械设备一类的公司，增加种族多样性无法带来效率的提升。可见，在任何需要了解广泛人群的领域，人口多样性都是至关重要的；然而，给设计发动机部件之类的工作注入新的想法，这与工作人员是美裔、亚裔还是非裔并没有什么关系。
我们可以用经济预测的例子，从另一个角度来解释这一点。比如有两位经济专家：一位是白人、中年男性，另一位是黑人、青年女性。从人口统计的角度，他们的差异非常之大。假设他们上的是同一所大学，师从同一位教授，学习的是相似的经济模型。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处理经济预测的问题时，就和克隆人没什么不同。
现在以两位白人、中年经济学家为例，他们都戴着眼镜，有着同样多的孩子，喜欢看同样的电视节目。从人口角度来看，他们似乎是完全同质化的。但假设其中一位推崇货币主义，而另一位是凯恩斯主义者，这就意味着他们理解经济的方式完全不同，遵循完全不同的经济模型。如果给予一定时间，他们合作预测某件事情的结果一定会比单独预测准确得多。这两位经济学家看起来并无二致，但他们对问题的看法截然不同。
这一点必须引起注意：基于肤色或性别的不同来进行招聘，并不能保证认知多样性的提升。再试想一下，有些人可能一开始是不同的，但久而久之就被组织的共识所同化。这会导致一个问题：即整个团队看起来很多元，但认知上没有多大区别。他们在组织里待了太久，以至于他们的观点、见地和思维模式都趋于一致了。
成功的团队是多元化的，但这种多元性并非任意打造的。比如组建一支设计强子对撞机的科学家团队，你就不可能招入一名滑板手，不管他是什么肤色或性别。或者想一下，如果本章开头提到的委员会成员们不是被找来为英格兰足球队提建议，而是参与研究DNA测序，会发生什么？这支团队显然拥有多样化的信息来源，但几乎触及不到问题空间的边缘。
所以，只有当多样性与目标问题相关时，它才能帮助集体智慧的形成。关键是要找到既有密切相关性、又能带来协同作用的人。
对于经济预测工作，集体智慧来自能使用不同预测模型且有能力做出准确预测的经济专家。对于情报机构而言，集体智慧产生于能力杰出、拥有丰富多样经历的分析师，如此才能更好地解读不同来源的威胁。对于其他背景下的工作团队如何产生集体智慧，在本书的后面还会介绍更多案例。
有一点或许最值得注意：那就是多样性必须广泛且较大程度存在，而不是被当作一个附加品，更不是一种装饰。多样性是集体智慧的基本组成部分。你也可以从更宏观的视角看待多样性的力量。多样性可以解释为什么定价体系可以有效运作，为什么开源创新平台和维基百科可以获得广泛成功。这是因为它们都有着一套共通的底层逻辑：广泛汇聚不同头脑中的不同信息。
多样性已经成为了人工智能的核心。几十年前，机器学习还是基于单一算法；如今，机器学习的很大一个特征就是汇总多元预测结果。斯科特·佩奇在创建计算机解决问题的模型时也发现了这一态势，他说：“我偶然发掘到了一个反常现象——多元化的团队……他们的表现持续优于顶尖人群的组合。”[8]
在很多领域，使用焦点小组是一种颇受好评的问题解决法。很多人称赞这一方法“既能创造多样性，又不会稀释精英内部能够友好共存的同质性”。焦点小组的基本做法是把一组具有代表性的人集中在一个房间，对他们提问，找出他们喜欢什么和不喜欢什么，记录下他们的异议和提出的实际问题，最后相应地对政策进行调整。广告商也常常通过“市场调研”达到同样目的，他们在不同的受众身上测试各种想法，观察哪些有效、哪些无效。
但要明白，这一做法虽然很符合多样性的逻辑，但仍然没有踩到点上。为什么？因为用好多样性并不仅仅意味着从焦点小组或市场调研中得到答案，更重要的是在一开始提出什么样的问题，用什么样的数据作为探讨和思考的依据，以及贯穿所有问题从出现到解决过程中的各种假设条件。
这不仅适用于政治领域，即使是最讲究客观性的科学领域也同样适用。一项关于体育科学的调研发现，27%的相关研究仅仅针对男性展开，只有4%的研究针对女性。[9]所以，绝大多数体育科学家都是男性，这一点也不意外。这也从一个很小的侧面反映出，科学家在开始回答问题之前，其思考过程中就已经植入了偏颇性，在课题展开之前，数据也存在扭曲。这还显示出，尽管人口多样性和认知多样性不是一个概念，但它们的确存在交叠。
