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资纠纷增多的原因及解决方案

劳资纠纷增多的原因是复杂的，既有体制性的，又有非体制性的；既有政策的滞后，又有制度的缺陷；既有历史的原因，更有现实的因素。下面，从与劳资有关的四个方面做些分析[67]：

一是非公有制企业的短视。由于雇主可利用交易中的买方主导地位压低劳动者工资的价格，同时可利用生产中的支配地位以延长劳动时间和降低劳动条件，从而获得超额利润。因此，雇主主导往往是非公有制企业劳资关系的基本特征。不过，在发达国家，由于有强大的工会、较为公平和严密的法律以及社会的全方位监督，雇主很难为所欲为。在我国，由于处于转型时期，一些法律法规尚未健全，特别是大量农村劳动力像“井喷”似地涌向沿海地区，这些民工吃苦耐劳，心里想的是“总比在家强些”，同时又缺乏组织起来的意识和能力，这就使一些企业产生了劳动力源源不断廉价的错觉。因此，许多企业不求技术进步，不思产业升级，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只是通过压低工资、延长劳动时间来降低成本，把经营风险尽可能转移到工人身上。

二是新生劳工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初进城打工的多是农村的壮年汉子，从事的主要是城里人不愿干的既苦又累的体力活，打工的目的主要是挣点钱回家养老婆孩子，而基本经济来源还是乡里的承包田。因此，他们“亦工亦农”，农闲时出门，农忙时回家；雇主给的待遇好时干久点，待遇不好时一走了之，较少同雇主发生激烈冲突。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沿海大量劳动密集型工厂的建立和第三产业的发展，进城的则多是年轻的一代打工者，他们有一定的文化，在城乡生活的巨大反差面前，他们有着对城市生活的强烈向往，他们的打工目的更多的是要圆“移民都市”的梦想。同时，一些农村土地被大量征用，打工仔一无农田，二无种田技术，只能踏上走向城市的“单行道”。传统的融入城市的途径，如上学、参军、提干等对大多数人是不现实的，唯有长期在城市工作，进而买房置业，才是较为现实的可行途径。因此，新一代打工者不愿再做潮涌潮落的“候鸟”，希望更稳定的工作，更高的收益，更良好的工作环境。这些合理要求和一些雇主落后的观念与短视的做法必然发生冲突。

三是地方政府的默许。在我国目前各地区间招商引资竞争十分激烈的情况下，沿海一些地方政府一方面怕企业外迁影响其GDP增长和财政收入增加，因而对一些雇主违背有关劳动法规，肆意侵犯劳工利益的行为装聋作哑，听之任之；另一方面，在我国现有区划体制下，各地区有各自的利益，都希望区域内垄断利益最大化，而区域内发展成本最好由别人来承担。具体到劳资关系上，由于劳工绝大多数是区域外来的，这些劳工的生老病死、技术培训等最好由劳动力输出地区负担。因此，当发生劳资纠纷时，地方政府往往是漠视劳工的合法诉求，能推则推，能压则压。这种做法一方面助长了一些雇主对待劳工的恶劣行径，另一方面则降低了政府在劳工中的影响和公信力，推动劳工走向自发的群体性抗争之路。(www.xing528.com)

四是社会反应的迟钝。在雇佣制度下，劳资关系中的劳方一般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劳资关系要达到某种均衡，必须要有保护劳工的制度安排和社会广泛的关注。改革开放之初，由于理论界还陷于对国企资本主体的虚置、管理松弛、效率低下的反思和寻求解脱的困惑中，对非公企业的一些管理措施除部分人叫好外，更多的是在观察和思考。尽管许多人已提出“如果长期让农民工保持三五百元工资，我们的社会如何全面协调发展？他们得到的劳动力报酬不能保证他们在城市生存下来，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如何实现？一支训练有素的产业大军又如何形成？中国的制造业如何才有竞争力？”等等，但总体上讲，目前理论界的重视是不够的。同时，由于种种原因，各种传媒的反应也不强烈，未引起全社会高度关注。

劳资关系的日益紧张和劳资冲突的群体性对抗走势，使我们不得不认识到，劳资纠纷将是继国企职工下岗、城郊农民失地之后的极易引发社会冲突的第二大“社会敏感点”。如果说前两个问题具有历史性、暂时性，那么，劳资关系将伴随工业化乃至市场经济始终，不可能让“时间来解决一切”，而必须着眼长远，建立全面协调双方利益关系的长效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