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制造与教育：升值的问题

不利选择与道德风险等信息问题导致市场失灵或市场运行的低效率，使市场参加者不得不借助其他方式提高市场效率，从而使由于非对称信息而瘫痪的市场能够重新运转起来。其中，制造与传播信号是最为重要的手段，而名牌与文凭是两种典型的市场信号。不难理解，正确的市场信号是对信息不完备、非对称状况的补充。

高质量产品的卖主通过向消费者提供一系列保证：质量保证书、包退、包换、包修理，以及保证质量的退一赔二等，向消费者发出产品质量信号。此外，产品长期形成的优质名牌，或著名商品牌号，如佐丹奴（服装）、松下（电器）等牌号，更属于生产者努力向消费者发送的市场信号。高质量产品通过市场信号，使其与伪造产品或“柠檬”（低质量）产品相区别。高质量产品通过市场信号，要么使低质量产品或伪造产品无法提供类似信号，要么使低质量产品或伪造产品厂商制造类似信号的成本大大高于高质量产品厂商制造信号的成本。例如，许多名牌商品都有激光防伪造标志，这使伪造厂商不具备这项技术，或者生产同类标志的成本大大超过原厂商的制造成本，以致加入这项额外成本后足以使伪造厂商在生产成本上不再占有优势。

当然，名牌厂商或高质量产品生产者制造信号增加的成本，最终将打入商品价格而由消费者承担。从消费者角度看，由于信息非对称，消费者难以确定市场商品的具体质量，但他们知道名牌产品的平均质量高于非名牌商品，也高于仿造产品。尽管不是每件名牌产品都是高质量产品，但消费者购买非名牌产品遇到低质量产品的概率要大大高于购买名牌产品遇到低质量产品的概率，而且，购买低质量产品的效用损失可能高于名牌产品与非名牌产品的市场价格之差。这样，不难理解为什么消费者往往愿意花高于非名牌产品的价格购买名牌产品。在这里，名牌产品高于非名牌产品的价格可以看作消费者在非名牌产品中搜寻高质量产品的成本。由于市场产品质量的持续离散，且消费者处于信息非对称的不利选择地位，消费者在非名牌产品中搜寻高质量产品的成本通常都是极高的。在这种环境下，消费者自然愿意购买高价格的名牌商品。当然，除经济原因外，消费者购买名牌产品还可能受社会心理因素的影响，如社会地位、经济实力等。

在产品质量不确定的市场上，市场中间商或经纪人的出现，也使非对称信息导致的市场失灵状况得到一定程度的扭转。虽然中间商或经纪人本身并不能成为产品质量的信号，但他们能够使市场信号得到强化或具体化。这些中间商或经纪人利用其专业知识鉴定或识别产品质量，通过以高价格出售高质量产品，以低价格出售低质量产品建立信誉。中间商或经纪人的商业信誉一旦建立，就能使买卖双方由于信息非对称产生的市场不利状况得到改善：一方面，高质量产品的卖主可以通过经纪人按合理价格出售其产品，且为此而支付给经纪人的佣金低于卖主在非对称市场上直接出售该产品蒙受的效用损失；另一方面，希望购买高质量产品的买主，通过经纪人以可接受价格买到高质量产品，且为此而支付给经纪人的佣金也低于买主在非对称市场上搜寻高质量产品的成本。(www.xing528.com)

以上是对产品名牌作为信号的分析。下面讨论文凭（接受教育的水平）作为劳动者生产率信号的特征。教育的传统经济理论认为，作为“人力资本”的教育增加了个人的生产能力，因而相应地增加了个人的市场价值，即教育使学生获得了认知能力；同时，教育工作者在从事教育活动之前已经认识到教育的社会化过程，因而明显或不明显地使学生获得完成指定任务、合作与进取等技能。因此，教育能够带来更高生产率的技能。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某些社会学研究成果表明，毕业文凭基本上只是一种不完备的衡量工作能力的尺度，而不是拥有技能的证据。

经济学的教育甄别理论认为，较高的教育水平对于获得更好的经济结果并没有太大帮助，它既不能增加认知能力，也不会增加社会化程度。相反，教育仅作为一种甄别手段发挥过滤作用，将具备不同生产率的个人加以分类，从而向雇主传递信号。或者说，大学教育就像一个双层过滤器，一方面对进入与没有进入大学的社会成员进行挑选，另一方面甄别通过或没有通过大学教育的社会成员。雇主有理由相信经过双层过滤的社会成员的生产率要高于没有经过双层过滤的社会成员。尽管作为过滤器的高等教育可能并没有提高社会成员的生产能力，但是，通过双层过滤本身就向雇主提供了社会成员所具备的其他方面信号，如教育基础、智商、求知欲望与方法、其他综合素质与修养等。可见，教育的过滤理论或识别理论与人力资本理论并不相同，也不完全相反。从雇主的角度分析，被文凭证明了更具备价值的个人也就更有价值，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生产函数。因此，从个人观点来看，教育的过滤作用同时也是增加生产率的作用。

雇主将教育水平或文凭作为社会成员生产率的信号，从而在社会体制内部形成制造这种信号的恒定刺激。当个人面临选择是否接受基本教育时，受到高中教育与初中教育水平在报酬与就业机会方面巨大差别的刺激，因而一般愿意支付相应成本（包括直接成本如学费、书费等，以及机会成本如放弃就业收入等）而选择接受高中教育。进一步说，当个人高中毕业面临是否接受大学教育的选择时，高等教育竞争机制使个人的选择受到更大的约束。假如个人可以直接升入大学，那么，他获得大学文凭的成本—收益分析将变得十分重要。分析认为，就个人的长期效用而言，接受大学教育是值得的。通过大学文凭的信号，个人能够获得高水平的工资，并且得到较高社会职位等直接或间接的总体效用。最终，个人借助信号获得的长期的总体正效用最终大于制造信号（接受教育）过程中承担的总体负效用。