再举个例子，灵长类动物学界也存在着同样的现象。在珍·古道尔这位享誉世界的女性动物学家崭露头角之前，该领域也一直以男性研究者居多。这些男性学者大多采纳达尔文的进化观，重点关注雄性之间争夺雌性动物的竞争。这套参照框架默认，雌性灵长类动物在两性关系中处于被动，且阿尔法雄性动物⑤可以接触到所有雌性动物，或者换个角度，雌性动物一般只选择最强壮的雄性动物。但这个参照系本身就有比较严重的盲点。直到一大批女性科学家进入灵长类动物学领域后，人们才开始意识到，雌性灵长类动物其实很主动，甚至可能与多个雄性动物发生关系。这一发现为灵长类动物行为理论带来了一个更加丰富、更加解释得通的视角。
那么，为什么女科学家可以看到男性科学家错过的东西？人类学家莎拉·布雷弗·赫迪在《从未进化的女人》一书中写道：“比如说，当一只雌性狐猴或倭黑猩猩支配了一只雄性，或者一只雌性叶猴离开自己的群体去勾引陌生雄性时，女研究人员会带着强烈的好奇心去跟踪和观察，而不会简单将其当作一次意外。”
我们在前面的章节里看到，与美国人相比，日本人在观察外界时更关注环境背景，而较少关注具体事物。值得注意的是，灵长类动物学的研究进展正是得益于这一效应。正如学者道格拉斯·梅丁、卡罗尔·D．李和梅根·邦在《科学美国人》杂志发表的一篇重要文章里所说：
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美国灵长类动物学家……主要关注动物界的雄性主导地位以及与之相关的交配途径，且多年间，很少有人针对个别动物或群体进行过追踪观察。不同的是，日本研究者更关注于动物的地位层级和社会关系，这些价值观在日本社会也更受到重视。这种研究取向方面的差异也带来了截然不同的结果。日本灵长类动物学家发现，雄性等级只是决定社会关系和群体构成的一个因素，实际上雌性也有一个等级秩序，且一个群体的核心成员是由相关雌性的后代而非雄性的后代构成。
这让我们回忆起了上一章中提到的约翰·克莱斯的警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理论体系。那些看不到自己理论体系的人，处境就危险了。”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句话在包括科学界在内的所有领域都普遍适用。著名哲学家卡尔·波普⑥在《猜想与反驳》一书中也提到了上述观点，且他的讲法和措辞深得我心，对于科学家乃至所有普通人都是震撼人心的启迪：
25年前，为了让维也纳的一些物理学学生领会这个观点，我用这样的指示开始了一堂课。“拿出笔和纸，仔细观察，然后写下你观察到的东西！”学生肯定会问，我打算让他们观察什么。显然，仅仅“观察”两个字的指示是非常荒谬的……观察总是带有选择性的。它需要一个选定的对象、一个明确的任务、一项爱好、一个观点和一个问题……而对于科学家而言，（观点）来自他本人的理论研究兴趣、正在研究的特殊问题、他的猜想和预期，以及他所采纳的作为框架背景的理论基础——他的参照框架、他的“预期广度”。
1942年1月13日的《每日电讯报》上刊登了一则纵横填字游戏。
当时，该报的读者常常抱怨日更的填字游戏太过简单，甚至有人自称几分钟内就能完成。于是，时任《每日电讯报》编辑的阿瑟·沃森就举办了一场竞赛，邀请所有自信满满的人来挑战。1月12日，30多人来到位于舰队街的新闻编辑室，在规定的条件下参加填字竞赛。这则纵横填字游戏随后会在第二天刊登出来。
斯坦利·赛吉威克是当天下午的参赛者之一，他是会计师事务所的一名职员。在每天上班的路上，他把自己培养成了一名填字游戏高手。“我很擅长做《每日电讯报》上的填字游戏，”他说，“我想着去会会其他几位游戏高手。我们当时每人单独一个桌子，前面是监考台，监考人包括报社编辑和计时员。”[10]
那场比赛中，4名选手按时交了答卷，赛吉威克虽然差了一个单词没做完，但是他做题时的巧劲儿和横向思维的能力都给监考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之后，《每日电讯报》热情款待了所有参赛者。“我们在社长的客厅里喝茶，然后带着星期六下午的美好回忆离开了那里。”赛吉威克回忆说。
好几个星期后的一天，赛吉威克突然收到一封信，信封上写着“机密”二字。当时全世界都在打仗，希特勒在头一年发起了入侵俄罗斯的巴巴罗萨行动，而英国则处在岌岌可危的状态。赛吉威克拿起信时十分好奇，在这样一个充满历史戏剧性的时代，这封“机密”信件里会讲什么呢？
“想象一下我当时有多惊讶，”他说，“信上说由于我参加过《每日电讯报》的纵横填字游戏，现邀请我会见总参谋部的尼科尔斯上校。上校先生‘非常希望在一项重大国事问题上听取意见’。”[11]
*
布莱奇利公园是位于伦敦西北50英里的白金汉郡乡村的一处庄园，那里曾是二战时期的密码破译中心（别名X站），有一个团队专门从事国家绝密任务。“哑谜机”是当时纳粹德国所有武装部队都使用的一种信息加密工具，它体型很小，和装在木箱里的打字机没什么两样。它用一种电子机械装置将26个字母打乱，操作员会在键盘上输入文本，然后由另一名操作员记录下每次按键键盘上方的26个灯中哪个灯亮起。很多德军高级指挥官都认为它是不可破解的。
这个工作小组是被英国秘密情报局招募到当地的，主要负责破解密码机。根据迈克尔·史密斯在其著作《X站的秘密》中的描述，布莱奇利公园的这座建筑是“混合了伪都铎风和哥特风的丑陋结合体，用红砖建造，建筑的一边是一个巨大的铜穹顶，因长期暴露在自然环境中而绿锈斑斑”。秘密行动的大部分工作都在临时搭建的木屋里进行。
尽管这些小屋非常简陋，但它们在二战期间的很多次重要行动中都发挥了关键作用。布莱奇利公园小组破解了“哑谜机”，为推动二战的落幕提供了至为宝贵的信息来源。有人说，正是这些情报将战争进程缩短了整整3年，还有人说，它们彻底改变了战争的结果。温斯顿·丘吉尔还把布莱奇利公园称为“下了金蛋的鹅”。
现在，如果让你招募一支密码破译小组，我猜你一定想招世界顶级数学家吧？这正是小个子苏格兰人阿利斯泰尔·丹尼斯顿一开始的想法，他当时负责领导整个布莱奇利公园行动。1939年时，他雇用了当时剑桥大学国王学院27岁的艾伦·图灵（后来被公认为20世纪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和来自牛津大学布拉斯诺学院23岁的彼得·特温。随后，他还打算招入更多的数学家和逻辑学专家。
然而丹尼斯顿后来产生了一个不同的想法。他意识到，要解决一个复杂的多维问题，必须要增加团队的认知多样性。他需要一支多样性团队，而不是一支克隆人团队。就算世界上存在这么一支全由艾伦·图灵组成的克隆人团队，也无法达到目标。所以他考虑要把网撒得更宽，甚至覆盖到一些普通人觉得太不可思议或者不甚理想的人群。换句话说，丹尼斯顿意识到他需要一支能覆盖整个问题空间的团队。[12]
正如迈克尔·史密斯在《X站的秘密》中所记录的那样，丹尼斯顿招募的“新兵”中还包括：文艺复兴研究学者伦纳德·福斯特、比较语言学教授诺曼·布鲁克·乔普森、历史学家休·拉斯特和法律哲学家A.H.坎贝尔；此外，他还聘请了牛津大学教授J.R.R.托尔金。虽然托尔金在政府密码学校的伦敦总部学过一门指导课程，但他最终还是决定留在牛津。密码学的损失成就了文学界的辉煌，在战争年代里，托尔金完成了《指环王》的大部分写作。[13]
布莱奇利公园的这支团队从很多维度来看都非常多元化：他们有着不同的知识背景，大部分工作人员都是女性，尽管主要属于行政角色（布莱奇利公园也不太可能完全摆脱当时社会背景下的性别歧视问题），而且有好几位高级密码分析师都是犹太人；此外，团队成员还包含了不同宗教和不同社会背景的人士。[14]
对于破解代码而言，为什么上述的多样化元素如此重要？这难道不是纯属逻辑和数学运算问题吗？事实上，和所有复杂任务一样，解决的难点在于需要多个层次的洞察力。以后来被称为“Cillies”的难题为例：信号员一般都会用女朋友的名字或者某句脏话记录下首先跳出来的3个字母，之所以经常看到Cillies这个词，是因为首先跳出的字母是C、I和L，是一个德国女孩的名字Cillies的缩写。像这样的线索可以帮助团队缩小代码破解的范围。[15]
所以说，破解代码不仅需要理解数据，还需要理解人。“我们一直在思考一种战时心理学，如果你要给你的将军加密一条信息，而且必须在这些小窗口输上三四个字母，在这样白热化的战争当中，你最可能想到的多半是你女朋友的名字或者德语里的脏话，”一位年轻的女性破译者说道，“说起来，我可是德语脏话的专家！”[16]
招募填字游戏爱好者的目的，不外乎是想要获得覆盖整个问题空间的洞察力。乍看可能有些奇怪，为什么布莱奇利公园会这么关注《每日电讯报》的纵横填字游戏比赛。尤其是在战争期间，这可能显得有些不务正业。但他们的确是从整体角度在考察这个问题。这是一种想象力的重大飞跃，找到了纵横填字游戏与密码学之间的某种特征共性。
“无论是破解一个简单的密码，还是像布莱奇利那样的复杂破译工作，最终都是在猜词，”迈克尔·史密斯说，“填字练习同样需要发散性思维。”[17]
科学作家汤姆·奇弗斯提出过，这当中还包含了人性的因素：
纵横填字游戏是关于如何猜透对手的思考逻辑，同样，破解密码也是关于如何猜透敌人的思想。代码破译者根据加密员的不同风格逐一理解并猜透对方，就像猜字谜的人理解游戏设计者一样。比如，有人当时推测出有两个操作员的女朋友叫罗莎。[18]
所以，斯坦利·赛吉威克之所以在家门口收到那封信，并不是因为情报局要“赌一把”，也不是为了实现多样性而去刻意创造多样性。这是一种经过精密设计的多样性，目的是使集体智慧的效果最大化。“要想把不同的思想结合起来去解决一个艰深问题，这需要想象力。”迈克尔·史密斯说。他在成为记者和作家之前，也曾是一位情报官员。
换句话说，破解密码首先依赖于一个前提要求——先要破解多样性的“谜团”。如果仅仅选择拥有相似背景经历的聪明人，那操作起来就简单多了。比如挑选一些擅长密码数据分析的顶尖数学家，那会是多么容易的事情。但这些数学家未必会停下来思考敌方操作员的人性心理。布莱奇利公园的做法则不同，他们往后退了一步，认真推敲所有思考角度可能存在的盲点问题，并用睿智的方式想办法覆盖所有有用的认知区域，从而展现出了不同寻常且令人瞩目的集体智慧。
哲学家及评论家乔治·施泰纳曾将布莱奇利公园描述为“1939年至1945年，更或许是整个20世纪，英国最伟大、最杰出的组织”。比尔·邦迪，一位曾在布莱奇利工作的美国密码破译者，后来成为美国助理国务卿，他说自己从未和“如此全心投入，且拥有如此全方位技能、洞察力和想象力”的团队一起合作过。[19]
赛吉威克在收到信后，应约拜访了总参谋部尼科尔斯上校，发现后者也正是英国情报部“军情八处”的负责人。来到布莱奇利公园后，赛吉威克被安排在十号小屋工作，该组主要负责拦截气候密码。这对于皇家空军的轰炸指挥尤为重要，使他们能根据有效信息采取行动。此外，拦截气候密码还有另外一个目的：这些信息被认作是德国海军使用的“哑谜机”的原始信息来源。
破解这一密码的意义不可估量：不仅在大西洋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还帮助美国护航队成功避开潜藏着的德国U型艇，在美国和欧洲之间建立起供应链条，从而使英国获得了对持续作战至为关键的商业补给。据一位消息人士估计：仅从1942年12月到1943年1月，这一破译行动就挽回了多达75万吨的运输物资。
“就在赛吉威克逝世的前几年，我和他有过一次交谈，让我感触最深的是他的谦虚和责任感，”迈克尔·史密斯说，“战前他的工作很平凡，所以被招募到布莱奇利公园，对他来说是一个令人着迷的挑战。他告诉我，和那么优秀的团队一起完成了如此重要的使命，是他一生中最引以为傲的时光。”
就是这样一位安安静静的普通职工，在上下班的路上因为着迷于填字游戏，从而为消灭纳粹德国做出了重要贡献。斯坦利·赛吉威克就是历史上最优秀的多样性团队的成员之一。
①编者注：1英镑约合人民币8.72元。
②编者注：1英里约等于1609.3440米。
③为什么内阁不在人头税问题上投反对票？根据安东尼·金和艾弗·克鲁的说法，是因为当时的制衡机制失效了：“这项政策是在本就与外部隔绝的白厅里，以几乎全封闭的形式讨论和诞生的。”最终，该项法案在只有半数内阁成员出席﹑少数成员已事先知道议题﹑没有纸质文件面呈的情况下，在内阁草率通过。
④编者注：1克朗约合人民币0.78元。
⑤编者注：阿尔法雄性动物（Alpha Males）是指在一个生物族群中占据最高地位的领头雄性，通常对族群中的食物及交配有优先支配权。
⑥编者注：卡尔·波普（1902-1994），当代西方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研究范围甚广，涉及科学方法论、科学哲学、社会哲学、逻辑学等。他1934年完成的《科学发现的逻辑》一书标志着西方科学哲学最重要的学派——批判理性主义的形成。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